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江：您的意思是说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只是针对一般的普通人（庶民）的理性。如果说还存在别的不是通常经济人假定所能够框定得住的情况的话，那就是宗教领袖，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华盛顿、孔子、耶稣等等。这些都非寻常人，按照我们儒家的说法，他们就是“圣人”。是这个意思吗？
　　盛洪：对。其实在这方面，儒家有很多的研究，只不过还没有进入到现代理论的视野。 儒家关于“君子”的讨论，关于“圣人”的讨论，跟一般的“小人”不一样。儒家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君子，一个叫小人。这个“小人”不是道德上说卑鄙小人那个“小人”，而是指一般的老百姓，没有贬义。君子则不同，君子超越一般民众的水平。一般人只根据自己的利害作出决定，对我有利就做，对我不利就不做。儒家并没有否定小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它只是对君子提出更高的要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说得非常清楚了。君子并不是不要利害，但是超越利害。“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不是说不要利益，但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经济人。君子在儒家语境中还不是特别的高，在上面还有贤人，还有圣人。圣人就具有类似宗教领袖的特征。在西方，宗教心理学研究表明，宗教人就是没有自我利益感觉了，就是上帝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比如有一个概念叫“圣徒性”，跟经济学描述的经济人根本不一样。这在中西方都有大量的资源，只是以往我们视而不见。亚当·斯密说经济人，他并没有说全世界的人都是经济人。

　　杨万江：以前有些中国学者谈到，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比较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怎么成长为发达国家这个过程。比如说，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它在发展中国家初期的经济增长方面，起过一些较好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它软预算约束，并偏好投资风险。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可能需要做大数量投资以及风险很大项目时，由国有企业来干就容易很快干成。比如，修条路呀，干一些大的工业项目呀什么的，私人资本哪儿去找那么大的投资呢？而且，很大风险也不是私人资本愿意承担的。所以，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制度在开初阶段的增长作用可能是很正面的。但随着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靠创新才能推动的阶段，国有企业制度就可能不太适应了。而且，其垄断地位也经常造成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或进入门槛，负面效应就更多。所以说，这个所谓“中国模式”应当放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去看，它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你可能是权宜之计，你那么做，不一样就是因为很欣赏那一套东西。我问的问题是说，从发展中国家怎么到发达国家这一段我们不说了。作为一个理想来讲，我们到底要把经济搞成什么样呢？您刚才说，更多地回到传统，回到市场，保护产权，然后，我们再加上某种适当的社会调节，比如前面提到董仲舒的“均制”的那类政策。是这样吗？

（完）

先艾特再看～～
@覆雨翻云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