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提起唐太宗李世民，人们心目中浮现出的往往是雄才大略、开明包容，创造了一个伟大帝国和一个辉煌时代的“圣君”形象。可是，这个“圣君”的形象，却是一个染上太多玫瑰色而失去了原来面目的人造货。

杀兄逼父能洗白：李世民皇位合法性怎么来的？


　　杀死兄弟逼父退位，靠政变上台的唐太宗李世民怎样解释帝位的合法性。从而迈出走向“圣君”的第一步呢？对了，就是修改史书造神。

涂脂抹粉：李世民命令史官修改记录夺父兄开国之功
　　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
　　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
　　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摘自《千古之谜终结解读：历史密码III》 作者：文裁缝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纳谏还是纳名声：李世民开明形象是如何塑造的？
　　唐太宗李世民给大多数人留下的第一映像大概就是虚心纳谏了。
　　诚然，他纳谏不可谓不虚心。只是左耳进右耳出，在听取完臣下的意见后照旧做自己原本要做的事。好名声得到了，也没少享受。

理想圣君：开明纳谏的形象如此建立
　　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对此唐太宗似乎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
　　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
　　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我行我素：纳谏虚心倾听 听完不改还按自己意愿做
　　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唐太宗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
　　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 “虚心纳谏”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唐太宗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
　　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
　　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纳谏的秘密：形式主义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
　　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
　　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
　　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
　　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爱民只是粉饰：李世民滥用民力的流氓逻辑
　　爱惜民力的明君？不，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修筑宫殿，搞到百姓怨声载道。
　　在他眼里，百姓不过是不找点事给他们做就会惹事的贱骨头罢了。

控制户籍：为征发劳役固定百姓身份


　　力役征发以人丁为本，因此，官府需要准确地掌握全国人丁数。户籍编制的好坏。对于赋役征发、特别是力役和兵径的征发，显得异常重要。那时，全国各地每年要造一次计帐，登记户内男女、老小，人口和田产的数目，有如《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所说，“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
　　每年夏历十月三十日以前，各地要上报计帐。但人口是会时常变动的，为了及时掌握变化情况，乃规定各地每隔三年要重新编造一次户籍，每次从正月开始工作，三个月内造籍结束。一式三份，一份呈报中央尚书省，州和县各留存一份。
　　造籍时，特别注意丁男不能脱漏，严禁“诈冒隐避，以免课役”。唐律对有课役而逃亡脱户的人要惩办重罪。
　　长安政府多次下令禁止户高丁多之家别籍异居。“苟为规避”，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课丁数。个别时期延长中男年龄和推迟成丁年龄，扬言是为了“优民”，揆诸实际，不难发现“已役中男，重征丁课”。看不到人民有何受益之处。（摘自《唐五代赋役史草》，作者：张泽咸，出版：中华书局）

李世民不小心说出真心话：百姓无事则骄逸 劳役则易使
　　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
　　在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而出；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
　　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哪一场属于表演，哪一场属于真意。（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恩感囚犯的背后：大囚笼式社会控制和假开放真封闭
　　李世民纵死囚的故事家喻户晓，在这个故事体现的却是李世民的大唐严密的社会控制。
　　在这背后，是好大喜功和控制百姓的国策产生出的招徕外国人，却封锁本国居民的怪胎式“开放”。

纵囚大戏：唐太宗户籍制度森严堪比暴秦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632年）。《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摘自：《洗脚上岸读历史》，作者：田夫 ，出版：华夏出版社）

“贞观之治”真面目：将恢复性增长涂脂抹粉
　　“贞观之治”成为涂抹李世民“圣君”脸谱的重要一笔。只是这种大战乱后的恢复性增长的出现，不过是历史的必然，却被贪天功以为己有。

贞观外宾说实情：城邑萧条不可与隋比
　　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麴文泰在贞观四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
　　终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
　　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摘自：《洗脚上岸读历史》，作者：田夫 ，出版：华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