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
世之为病有二，曰人为之病，曰天运之病。人为之病，戾气所锺，所谓自作之孽，不可活，惟有权者能医之。天运之病，协气可逭，所谓天作孽，犹可为，惟有道者能医之。然而天运亦转移于人事，消戾气于未萌之先，则天运亦应之。天运通，则元气通；元气通，则大化通；斯道乃大通而不穷也。在上之君子，则平地成天，于物一无所遗；在下之君子。则立人达人，于物亦大有所济，以道医世，不因世废道也。[36]
一得对此，信奉甚笃。后得此书详善本，又节录《三尼医世界功诀》，均加以注疏，并附自撰《三尼医世说述管窥》，一并刊印行世。
内丹家深信，人经由内炼功夫，能使自己的神气“逆行”而返于先天之一气，超越生死，与太虚同在。此即所谓人能胜天。然而闵一得的“人能胜天”观念，则更进一步，着眼处由小我而及于大我，由一己的神气而及于天地之气运。曰：
学者要知三才之出，出自太极，两大与人，同秉一道，而两大以无心为体，我人以有心为用。原夫造化以无心寄之两大，而以有心寄于人者，以我人处其中耳。故凡造化之挽回，世运之升降，天地总其成而已也。盖此升降，乃顺气化。世有盛衰，运失其道，运道之权，权在乎人，不在两大。人能法道，道法自然者，人能静体气机之来，不及者补之，有过者损之。凡夫刚柔强懦温凉燥润滞放等等机来，总以致得中和，无有偏胜，则生杀当而进退宜。以之理运则运亨，以之理丹则丹结，斯不负道付人掌之职。天地赖以位，万物赖以育。以有此理，故人亦得称才，而与两大并列为三。

人之所以能如此，以其有心，“在道曰道心，在佛曰佛心，在儒曰天心，原非指夫肉团之心也。肉团之心，但能生血而已”。同时又须知：“人定胜天之天，是后天非先天。谓道逆行者，非逆其道，乃逆返归元。按即《左传》‘逆女之逆’也。”[37]
其中机括，在于“感应”两字：
夫此一气，生自太极，本无出入，何有去来？皆因人感而应，气无存心者。致运盛衰，感有偏胜耳，气不任其咎也。至人知之，立身于无，审心于虚，世人心感不可测，而天气之应，自必动现于虚际者。至人乃于机兆兆时，或生或杀，必有端倪，静审自得，乃为挽回于兆初，当迎当遏，绝不费力。世未之知，而我道冥全。是犹人寂省心，念起必觉，乃于兆际，或听或否，皆得自主，何待念行，始为拂遏哉？盖以身乃气也，念动则气应，其捷如响。推之天人应感之速，亦如是者。应感而囘，是之为胜。[38]
其大意主要有三点。一是“身乃气”,亦即日本学者石田秀实所谓人的身体犹如液体，乃流动之物。身体如此，精神亦然，二者绝非截然相异。[39]因此，人的身体并非与外界之气际限分明，绝对独立，而是与外气处于不断的感应之中。二是感应有偏胜，故气运有盛衰，而气运之成，非旦夕之故，而是由微而着，所谓“或生或杀，必有端倪”（按：此即船山所乐道的“几”）。三是感应甚速，如《易·系辞传》引“子曰”所谓：“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因此，人若能以自己的善念与气机相感应，便能“拂遏”恶兆或杀机于“兆初”，成“医世之功”。具体的操作步骤，则是“三尼医世功诀”。遵此功诀而行，便能“即身以医世，不费一钱，不劳丝力”，而有“位育天地”的实际效验。
一得以为，此一“医世大道”乃“圣人脚踏实地之大学问，是至道，非法力”；入手第一步为开玄关，“所事不外性命，而有德功并臻之验，是丹道之无上上乘”。解释说：
其中作用，以头为天，以绛阙为都会，以坤腹为闾阎。诀中至诀，意迎无极真气，降注腹心，透脊达背，以得心清气恬、遍体充和为宗旨。不计岁月，日行三次，功验不之间。盖以此宗，乃无上大乘心学。按即中庸大道，而以事清则迎干，事和则迎坤，以此二气，致之中和者也。是为寓德于道之实学云。[40]

