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帕提亚王国是希腊化时期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由当地的阿尔萨息家族在塞琉古王国东部领土的基础上建立而成。帕提亚王朝长期与希腊—马其顿人为敌，却宣称自己是希腊文化的爱好者、希腊人之友(Philhellene)。这一貌似矛盾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根本原因在于，帕提亚囿于自身文化的落后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难以避免境内希腊化文化遗产和周边希腊化世界的强大影响，建国初期尤其如此。为了安抚、笼络境内外的希腊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帕提亚王朝不得不在文化上作出妥协，“爱希腊”既是一种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宣传，也是他们对希腊化文化坦然接受并为己所用的真情表白。随着希腊化世界不复存在和罗马人到来，“爱希腊”这一口号逐渐流于形式，成为不再具有实际意义的符号。
关 键 词：
帕提亚 “爱希腊” 米特里达梯一世 塞琉西亚
作者简介：
杨巨平，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西方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建国之初的帕提亚社会仍然具有明显的原始部落制遗风和游牧民族特征。王权已经确立，但受到所谓“人民阶层”(the order of the people)或“议事会成员”(a class of councilors)的制约。(19)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宫廷议事会由王族成员、贤人(the wise men)、祭司(Magi)阶层组成，国王从他们之中产生。(20)估计是王族提供国王人选，由贵族和祭司集团选举确认。这显然是部落民主制的残存。帕提亚人是马背上的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还比较原始，民风粗犷强悍，尚武好战。(21)这些特征无疑与它的游牧民族传统有关。斯特拉波在分析帕提亚帝国建立的原因时，特别提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习俗中所包含的诸多蛮族和斯基泰人因素。(22)总之，在古典作家的眼里，阿尔萨息一世之时的帕提亚人仍然属于未开化的“蛮族”。但他们所面临的和即将统治的，却是一个既有深厚悠久的东方文化传统，又被来自东地中海的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了一至两个世纪的新世界。
　　从表面上看，这个世界的统治框架似乎与以前的波斯帝国没有太大区别，仍然实行行省制，中央和地方只不过换了主人而已。然而实际上，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除了流行于境内的通用希腊语和希腊式钱币之外，最触目可及的就是散布各地的希腊式城市和移民地。相对于当地广袤的原野和众多的乡村，它们犹如沙漠中的绿洲而已。由于这些新城市的主体居民是希腊—马其顿人，它们自然也就成了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据罗马史家阿庇安记载，仅塞琉古一世就建立了34个分别以他的父母、自己和王后命名的城市，其中有16个安条克(Antioch)、5个劳狄凯亚(Laodicea)、9个塞琉西亚(Seleucia)、3个阿帕米亚(Apamea)、1个斯特拉东尼凯亚(Stratonicea)。(23)另外，他还建立或重建了若干城市，以希腊、马其顿的地名而命名，或为了纪念他的胜利和亚历山大而命名。这种城市共有25个，主要分布在叙利亚、上亚细亚(upper Asia)地区、帕提亚本土，甚至远到印度、斯基泰地区，仅在帕提亚行省就有5个。(24)加上亚历山大时期和塞琉古一世之后其他国王建立的城市，这些城市当有上百个之多。(25)它们大都在后来的帕提亚帝国范围之内，即使一部分城市由于希腊—马其顿人的撤离而消失，但遗留的希腊人城市为数不少，据说至少有70个，(26)其中著名的有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苏萨的塞琉西亚(Seleucia-Eulaeus)、苏西亚那的塞琉西亚(Seleucia-Hedyphon, Susiana)、波西斯的安条克(Antioch-Persis)、马尔基亚那的安条克(Antioch-Margiana，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以东39公里)、拉盖(Rhagae，今伊朗德黑兰附近)、“里海之门”(the Caspian Gate)附近的百门城(Hecatompylos)，等等。如何对待这些希腊人城市，成了帕提亚王国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从现有材料看，帕提亚不仅没有毁灭这些城市，反而对其加以利用，保留其自治权，而且还曾把其中一些重要城市作为王室的驻跸地或都城，如拉盖、百门城、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等。这几个城市的建立者或重建命名者都是塞琉古一世(约前312—前281年在位)。拉盖改名为欧罗普斯(Europus)，后来帕提亚人将其重建，命名为阿尔萨西亚(Arsacia)。(27)百门城位于帕提亚本土，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处于交通要道，周围地区的道路交汇于此。(28)塞琉西亚曾作为塞琉古王国的都城，虽然该王国后来在叙利亚另建了新都安条克，但前者仍具有东部首府的地位，是塞琉古王国东部地区行政管理的中心。这些希腊式城市的存在，意味着大量希腊人不仅生活在帕提亚帝国境内，而且依然保留了其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可见，塞琉古王国从东部地区的退却，并不表明希腊人的全部离去和希腊化文化影响的衰竭，帕提亚的扩张反而将自己从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带入了它的腹地。面对这个世界，刚刚脱离游牧部落文化阶段的帕提亚人，大概除了接受其政治和文化遗产之外别无选择。这与他们以塞琉古王朝的继承人身份来统治这个世界的意图显然是吻合的。

