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山地海拔二千至四千公尺，山高谷深，峰锐坡陡，《魏略》所谓「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后汉书‧西南夷‧白马氐》称其「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可以略窥氐人谷地田畜的形态和民族性格。这是他们对汉朝可以「依固自守」，魏晋以降可以长期建立仇池国的原因与条件。虽然他们因地形而能自保，但是其地已为汉朝郡县，又与羌族杂错而居，故文化上不免分受汉、羌双重影响。《魏略‧西戎传》云：
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猪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人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羌。
这是中古记载氐族种落文化最详细的一段文字。据此以知氐人种族与羌不同，他们虽无文字发明的纪录，却有自己的语言，（注一九）发式和服色，以及山谷耕织畜牧的形式。板屋、耕织及畜养猪骡等，显示他们的文化颇高，不像被发的羌族般游牧。其妇女的服装分受汉、羌影响，尤以嫁娶与羌相似，但是与汉人相处则多知中国语，还种落始讲氐语。
前引《后汉书‧西南夷‧冉駹夷》条，说蜀北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接著云「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此地夷、羌、氐杂错，值得注意者有二：第一，夷人在冬寒时节因高山山地耕畜不易，故入蜀为佣，氐人可能也是如此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卓氏及程郑，在汶山一带，贾滇蜀椎髻之民鼓铸，富拟人君，即可能包括了夷氐之人在内。所以《魏略》才有「其自还种落，则自氐语」之说。这种生活方式，殆是自汉以来，氐人接触汉文化及汉化的契机。经长期接触影响，始有《魏略》所述的汉化情况出现；降至南朝时代，则更如《南史》所言，「言语与中国同，……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出紬绢布漆蜡椒等」了。（注二○）
其次，氐人在山谷间板屋耕畜，应是定著性的，可能也是「聚邑」而居。殆撰於东晋间的《三秦记》，记述仇池氐於仇池「山上立宫室，囷仓，皆为板屋」，（注二一）《南齐书‧ 氐传》称於山「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正是定著农耕、聚邑而居的表现。后来北魏征服其地，建州郡，置官吏，「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注二二）显示此时氐族在上述基础上已汉化如同内地。
大约氐族从汉朝以来，由於开置郡县，地近内郡，与汉族接触，故其文化已不能保存纯粹，渐渐由分受汉、羌双重影响，转变成大受汉文化影响，经数百年发展，竟至全盘汉化，终於消失於隋唐时代。
上古及中古虽然常将氐、羌连称，但是两族的部落文化显然有很大差异，《后汉书‧西羌传》云：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以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堪耐寒苦，……性坚刚勇猛……。
此段记载主要指河关之西南羌地的概况。此地区主要为高山山地及高原山地地区，一般海拔高度在二千五百公尺至四千五百公尺之间，山峰常年积雪，无霜期短，降雨量小，因而地少五谷，而以游牧为业，养成羌人堪耐寒苦的性格。
这地区自然条件虽然如此，但也并非就表示羌人全无农业，在地势较低的山谷和盆地，往往也有农耕作业。羌族最早的农业纪录殆以无弋爰剑为首，他在西元前五世纪中叶曾为秦人所执，以为奴隶，可能是农奴，故逃至三河间，被「诸羌」推以为豪。前引〈西羌传〉谓「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甚后世世为豪」。爰剑被人称为无弋，也就应是农奴的意思，河湟诸羌原为山地狩猎民族，因爰剑教以田畜，乃开始从事田作与畜牧，遂迳以「无弋」称呼此从事新兴产业的新部落。可证此时以降，黄河、湟水两谷地以「无弋」为核心的羌人，已发展至有农业与畜牧业了。
笔者无意说爰剑以后诸羌已普遍农业化了，根据南北朝宕昌、邓至与党项诸羌的记载，这些在武都、阴平以西，至赐支河首之间，现今青康高原区域的种羌，大体上仍过著游牧生活，而无农业之纪录。由於羌族分布远较氐族为广，高原与山地等自然环境和条件亦颇有差异，故川西、藏东、河首之间一带种羌，殆一直保持其畜牧的生活。只有以无弋为核心的种落集团，始进入了田畜的文化，并且随著其种落的繁衍分布，由河湟谷地向西发展至青海高原北部的青海湖及柴达木盆地，（注二三）再过去的婼羌就「随畜遂水草，不田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