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惠是《旧唐书·后妃列传》中，唯二单独成传的唐太宗后妃之一，可见其地位并
不一般。那么徐惠在唐太宗的后宫中究竟拥有怎样一个地位，在唐太宗的心目中，
徐惠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而对徐氏一族大力提拔的，究竟是唐太宗还是唐高宗？

至于徐惠和唐太宗之间的关系究竟亲密到何种程度，从李治与晋阳公主的事情中便能略窥一二。
众所周知，李治与晋阳公主自幼是被唐太宗抚养长大的，特别是李治，直到被立为太子了，唐太宗仍舍不得让他搬出自己的寝殿住到东宫去。所以即便是贞观十八年刘洎上疏，恳求让太子搬回东宫居住，唐太宗也不过是令其与岑文本马周等人“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却绝口不谈让李治搬离自己寝宫的事。一直到贞观二十年褚遂良再次上疏，唐太宗这才让李治每个月一半的时间住到东宫去。若是徐惠真的到了能够常伴君王侧的程度，甚至形影不离如胶似漆了，唐太宗又怎会如此舍不得
爱子离开自己的身边呢，这不是平白地在二人世界里添个大灯泡么。更何况如果徐惠真的与唐太宗的关系亲密无间到一定程度了，那么能够在唐太宗发怒时为大臣们“徐徐辩解”的，能够让“省中多蒙其惠”的，就不会是晋阳公主而应当是徐充容了。 而且徐惠出众的才华虽然颇得唐太宗的欢心，与唐太宗之间的互动也看似不少，然而撇开那些诗文辞赋不谈，徐惠和唐太宗之间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一提的？何况徐惠的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所谓的“骄傲恣意”也是非常有限，比如她在挥就《进太宗》一诗时，所面对的不过是唐太宗的不耐烦，与长孙皇后朝服进谏时所面对的唐太宗“会须杀此田舍翁”的勃然大怒，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再看徐惠那篇名垂青史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徐惠已经达到了其一生中最为巅峰的时刻。因为无论是从文章的立论还是辞藻的修饰来看，能够出自一后宫嫔妃之手实非易事。然而读罢之余又不禁令人为之叹息，这不仅仅是因为徐惠的谏言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效果的原因，更是因为从这篇谏疏中所得出的结论。 唐太宗的后宫中，能够大胆谏言的只有长孙皇后与徐惠二人，然而此刻看来，这二人又是有着极为明显的差距。长孙皇后的娓娓道来在徐惠这里变成了骈散相间的工整；长孙皇后的言简意赅演变成了徐惠的长篇大论。徐惠与长孙皇后同处后宫，明明可以像她和魏征一样直言进谏，却偏偏选择了同房玄龄那样上表谈论。房玄龄是因为病重无法朝见才上表的，徐惠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了上表而不是直接面圣进言？ 所以徐惠此举一出，除非她是意在表现自己的才华，否则这样的一篇谏表只会让人觉得除了文采之外，更多的是正规正矩。而徐惠的劝谏也并不如同长孙皇后那样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更能给人一种寻常夫妻间促膝谈心的感觉，反倒是让人感觉到其中多了份君臣之间才会有的进言与纳谏般的拘谨。而这样的差异，与其归结为是所谓的妻与妾之间身份地位的有别，不如直接一针见血地指出：徐惠终归还是没 能真正走近唐太宗，更无法以一种自然而亲密无间的姿态融入到唐太宗的生命中。 也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晚年的诗作中多有流露伤怀悲秋之情，若徐惠真能了解到唐太宗这种落寞寂寥的心境，不可能不加以宽慰，然而却不见其诗文中有任何的劝慰之作。 可见徐惠或许能够充当唐太宗乏味政事之余的解语花，但距离心有灵犀的人生伴侣，火候还是差太远。所以徐惠凭借各种诗文留下自己的痕迹已属极限，因为她始终无法在身份上，在心灵上，上升到能够与唐太宗并肩而立的高度。 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徐惠身为无子宫嫔，按例移居崇圣宫清修，自此“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寝枕，事死如事生”，为先帝祈福。不过对于才女徐惠来说，这样的打击太过沉重，没过多久便抑郁成疾，一心殉葬而逝。 刚即位的唐高宗对徐惠殉葬一事大为赞赏大加推崇，不仅将其追赠为贤妃，还允许其陪葬昭陵石室——能够陪葬石室，对于后妃来说是可是莫大的荣誉，因为只有帝后二人才能同墓乃至同穴而葬，至于其他的嫔妃，只能按照各自的品级，距离昭陵主峰或近或远的地方下葬。不仅如此，徐惠的家人也就此飞黄腾达起来。徐惠的父亲徐孝德被唐高宗擢为了正四品上的果州刺史，卒于任上时，唐高宗还“优敕令官造灵举，别加赙物，具给傅乘，资送还京”。而徐惠的弟弟徐齐聃也被任命为沛王李贤的侍读，徐惠的妹妹徐氏更是被李治召进宫，做了一名婕妤。 所以通观徐惠在唐太宗后宫中的境遇，可以得出的结论便是：徐惠只能算是很普通的宠妃。说其是“宠妃”，是因为比之唐太宗后宫其他的嫔妃，徐惠自然是有宠的；然而比起“宠倾后宫”的武惠妃、“礼数实同皇后”的杨贵妃、“嬖幸专房”的独孤贵妃，徐惠的宠又显然是不够看的。更不用说什么对唐太宗“影响巨大”了，因为通观徐惠的列传以及留传下来的诗文，都未能见其对唐太宗的思想或决策产生过什么影响，又何来“巨大”一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