虽然帕提亚人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的真正接触始于亚历山大时期，但两个民族早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已经彼此知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入侵希腊的大军中，就有帕提亚人参与其中。(29)可能还有一位名为阿尔萨息(Arsaces, captains of the horse)的骑兵统帅在希腊阵亡。(30)此人与后来在帕提亚建国的阿尔萨息同名，不能说仅仅是一种巧合。二者有无族源关系，值得考虑。公元前331年高加米拉战役时，帕提亚人站在波斯一方参战。此后，帕提亚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个行省。亚历山大先后任命帕提亚人阿明那斯皮斯(Amminaspes)、波斯人弗拉塔佛涅斯(Phataphernes)为帕提亚的总督。(31)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多次划分辖地，帕提亚的总督也几易其人，公元前321—前318年总督是一位名为菲利普(Philip)的马其顿人，其后是大将佩松(Peison)的弟弟欧达马斯(Eudamas)。两年后，帕提亚归于巴克特里亚总督管辖，但后来又分而治之。安德拉戈拉斯是塞琉古王国在帕提亚的最后一位总督，大约公元前247—前245年间宣告独立。此时塞琉古二世与其兄弟“强夺者”安条克(Antiochus Hierax, the Grabber)陷入王位之争(约前240—前236)，无力东顾。阿尔萨息乘虚而入，前238年杀死安德拉戈拉斯，并很快夺取西邻赫卡尼亚。他还与巴克特里亚的狄奥多托斯之子结盟，打败了前来征讨的塞琉古二世。(32)虽然此后帕提亚曾遭受过安条克三世的大规模讨伐(前209/208)，也一度表示作为藩属归顺，但它的崛起已成必然之势。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原来塞琉古王国的大部分领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在内，已经归帕提亚所有，其都城先迁至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城，后来又在河对岸建立新都泰西封(Ctesiphon)，表明统治重心的东移。自此，帕提亚帝国的疆域大致确定，东抵巴克特里亚，(33)西达幼发拉底河，北到里海，南濒波斯湾，成为雄踞西亚、中亚的大帝国。(34)以后的辖地虽有所变化，但大致在此范围之内，直到公元224/226年被萨珊波斯取代。这一点从中国的记载也可看出，其中提到的安息，学界公认即帕提亚。

