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置益的话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政府方面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文被通缉，逃亡至日本。日本外务省档案馆至今存有一份孙文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39-40] 按照《中日盟约》，孙中山甚至承诺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拥有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日本以《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周旋，拼命外交之时，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都顾全大局，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

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北洋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并争回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没有让日本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处理已使中国利益最大化，胡适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胡适曾评价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29]

“袁世凯很清楚，过去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持续不下去了。他本人也曾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并在天津试点推行普选，产生议会。”袁世凯研究专家、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刘路生表示，袁世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建设构想，历史给他的时间太短了。民国初年纷争不已，让他忙于应付，根本来不及着力于此。

但刘路生同时又认为，以袁世凯的个性，他应该也不会愿意成为一位“虚君”。有人揣测，袁可能是想选择日本或德国式的君主制。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自幼起即随袁世凯去朝鲜及山东、直隶各地，并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的强大和君主制印象十分深刻。[44]

经济方面袁世凯对工业、农业、商业三者并重发展，甚为得策，尤其对中国的工业化有很大贡献。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农业方面，袁世凯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财政金融方面，袁世凯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世凯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世凯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48]

教育方面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新式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49] 他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国家之繁荣昌盛，实系于国民之品德、知识和体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强化公民教育。袁世凯曾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折稿》获光绪皇帝批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正式成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写下浓重一笔。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48]

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襄助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才得以成立。[47] 袁世凯作为晚清重臣，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具体表现在：一、清廷“预备仿行宪政”，“先行更定官制”，袁世凯是编纂官制大臣；二、中央官制改革，袁世凯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其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三、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文官候选人考试，以考察行政能力与一般知识为主。并建立廉政机构，设置平议院，专门审理官员犯罪案。在近代法律建设上，袁世凯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袁世凯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

捍卫领土袁世凯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竭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利益。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发布的大总统令中明确宣告蒙、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中国内政。然而，英国公然表示不承认中国关于对西藏主权的宣示，以麦克马洪线制造了中国和英属印度的领土争端，英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企图用欺骗手段让中方在条约草案上“草签”，被袁世凯政府一口回绝，最终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而“麦克马洪线”也未获承认，成功捍卫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清末民初，外蒙古在俄国的鼓动下独立，致使内蒙古局势不稳。袁世凯对此保持高度警觉，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大量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使内蒙古王公们放弃了分裂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人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袁世凯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另外，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保障了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