最近出版了两部以“波斯帝国史”为题的中译本,伊朗本土的这部《波斯帝国史》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书有意地反“东方学”,自从希罗多德《历史》和色诺芬《长征记》以来,如作者所说,“西方历史学家不自觉地继承了始自哈沙亚尔沙和亚历山大时期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对伊朗人民怀有病态的恐惧”,因此这部书的写作目的,即在于忠于史实地对民族史作出不带偏见的评价。与其说这是对伊斯兰化之前的伊朗史的“反西化”,不如说是一种“去希腊化”。我们在奥尔斯特德书中看到他认为波斯古帝国(指阿美契尼德王朝)后期雇佣希腊士兵和文化顾问,乃是一种希腊化的表现,而扎林库伯书中则说:“伊朗希腊化的进程虽然在阿什康尼王朝初期,在一段时间内仍在继续,但总的看来,没有深度,而且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页217)并且向读者强调,不仅有波斯的希腊化,也有希腊世界的波斯化,亚历山大和他的师父亚里士多德都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全书随处可见贯彻作者这一宗旨的语句,比如“赛琉古王朝的统治者们与各东方民族的女人的婚姻并未能使伊朗人不把他们的后人视为异族人”(页238);“并不像有些西方学者所想象的,希腊化的过程仅仅是希腊哲学融入东方观念的过程。希腊人的思维和仪礼影响了东方人的思想,东方的仪礼也影响了希腊人的思想。这是东方和西方的‘联姻’”(页255);“希腊精神的最后体现,如皮隆(引者注:一般多译作皮浪)的学说、芝诺的学说、伊壁鸠鲁的学说,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东方的影响”(页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