二、帕提亚帝国对希腊化文化遗产的接受
　　根据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的记载，帕提亚帝国有18个王国(省区)，分布在里海至红海之间。其中11个属于上王国或上省地区(the Upper kingdoms, the Higher provinces)，从亚美尼亚边界至里海沿岸、斯基泰人之地，其余7个属于下王国或下省(the Lower kingdoms, the Lower provinces)。(42)这些省区在历史上往往是一个地理、人文环境相对独特的民族或部族所在地。与以前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一样，帕提亚实行比较松散的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体制。(43)中央政权君临天下，委派总督管理地方。他们需要的是倾心归附，而非形式上的划一。对于希腊人城市，他们采取攻心为上的特殊策略，在对方表示臣服的前提下，允许其保持原来的自治地位，甚至允许个别城市拥有铸币权。(44)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就是一个典型，它不仅可以自行铸币，而且直到塔西佗(公元56—117)时代，都保持着自治传统。城中有依据个人才能或财产选举产生的300人元老院，(45)有享有特权的所谓“人民”，二者合作管理城市。但在元老院与“人民”发生冲突时，国王往往会借机介入。(46)老普林尼记载说：塞琉西亚的人口达60万，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城市，仍然保持着马其顿人的生活方式。(47)

帕提亚钱币也是在希腊式钱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帕提亚最初几位国王的钱币，虽然采用了此类钱币的基本式样，圆形，正面为国王无须头像，反面有希腊语铭文，但还保留了帕提亚游牧民族的特征。例如，正面的国王头戴斜顶有护脸的皮风帽(bashlyk)，反面一人身披斗篷，戴同样的风帽，持弓，坐在一个无背座椅上，旁边有开国国王阿尔萨息的名字AP∑AKO。这个弓箭手应是国王无疑。这是对帕提亚人以弓箭为主要武器的反映，也是其尚武好战的象征。从米特里达梯一世开始，帕提亚的钱币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正面的国王开始像希腊化君主一样，头上系上了表示王权的头带，反面弓箭手的座椅也恢复为阿波罗神庙的肚脐石。希腊的神只如胜利女神尼克、命运女神提刻(Tyche)、骑马并行的狄奥斯库里兄弟(Dioscuri)、太阳神阿波罗，以及其他的象征性形象，如马、大象、蜜蜂等，都出现在米特里达梯一世的钱币上。公元前141年之后，米特里达梯一世利用塞琉西亚的造币场，发行较为纯粹的希腊式钱币。正面，国王系头带，面右，反面是裸体站立的赫拉克勒斯或王座上的宙斯。国王自我标榜的名号、赞语也开始在钱币上大量出现，“Philhellene”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此后国王的头像有向波斯式王冠(tiara)发展的趋向，反面弓箭手(国王)也有回归王座的现象(始于米特里达梯二世，前123—前91年)，但希腊语铭文的主导地位却没有改变。(67)从米特里达梯一世起，帕提亚人开始将塞琉古王朝的纪年(以公元前312年10月塞琉古一世重返巴比伦为始)用缩写的铭文置于钱币上。这是他们以塞琉古王朝继承者自居的标志。帕提亚的钱币大多为银币，与塞琉古、巴克特里亚王国相似。司马迁记其“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68)反映了帕提亚钱币真实的一面。

在帕提亚人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同时，那些先前由希腊人建立或改造的城市也开始对帕提亚人的艺术创新作出回应。在这些城市遗址中，既可以看到爱奥尼亚式(哈特拉、廓尔赫)、科林斯式柱头(尼尼微)，赫拉克勒斯(尼尼微)、赫尔墨斯(尼尼微)、命运女神提刻(杜拉·欧罗普)的雕像，也可以看到帕提亚式的正面人物形象，拱形建筑及穹顶式厅堂“iwan”(eyvan)，特别是嵌置于墙体上的灰泥塑像。(75)这些都显示了帕提亚艺术的多元因素特征。(76)
　　根据帕提亚艺术自身的演变，学术界通常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希腊化或者至少是受希腊化深刻影响的阶段；其二是有自己强烈个性、独特风格的阶段。也有学者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进口的”希腊艺术时期，即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统治时期；其次是“希腊—伊朗”艺术时期，这是希腊化王国衰落之后当地人的王朝不断取得权力的时期；最后是完美的“帕提亚艺术”时期，即公元1世纪以后，这一时期相当于上文所说的第二阶段。(77)两种分期虽然稍有不同，但都强调了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帕提亚人对它的接受和创新。从现有资料看，希腊化文化对帕提亚艺术的影响贯穿始终，只是因时、因地而程度不同而已，实际上经历了由“希腊—伊朗”艺术向“伊朗—希腊(罗马)”艺术的转变，大致可将公元前后视为转折点。

