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小说家宁肯、剧作家过士行、文艺批评家李静、作家庄秋水做客腾讯书院，围绕李静新近出版的批评随笔集《必须冒犯观众》，对文学之于人生的价值、中国的文化生态现状以及文学阅读的出路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李静（文艺批评家）： 说起写作历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对我来说，第一次让我感到被唤醒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尼采的一本书，楚图南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另外还有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是我最初的契合天性的阅读——总觉得后背上嵌着一只苹果的大甲虫格里高利就是我自己。还有一本书，就是梅勒什可夫斯基的《诸神复活》。最初给我发动机式力量的是《达·芬奇的传记》，他的那句“知与爱永成正比，知得越多，爱得越多”，在很多年里给我勇气。这些都是发生在大学二年级的事情。

《必须冒犯观众》是一本编年体的书，大家可以从中看到我阅读和思考的一个大致历程。在我自己的小小地图里面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王小波，一个是木心。我有幸与他们过从，有幸知道他们的文字与他们的人，是一体的，毫无矫饰的，这对于我确立文学的信仰，非常重要。

这个时代对文学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了，文学批评更是如此。谁还读文学呢？谁还看文学批评这种东西呢？因此这本书摆在这里，对我是个意外，唯有感谢。

歌德写过一句话，大意是当这个世界天翻地覆时，我恰恰要远离事件现场，去写面对我内心的东西。我觉得刚才三位老师其实都勾勒了这个时代的轮廓，每个人需要面对这样的现实。这么一个地震废墟式的世界里面，你作为个体活在这个世界上，且要好好地活下去。那么，你要怎样来安身立命？也许每个人都有他的职业，他的生活，但是，在精神上，他要有自己的出路。我觉得，那就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价值根基。无论你是做文学的，做艺术的，还是做IT的，开公司的，都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让自己的内心找到一个立足点。我感到之所以特别需要强调文学，是因为它给每一个个体找到了自我丰富和自我成长的源泉，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文学的冷漠症是人性的冷漠 我们需要故事的复苏

处在新媒体时代和旧媒体时代的交替之下，文学是讲逻辑的，有几千年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渐进的过程，但是现在是碎片化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是同时展示的，我们的文学不会讲故事也跟这个有关系。

过士行：文学成了勾引人来的站街女？

爱伦堡谈到契诃夫的作品为什么有长久的生命力时，他说：“我们现在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人在报纸上争论什么，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怎样生活，是他们的爱，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喜悦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理解我们的同时代人。”这是文学的，我心中的文学是理解你这个时代，以及你这个时代的人的处境，但是现在文学的疆域越来越小，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意义吗？

根据人民大学图书馆统计的阅读量，文学类阅读量第一的是余华的《活着》，然后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沉默的大多数》，接下来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所以我觉得，青年人喜欢文学的还是特别多，特别是在网络上。网络上的写手很多。每年出这么多书，爱好文学的人肯定特别多。李静刚才讲，通过阅读和写作，可以救自己，自我治疗。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为什么喜欢文学？因为我小学三年级就不能上学了，我妈妈在中学教书，所以我看过一些书，再大一点的时候，父母都被抓起来了，没有人能救自己，只有文学能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而文学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生活方式。所以我相信文学的发展值得期待，中国的文学还在艰难中前进。

过士行（剧作家）：我想谈谈我对文学的感受。我觉得小时候要是没有文学，我就不知道走什么道路了。那时候正好赶上“文革”，我不是红五类出身，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参加“激动人心”的“打砸抢”活动。那个时候它对那个年龄的孩子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我出身不行，不能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时候幸亏学校里的图书馆被撬了，散落了很多书，我到那儿去捡了点剩书，有《红楼梦》，还有盖达尔的《鼓手的命运》等。不管看得懂看不懂，我没事就在家翻。在那么混乱的时候，让我觉得别有一番天地，那个时候也不上学，在家天天看这个。

文化生态遭破坏缺乏审美 呼吁智性救赎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文化生态有问题，文化生态被破坏了，所以才会出现刚才说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中国文化一直有问题，我不相信中国文化有盛世，你看一些特别不得志的文人写的文章，每个时代的问题都特别多。但是今天的问题尤其多，这就是由于文化生态被破坏，好多问题都出来了。

在如今这个阅读领域不断被各种娱乐八卦蚕食鲸吞的时代，往昔曾经热衷于文学的读者群，也为 “文学冷漠症”所日渐侵蚀。要想破除文学冷漠症，就必须进行文化生态的重建，自下而上得解放人性，将文学建立在超功利的场域上发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医治文学冷漠症，进而破解人性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