此处所言，显然是内丹家调息之术。一得对其效验，深信不疑，以为“如是体调而身安，身安而国治，功效捷如响。一经参破，即圣门赞育化功，并非谈玄说妙”。[41]
《三尼医世说述·序》引吕祖师降坛“诫谕”曰：“气之用，阳为德，阴为刑，动于私，即入于阴。中正慈祥则为德，邪忒凶暴则为刑。苟非利物济人之心，而欲以吾气引动乾坤之气，则刑气所召，间不容发，天魔应之，天神殛之，其祸甚速，自取灭亡，历劫不赦，悔不可追。”一得因此强调：“学道者，正心为第一要义。”[42]易言之，若心术不正，源头处已差，其后种种功夫，只能是假寇兵赍盗粮。在这一方面，三教并无二致，皆以性命为教。《三尼医世说述》有陶太定原序，谓“真一为生天生地之始，体万有而空万有”，亦即“无极”。所谓无，即是“无隔阂”，“无罣碍”，“极灵极明”，“能屈能伸”。“人物得其灵明之理而为性，得其屈伸之气而为命。万物皆在性命之中，性命皆在真一之中。”因此可说：“性命之外无道，性命之外无教，三教同出于一也。”三教之别，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即“儒尽性以立命，释见性而度命，道成性以复命”。而三家“功用之极，则皆无远勿届，流行于四大部洲，而无所底止”。到此地步，三家无别，“皆无为而济世”也。人与我，既皆在同一性命之中，故形虽隔而气可通，“气通则性命通”。“极之，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一气呼吸之所运。道在我则我为之宰。”此道即所谓真一之道，其量至为广大，旨在成己成物，绝不作自了汉，故“遗世独立，不可以言道”。此即“医世”说之所由来。[43]按：如此宗旨，与前述王船山“相天”之道，试问有何根本之异？
医世说的功夫，分为六步。下手第一部为“先闭目，意敛目神，向脑一注”。目的是存守真一之性、真元之气，因为“脑为髓海，又为天性都会府，犹天上之有玉清胜境，其境至清”。头顶则是“三元聚会之所，上接三天真一。向顶注之，真一感通，真元汇注”；其时若“得见红黄星点，若雨洒下”，乃功候之验。[44]第二步则是“引干气下通”。“阙盆下通于腹，腹为阴，引干阳下注，以决阴也。”“以清虚恬淡，一尘不染，得失有无，不稍粘滞”为得法。“此步中，必现有纷纭景象”，“若稍滞稍扰”，为害不浅。故当体会“游”字、“闲”字。[45]第三步分午、未、申、酉、戌、亥六时。运值正午，乃“一阴初生之候”，宜“勒照”；运值未正，为“正本清源”；运值申正，为“植培”；运值酉正，为“致新”；

运至戌、亥，“劫运多艰”，在《易》卦乃屯、蒙，“贵息养元气”，“居贞”以“养正”。此六时，“皆迎一迎干之所贯注”。[46]第四步，于卦为复，“刚长而阴顺之”，乃“明良之际会”，所谓“别有妙用，不外忠贞”。“忠则表里如一，贞则夙夜非懈，是以能充满其肃肃雍雍之气”；君臣皆在一气之中，天下亦皆在一气之中。[47]第五步于卦为临，所谓“悦而顺，刚中而应”。“行到此步，益宜人我两忘，任此乾坤正气，氤如氲如，有弥天盖地气象”。[48]第六步于卦为泰，乃“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的境界。“功到此际”，当“加迎真一，下照万方，继而坤元以抚之，干元以一之”。于是“物产繁衍，民行淳驯”。[49]闵一得对此总结说，其诀“以得合真一为本”，而其功用之始，则在“胎息”。[50]