三、帕提亚王朝“爱希腊”情结的由来与实质
　　从以上考察可见，帕提亚人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确实有着不解之缘。正如罗马诗人贺拉西所感叹的，他们可以在军事上征服希腊人，最终却被希腊文化所俘虏。(78)阿尔萨息部落与希腊化世界在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反差，使得他们在取代希腊—马其顿人政治统治的同时，不得不向先进的希腊化文化遗产甘拜下风。“爱希腊”正是帕提亚王朝在面对这一政治、文化困境时欲拒还迎、爱恨交集心态的反映。
　　从帕提亚的发展轨迹和统治基础来看，该王朝的“爱希腊情结”并非一日形成，也非一成不变，其变化的动力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说出于政治动机的“爱希腊”始于帝国形成之后，文化上的“爱希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启动。

建国之初，面对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的政治和文化遗产，帕提亚王朝别无选择。武力固然可以很快夺得天下，但要在东、西、北三面强敌压境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内部稳定就极为重要。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其中包括对多元文化的接受和包容。从钱币图案、建筑结构和服饰来看，帕提亚人确实在竭力维护自己民族的特色。初期的钱币虽然采用了希腊化的式样，但努力加入了本民族的元素。例如，正面国王的斜顶皮帽、反面弓箭手的服饰和所持的弓，都体现了帕提亚作为游牧民族的特征。老尼萨的整体建筑布局、宫殿房屋的构造，显然也是当地的风格。即便那些具有希腊造型艺术特征的柱头、雕塑，也都融入了一定的东方因素。这些所谓的科林斯式、爱奥尼亚式柱头只是一种改造后的模仿，一些塑像的外观包括面孔、身材、衣饰清晰地显示出帕提亚人的特征。形似而非神似，有选择地吸收、改造、利用希腊化文化的因素，是这一时期帕提亚艺术的基本特点。只是到了米特里达梯一世时期，帕提亚钱币上的国王图像才与希腊式钱币大体一致，铭文上首次出现了“philhellene”的字样。这样的变化其实并不突然。在前一阶段，帕提亚人的目标是推翻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扩大自己的地盘，这就必然引起塞琉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王国这两个近邻的巨大反弹。塞琉古二世(约前246—前225年在位)、安条克三世(约前222—前187年在位)都先后进兵帕提亚，试图夺回失地，恢复他们对帕提亚的统治。(79)巴克特里亚的狄奥多托斯一世也是帕提亚的对手，只是在其子狄奥多托斯二世在位时(约前239—前223)，才与帕提亚签订了和平条约。(80)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帕提亚人是不可能“爱希腊”的。当安条克三世攻陷赫卡尼亚的首府西林克斯(Sirynx)时，帕提亚守军在撤退前杀掉了城内的希腊人。(81)帕提亚与希腊—马其顿人战争之惨烈由此可见。而且，这时帕提亚的领土主要包括本土和赫卡尼亚地区，这些都是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地带。此时的帕提亚人对希腊化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建国之初的帕提亚人试图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但苦于自身的落后，只好将接触到的希腊化文化改头换面并加以利用。

