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鲍德里亚曾数次说：“有三个知识分子在场，我就溜了”，他称自己是“自修者”而不是“知识分子”。哪怕誉满天下，让·鲍德里亚也没有在去世前获得教授职位。从青年时的愤怒到老年时的游耍，让·鲍德里亚越活越像一个异类，他说：“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
或许在常人眼中，让·鲍德里亚是一个有些古怪的老头，但在夫人玛琳的眼中，让·鲍德里亚更像是一个可爱的老小孩。时代周报记者介绍了中国武侠世界里的“老顽童”，玛琳大笑着点头称是—他可以在接受款待、需要发言时一言不发，却在回家后对玛琳一一点评在座各位的性格，尽管他看上去只是一门心思地吃饭；让·鲍德里亚出身贫寒，几乎从未过过生日，当朋友们在玛琳策划的生日派对上送来一百多份礼物时，他居然不知所措、如坐针毡，最后将收下的礼物全部扔掉；为了让妻子下班回家时“吓一跳”，让·鲍德里亚一个人将家具全部调换位置，把东西顶在头顶一类的奇怪举动更是家常便饭。
犀利哥和淡然帝的混合体
“当整个舆论一面倒，呈现出非常愚蠢、疯狂的状态时，当让·鲍德里亚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一棍子打下去。”玛琳·鲍德里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些让·鲍德里亚通过媒体专栏打出的棍子，通常都指向社会事件的最痛点，和他那些深刻的著作相比，这些棒击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争议。例如让·鲍德里亚在海湾战争发生前刊发《海湾战争不会发生》，在海湾战争中刊发《海湾战争真的在发生吗？》，并在海湾战争结束后撰文《海湾战争不曾发生》。这常被让·鲍德里亚的反对者拿来嘲弄。玛琳·鲍德里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让·鲍德里亚没有笨到这种程度。什么是战争？是两个对抗的敌人在打仗，是两大阵营在发生战争，但实际上美国人是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去对付几个穿着睡袍的人，在马路上表演狂奔。我们和欧洲人所看到的战争，是完全被扭曲的，完全不真实，是被美国人制造出来的所谓的‘战争’。”
当全世界都在同情“9·11事件”、都在声讨“恐怖主义”时，让·鲍德里亚又拿出了鲜明的非主流态度。“他从来没有站在西方立场上去看问题，虽然生长在西方，但是他总是试图从西方霸权主义的统治之下、角度之外去看问题。当所有人都大叫要灭绝恐怖主义时，他却认为：‘恐怖主义有什么，你们叫什么叫？你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他们是很可怕的，要是你站在他们的立场看呢？’”玛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让·鲍德里亚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西方的文化潮流，比如说女权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这些主义列车他从来没上过，他总是忠实于自己，有自己的一条路。”
玛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让·鲍德里亚告诉我，他是一个战士，不是一个奴隶。他是一个可以平静地死去，但绝对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人。”
只阅读让·鲍德里亚的文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犀利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犀利。但在生活中，让·鲍德里亚又有着超乎常人的淡然。“直到他75岁去世，我认识了他25年以来。在这25年中，他从来就没有变化过。我只认识他一种面孔。他用这一种面孔面对朋友、敌人，面对总统、贫民，无论是面对五千个人讲话，还是对我说话，他永远是一张脸。这张脸，与其说是善良的，不如说是智慧的。”
甚至对于生命本身，让·鲍德里亚也是淡然的。玛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我和让·鲍德里亚之间，从来不会谈死亡与疾病，因为无能为力，所以谈也是白谈。”当知道让·鲍德里亚得了癌症以后，玛琳就马不停蹄地跑医院、找医生，托朋友，但让·鲍德里亚还是跟往常一样写作，就好像癌症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即便是把让·鲍德里亚“绑架”到医院去做化疗，他也是化疗完立刻拆针回家，不愿住院。玛琳还给时代周报记者讲了一个“笑话”：“有一天我约了两个医生到家里给他检查，医生来了我还没回来。让见到他们就说：‘你们是医生是吧，是找我太太的吧，你们先坐一会吧。坐坐坐。’好像这跟他完全没关系。”
“一直到去世，让·鲍德里亚都是平静的。”玛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