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刺激
　　应该承认，我不是一个天生就有教育情怀的人。我之关心教育和形成自己对教育的认识，主要是因为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对我造成的强刺激。可以这么说，虽然很多人都在批判当下的中国基础教育，但对其弊端，我可能是体会和感受最深刻的人之一。
　　我出生在农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中学。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愤于社会某些方面的不公，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法官，去主持正义，因此，高考时我报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但因为考得好了一点（据说还是什么状元），我进了北大历史系。虽然不是第一志愿，但北大的名气毕竟要比中国政法大学响亮得多，而成为一个学术大师或者是思想家也就在上大学一段时间之后逐渐地成为我新的理想。
　　当时我的同桌对我说：“你应付考试那么厉害，要是当老师，肯定能教出很多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如果我愿意去搞应试，很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的几个在高考中大败的同学就因听过我传授的应考诀窍而豁然开朗，纷纷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个竟然在复读一年之后差点考了我们县的状元。我也确实作过这样的设想：如果去搞应试，我能不能创造出一个班大部分学生都考上名牌大学的奇迹呢？
　　我上北大的第一年是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训。虽还没见识真正的北大，但我已经受到很大震动，因为突然间我觉得自己的优势不仅全没了，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很无知，很无能。——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踢足球！同寝室的北京同学听的唱的英文歌曲和摇滚我根本就闻所未闻；他们还看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小说，但这些人的名字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当时我甚至连看还看不懂。这时我才发现，他们的见识远在我之上。我被应试教育教傻了！虽然在高中时，我是同学们中公认的比较喜欢读课外书，知识也比较渊博的人，不是一天到黑蒙头读死书的人，但大城市和农村，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的环境差异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这些都不是我自己所能左右的，除非我有幸在中学时碰到郭初阳（杭州外国语学校一个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我的好朋友）或者像现在的我这样的老师，但这样的几率几乎等于零！
　　眼界一旦打开，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考了什么状元的分数实在没什么意义，能够背诵死板僵化的教科书上的教条，能够做一些低层次且并无实际意义的题目又能算什么呢？所以，在教书以后，我居然对自己考取省理科状元的学生毫无印象。我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状元算个啥？爱因斯坦是什么状元吗？鲁迅是什么状元吗？状元管什么用！”很多时候，有人说我是状元我就感到羞愧，因为我觉得自己觉悟得太迟了。
　　实际上，在军训的时候这种差距感还不是特别明显，回到北大后我才真正地傻眼了：这里有国际马拉松冠军，有全国围棋、田径和乒乓球比赛的冠军；有父母是大学教授从小家学渊源读书很多的人；有能独立举行舞蹈和钢琴专场演出的学生……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社团活动、组织晚会也没我的份，因为大城市和重点中学来的学生这方面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我真的发现自己一无是处，发现自己中小学十二年的读书生涯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回到家是我们中学的骄傲（我是我们中学建校一来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家人的骄傲，亲戚的骄傲，乡亲的骄傲；回到北大我却感到非常自卑。
　　我是一个极其好强和自负的人，当感觉到评判标准变化，分数并无实际意义之后，我不是实行鸵鸟政策进行自我保护，而是在看清和承认自己被剥得精光、一无所有的现实之后知耻后勇，开始拼命地学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大学四年我只做了两件事情：看书和踢足球。但是请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看书需要时间，你十九岁进北大，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已经浪费了，除了认识几千个汉字，能背几千个英语单词，你还懂什么？其次，不仅是时间问题，某些东西必须在适当的阶段接触和学习。一旦错过最恰当的时间，你就再也补不起来了，补起来也还是有一个疤！最后，从同学间的比较来看，与那些生长在大城市，容易得到好书的同学，与那些家学渊源的同学，与那些中学时代遇到过好老师的同学相比，你很难再追得上了！你在努力，你在看书，别人难道就成天玩着坐着等你追赶吗？
　　因为痛感差距太大，因为陡然打开一个知识和思想的大世界之后的强烈的紧迫感，我没法以一种从容的心境把这些书读透，而是以一种狼吞虎咽的方式，以一种可怕的速度进行恶补。在短短的四年时间之内我浏览了诸子百家，饱读了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还有《全唐诗》《剑桥中国史》，以及李泽厚、冯友兰的思想哲学史等等大量的书籍。但这样的速度能读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