到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中亚、西亚的政治格局已经大为改观。东面的希腊人巴克特里亚王国受到大月氏人的进逼，不得不退缩到最东面的山区和兴都库什山之南。西面的塞琉古王国内有犹太人的起义，外有罗马东进的威胁，此时也无暇东顾，事实上放弃了对伊朗高原的宗主权。米特里达梯一世及其后继者的扩张，使帕提亚由地区性的王国变成了堪与罗马、贵霜和汉朝并列的大帝国。其统治区域基本上都是塞琉古王国的故地，与塞琉古时代相比，境内尚存的希腊人城市并没有成批减少。与以前一样，这些城市继续发挥着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中心的作用，成为帕提亚人接受希腊化文化影响的辐射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接触，帕提亚统治阶层的希腊化程度大为提高，尤其在夺得塞琉古王国的腹地伊朗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帕提亚人对希腊人、希腊文化的了解更为深入。米特里达梯一世选择在塞琉西亚铸币，并创制新型的希腊式钱币，既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也说明他对希腊化文化的向往。作为一种政治口号，“爱希腊”实际上是对希腊人、希腊化文化在帕提亚帝国影响的承认。(82)此后，“爱希腊”成为帕提亚国王钱币铭文的一种定式，虽然这些钱币上的赞语或名号渐渐变得形式大于实际，与该国王的功绩德政已无多大关联，但在帕提亚钱币的国王形象越来越伊朗化(如戴波斯式王冠，长须髯)的背景下，这一称号能够保留下来，说明在塞琉古王国灭亡、希腊化时代也已结束之后，帕提亚王朝仍然要把“爱希腊”这张牌打下去。这与境内希腊化城市、希腊人的存在有关，而且在与罗马人的斗争中，帕提亚也需要取得希腊人或希腊化当地人的支持。

帕提亚王朝坚持“爱希腊”的名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表明其统治的正统，自己是塞琉古王国的合法继承人。在当时各地独立性、离心力较强的大背景之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相对于原来的波斯人或伊朗人而言，帕提亚人是外来民族。波斯帝国的统治腹地是以巴比伦为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朗西南部的波西斯和埃兰地区。当塞琉古王国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被帕提亚人取代之后，这些波斯帝国发祥地的王公们就以波斯帝国的继承人自居，伺机恢复他们昔日的荣光。从钱币资料可以看出，在埃兰、波西斯，当地独立或半独立的小君主都自己发行钱币。埃兰钱币的发展变化基本与帕提亚王朝同步，初期较多地保留了希腊式钱币的特征(正面的国王系头带，反面有阿波罗、宙斯、阿特米斯等形象，有“伟大的国王”、“救世主”等希腊语铭文)，后来则逐渐伊朗化。但大部分钱币上都有锚、新月、星的图案，表明他们不仅与塞琉古王朝，同时也与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有关。(90)波西斯是波斯帝国的发源地，波斯的传统文化(宗教、语言)根深蒂固，影响深刻。从亚历山大帝国开始，此地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帕提亚时期，当地钱币虽然也属于仿希腊化式样，但仍然保留了阿拉米亚语铭文和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火坛形象。(91)最终推翻帕提亚王朝的王公，就是来自波西斯地区的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公元224—242年在位)。他们采用这种形式作为国家钱币的固定模式，旨在宣示波斯王朝的延续和波斯文化的复兴，以证明自己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帕提亚王朝既然无法与阿黑门尼德王朝在政治上、血统上拉近关系，就只好借助于塞琉古王朝。脱胎于塞琉古王国的帕提亚不仅取得了塞琉古王国的大部分领土，而且也接受了其统治机制和宗教文化，因此，帕提亚统治者有可能自认为是塞琉古王国的继承者。在夺取塞琉古王国的故都塞琉西亚，占领希腊人和希腊城市比较集中的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帕提亚人对这种合法性的需求就显得尤为迫切，“爱希腊”的口号于是应时而生。很显然，这一口号的提出，绝非米特里达梯一世的心血来潮，也不仅仅是帕提亚王朝安抚希腊人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政治宣言，意在表明自己是塞琉古王国的当然继承人。(92)

诚然，帕提亚王朝对希腊化文化的接受只是特殊统治环境下的一种顺势而为，它对希腊化文化的遗产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根据本民族的需要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事实证明，从希腊化到伊朗化，是帕提亚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帕提亚帝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毕竟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波斯帝国在此地的统治也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之久，帕提亚地区在亚述帝国、米底王国时期就已经处在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之下。因此，帕提亚文化无论吸收多少希腊文化的因素，其主体和基础仍然是以东方文化为主，更明确地说，以波斯—伊朗文化为主。他们的希腊化或所标榜的“爱希腊”，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而且随着公元前1世纪各希腊化王国的相继覆灭(希腊本土甚至先于东方的希腊化王国成为罗马的行省)，帕提亚境内的希腊人城市和希腊化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希腊化世界的衰落、希腊化文化的悄然消退，为帕提亚人的伊朗化创造了有利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力。