一得又指出，入手内炼之时，“现黑白，见升沈，是为消息”，“乃是真元”而非“真一”；若有心想象此等“消息”，“便落幻妄”，因内炼者，“以得见真一为宗”也。“真一者，持之不得，体之则存。”至于真元，则当“有一以持之”。一气之清浊升降，“非无神以宰之也”。此主宰者，即是天心，亦即真一。一得解释说，真一与真元，“是一非一，是二非二“。”离气而言“，谓之真一；“合气而言”，则曰真元。（按：二者相当于理学中的理与气，不即而又不离。）易言之，“天心之气曰真元，真元之宰曰真一。”就一气变化形成万物而言，则又可说：“生清浊者真元”，“妙清浊者真一”。天之真一（天心）无形可见，赋于人即有形，此即人心，为人之真一。人与天地万物，既然皆在一气氤氲之中，则人之为善还是作恶，自能影响及于两间之气化，或致祥，或致殃。由此便可说：“致殃致祥之柄，乃人自操之而天随之。”人于就有了“转移造化之力”。一般人浑浑噩噩，“听其纵欲，则从逆而凶”。欲消除天地间之“戾气”，于是端有赖于“转之移之之人”，使“一气转而人心皆转，人心转而天心亦转”。其下手功夫乃是以一己之心迎真一（“藉心迎一”），又以此真一为主宰，培养真元之气（“藉一敕元”）。此即所谓“天以真一真元铸有形，吾以真一真元培有形，令各安泰。是曰医世，是性命之学”。[53]

“心乃至灵之物，必凭一念以定”，故须有“志之定力”以治心。其法不外“刚健中正”四字；至于如何刚健中正，心自能“了了”，因心有“天赋之性在焉”，性即是“天心”。此理既明，“则存养有方，而中有把握”。先使“心体大明”，即能“辨气机之先后”，而后“虔奉玉经”之所教，使“气质自化”，七情皆归于“一性之正”。“于是用志不分，以之医世，出神入化。”其效验是：“近则一家一村，远则一郡一县，推其极则四大部洲，无不调摄于此方寸之中。消其灾殄，则无水火刀兵虫蝗疫疠；正其趋向，则俗无不化，人无不新，民安物阜，熙熙然如登春台。”个中关键，在于人之气乃“天地二气之枢纽”，故能“运天地之气”。若“性命之功未圆，则气不尽”；“性命之功既圆”，即“天仙亦让其权于人”。“人之所以为三才之一”者，正在于此。[54]
一得记述其亲身体验，说道：
方其由心注顶，由顶达胸，奉元首而启乃心，明良之象也。及其由胸达腹，奉天心以骘下民，康济之事也。以一身言之，则为通理督任之法。继由下极，穿尾闾，循夹脊，透玉枕，上昆仑，驻泥丸，天雷一震，甘露霈洒，五脏清凉。斯时任督已交，天气降而地气升，煦妪发育，含宏光大，品物咸亨，上下成泰，朝野不隔，而民亲其上，是实其腹而藏富于民也。地不爱寳，上达天庭，膏泽洋溢，复下华池，驻护绛宫者，下流上通，所以致雍熙也。从而坤干并迎，绵绵照注，俗化民新，漪漪盛哉！

要而言之，一身之气由心注顶，由顶达胸，达腹，继而一路下行，使任、督二脉相交，所谓“天气降而地气升”，通身周流，于是功成矣。可用二字概括，即“存”与“通”。所谓存，即以意念注想而存真元之气。久之各窍皆通，上下不隔。一得以为，此即《道德经》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之验，亦即孟子论浩然之气所谓“直养而无害”之义。所养者，即是“真一”。[55]
