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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冗官与吏胥问题:冗官问题，北宋就已存在。因宋代恩荫滥授，机构臃肿，官职越设越多，官吏越来越冗。到北宋中期，"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即一个官职有三个官在候缺;南宋理宗时，竟是六七人共守一缺。官吏棒禄丰厚，便国家财政支出很大，而吏治败坏，贪污成风，使人民更受压迫勒索之苦。
 如何治理吏胥之为害，叶适在《吏胥》中提出具体的办法，他说:"今官冗而无所置之，士大夫不习国家台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见侮于膏。今胡不使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三考而满，常调则出官州县，才能超异者，或遂录之。"他想从提高吏胥的素质入手，使新进士和任子之应仕者来充任。
 二、叶适的经济思想
 1.批评"重本轻末"思想:北宋中期，永嘉县城的商税就已高达25391贯之多，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额的7倍。面对商品经济发达的形势，使叶适认识到工商业生产对国家、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在承认农业生产重要性的前提下，他反对政府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批评"抑末厚本"思想，在《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平准书》中说:"按《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恐此意，(司马)迁亦未知也。"
 2.理财与聚敛问题:叶适从批评"重本轻末"思想出发，理财概念颇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地方。
 首先，他在《财计上》认为圣君贤臣必须善于理财。"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我国自秦汉以来，封建士大夫中流行一种偏见，认为讲求财政就是言利，从事理财就是聚敛，因此"使君子避理财之名，小人执理财之权"。叶适充分肯定讲求财政是国家头等大事，善于理财才是圣君贤臣。
 其次，他将理财与聚敛区别开来。"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己矣"。他认为自秦汉以来，理财之义已失，仅"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使称为理财。"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在他看来，"取之巧"者，仍不是理财，而是聚敛。他指出理财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聚敛则是"务以多取为悦"。就是说，理财与聚敛有别:理财者是与天下为利，聚敛则是政府官吏的自利。
 第三，叶适认识到理财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认为税收过重，一定会影响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在税收上"再倍而取"，无异于"杀鸡取蛋"。
 最后，叶适注意到理财如若专门着眼于赋税的征收，是错误的，应该努力发展社会生产，能增加税收财源。
 叶适在经济思想史上的进步作用，在于他对旧经济思想进行的批判。他对"贵义贱利"和"重本抑末"这两种在经济思想领域支配时间最久、作用最大的思想，都曾公开进行批评。当时，南宋思想界充斥朱熹理学观点，讳言财利是封建士大夫的时鬃，轻视工商业成为社会风气。叶适的言论，令人耳目一新，他不愧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批判正统经济思想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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