结 论
　　总之，帕提亚王朝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希腊化世界的关系始终处于微妙状态。在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国时期，帕提亚本土一度处于希腊—马其顿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帕提亚人对希腊人及其文化特征当已有所了解。尽管阿尔萨息部落的来源尚不确定，但其活动过的巴克特里亚和里海东南地区，当时也在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国的范围之内。帕提亚人建国后对希腊化文化的接受、利用，表明他们熟悉并认可这一文化。
　　从古代欧亚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文明整体关系上看，游牧民族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文化环境的变迁，从而引起本身文化的本质性变化，最后融入农耕文明之中，历史上并不乏其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然而，由于每个游牧民族自身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别是所进入的新文化环境不同，这种民族融合、文化认同的过程和结果也不太相同。游牧部落起家的帕提亚王朝就是一个特例。它不是希腊化世界的外来者、闯入者，而是在这个世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它的发祥地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身份和文化特征，它才能够在推翻希腊人统治的同时，顺便接受了他们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但是，帕提亚人面临的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他们接受的遗产也并非成分单一，而是既有包含东方文化因素的希腊化文化，也有原来的波斯文化传统。随着希腊化王国灭亡、希腊化世界不复存在、希腊化文化影响式微，帕提亚人的文化取向逐渐转向波斯传统，这也在情理之中。对于一个游牧民族而言，地缘政治的变化与自身的文化更新甚至民族的融合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不过是这种联系的一种特殊彰显而已。

注释：
　　①G. R. F. Assar, "Parthian Calendars at Babylon and Seleucia on the Tigris," Iran, vol. 41, 2003, p.177.
　　②Henry George Liddell et al.,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1932.
　　③只有极个别国王没有采用这一头衔，如米特里达梯一世的继任者弗拉特斯(Phraates II，约前138—前127年在位)，这显然与此时美索不达米亚的希腊人城市两度支持塞琉古王朝的反攻有关(见下文)。另有一些国王的钱币铭文漫漶不清，难以确定是否有此名号。详见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inscriptions.htm#Vologases6.
　　④目前所知最早关于帕提亚的通史著作，是乔治·罗林森1873年出版的《古代东方世界的七大君主国》卷六《帕提亚》(The Seven Great Monarchies of the Ancient Eastern World, vol. 6: Parthia)。1893年出版了《帕提亚》单行本，1903年再版，内容大致相同。
　　⑤George Rawlinson, Parthia,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03, p. 47.
　　⑥George Rawlinson, Parthia, pp. 112, 393

⑦汤因比之所以持此观点，是因为帕提亚尊重塞琉古王国遗留下来的希腊殖民城市的自治，成功遏制了来自中亚腹地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例如萨迦人(Sakas)、吐火罗人(Tocharians)的冲击。他虽然将帕提亚与罗马帝国、贵霜帝国并列为“爱希腊帝国”(philhellene empires)，但在对于希腊文化的关系上，三者仍有区别。在他看来，罗马人是希腊生活方式的倾心接受者，贵霜人是希腊人的继承者，帕提亚人“是希腊文化的好心赞助者”。详见Arnold J. Toynbee, 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79, 182-183.
　　⑧Richard N. Fry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unchen: Beck, 1984, pp. 244-246.
　　⑨Edward Dabrowa, Studia Graeco-Parthic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1, p.83.
　　⑩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有关帕提亚的文献资料严重缺乏，本文主要依靠近代以来在城市遗址、钱币、碑铭、建筑、雕塑艺术等方面的考古研究成果展开论证。
　　(11)H. C. Tolman, Ancient Persian Lexicon and Texts, New York, Cincinnati and Chicago: America Book Company, 1908, pp. 2, 5, 10-11, 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