至于孟子所谓“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接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则一得以为，尚未易达到。嘉庆十八年夏至，一得功法更进，有了另一番体验。记述说，内炼之时，“但趺其足，直其体，虚其心志，平其气机，安守下极。既觉充和，渐热若灸，安守如故。觉此暖气，腾腾向后，寂守勿助。又久之，乃觉下极宽广，气机无稍阻塞，知已透关欲上矣。”所谓关，即是尾闾。而后“微用下翘上耸之法，随机纵任之，便觉脊背非背，旷若通衢，平衍上跻，绵亘数十里”，步骑纷纷，冠盖云集，“有万国珙球，趋赴神京之象”。此时“忽见白虹一道，起自北海，肃肃有声，直趋峻岭而南”。一得的元神，即尾随而去，则“见山顶极平旷，中峙殿宇，金璧辉煌，精曜华烛，别有天地”。以为此即“道家所谓昆仑，内典所谓兜率，实人身之元首也”。“不敢顾恋”，忽见天南一道明亮的赤气，砰然一震，“与白虹相击“，合成长桥。桥上“羽葆旌幢。往来杂沓”，一片天乐之声。“不敢倾听，又见星冠羽衣，仙禽神兽”，“弥漫空际”。此时“心怦怦欲动，凝神强定”，倏忽间寂静无声，一片黑暗。“心又稍动，且有虎啸猿啼之扰”，便设法镇静。“久之，大声忽起，疾若霹雳”，知此乃是“剥复机关”，即“息心候之”。“略有甘露霈注”，遍体作旃檀香气。“寂然不动，光明顿开”，只见“沃野千里，城雉环列，气象壮丽”。知此正是佛典所谓帝释天，道经所谓鄞鄂，于是肃然起敬，“果见天神下降，舆卫庄严”，即将身俯伏，“存迎真一”。不久，“忽觉身随云逝，远离阊阖，囘视天宫，五彩眩目，俯见大地如棋局”。此时但觉众庶已非众庶，“直是一我所分现”，“众庶之悲愉忻戚”，一切与我相通，毫无隔阂，犹如亲尝。“此即融万为一，物我无分之真境也。”可惜“尔时未及加迎真一”，只是“陶镕于林林总总”所见景象之中，“遂入浑穆”。久而久之，“元神出定，吾身趺坐如初，而颜色顿变，忽成少年，须发皆变白成黑”。（按：是时一得年五十有五。）一得以所历之境叩之吕祖。吕祖答曰：“能行之不怠，必有证验。”[56]
一得就此说道，此医世之书，“离世以治身，原可成仙”，更能“即一身包罗一世以医之”，致使身世二者，“皆有功以证果”，实乃一举两得。而用功夫之际，“凡情凡绪，与妄觉妄知”，必须一概空而净之，以“迎存”“干元坤元之真一”。惟有得了真一，方能“个中有主，措施无偏胜”，是为“医世之纲领”。其结果是：“一得久寓之乡，春花重放于秋季”，非止一二次、三四次而已。“如金盖之云巢，姑苏之大德庵、莲花庵、葆元善堂，禹航之天住观、半持庵，武林之寂宁阁，上海之小蓬莱”，杏、桃、玉兰、紫荆、木笔、木瓜、西府海棠之类，皆“秋令作花”。嘉庆十六至十八年，“金盖之花木尤盛”。又，“吴沈门桑椹，重实于小春者”，十年中亦有七载。金盖更有老翁，年已七十，“有神相断其寿数终于是年之腊”，然而服食了树上的“冬实”，骤然变强健，“身轻如飞”。若以此冬实配于药方中，“治病无不立愈”。一得认为，凡此种种神迹，都是即身医世的功效。嘉庆二十一年冬至，吕祖指示说，此等事虽不足异，“然亦足为迎元之一证”。又告诫说，切不可半途而废，“谬云有待”，而当“密迎真一以医世”，使“宵小潜伏，天下太平”，其功德无可限量。[57]
要而言之，遵此吕祖师功诀而行，既能使自己成仙，又能使天下太平，即身而可以医世。闵一得对此，笃信而力行。明清间儒、道合一、兼融三教之风，于此可见。而其依据，则在内丹之术，我派大宗师闵一得，足为典型。然而二人于相同之中，自有其殊异。船山对于成仙之类，以为绝对荒谬，是私意之尤，所深信而不疑者，乃是“天地之气可至者，神气皆可至，而变化在我也”[58]；以为圣人在生之时，虽或能御两间之气以感物，从而消弭偏戾，然而就士君子而言，最要者乃在使一己的神气死后还归太虚，不失原初的清纯，以为功于天下后世。可见儒、道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