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2月8日，洪秀全的宗教教师罗孝全在《华北捷报》上发表声明说：“……我相信他是个疯子，完全无法使一个杂乱不堪的政府正常运转。他同他的那些态度冷漠的王们亦无法组织一个政府，无法与人民同享利益，甚至无法与旧的帝国政府相比……”
太平天国治下的南京城人口很少，女人和男人的比例大约为2∶1。妇女徒步或骑马公开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她们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妇女，几乎全部穿着用精美的苏州丝缎做成的漂亮服装。“天王的部下似乎在他们得胜后的大屠杀中极具慧眼地把漂亮女人全部留了下来。我们几乎看不到老妪和女童，尽管有相当数量的男童。”一个外国人如此写道。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类妃嫔、女官、女司等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
太平天国有一个神圣家族谱系：“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后来萧朝贵娶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兄弟兼妹夫，辈分有点乱，只好称“帝婿”、“贵妹夫”。
洪秀全率领50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破南京。在这战志飞扬、军书傍午之时，洪在“龙舟”中写一谕旨，其内容竟然只是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 东王杨秀清令全城13至16岁少女统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者罪及父母。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女儿的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就选了美女60人，挟之而去。 杨秀清至少有老婆60余人，却仍不满足，四处搜集佳丽。1856年，北王杀掉东王之时，杀尽后宫有孕美女，殉夫而死的美人有54人。

在冯友兰眼里，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孙中山到日本宣传革命，先自剪了头，换上和服，改名中山樵，还蓄起日本式小胡子，宣称要中日一体。他请日本的政客和财阀们出人、出钱、出枪，帮他推翻袁大头，私下谈好的条件是把东北割让给日本等等。
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做事，孙中山让王写封信，介绍自己到天津，或可一见李。时值1894年，中日正在开战，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幕僚把孙先生的《万言书》拿给李鸿章，并告知孙的求见之事。李说：“仗打完以后再见吧！”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1916年，张大千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放暑假时回内江途中，被土匪绑票。土匪要他写信回家索钱赎身，一匪看到他的字，惊叫：“这娃儿字写得漂亮，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于是，张就做了一阵土匪师爷。
李石曾与胡适为死敌，他想搞臭胡，故意把胡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有一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问孙中山意见，孙说：“老了，还读什么书。”再三请求，孙便从抽屉里拿出一枚银元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五四”冲击波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丁玲女士本不是姓丁的，她觉得“丁”字好写，遂自作主张改姓了丁。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鲁的太太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里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1920年，胡适将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送了一本给章太炎，扉页上题写了“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并在两个人的名字旁各画了一条黑杠。太炎先生尚不知新式标点为何物，看见自己名字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后来看见胡适的名字旁也有黑杠，方才作罢。
章太炎在日本填写的一张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不是自视过高，就是欺人不懂汉字。
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直臭到满屋掩鼻。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钱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见到此物欣然大乐，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钱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后来，钱又不断带些奇怪的臭物来：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等，前后共计得到章的题字一百多张。钱将其裱好，挂在自家店中，以每条十元售出，小赚了一把。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却连《易经》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蒋介石会客，客人说话，他不说；汪精卫会客，客人说一半，他说一半；胡汉民会客，客不说，他说；而孙科以脾气大著称，会客时则两不说话。胡汉民补充说：“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因此有革命脾气；因为他是国外长大，因此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因此有大少爷脾气，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候两种，有时候三种一起发。”
陈独秀和蒋梦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为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虽多了几分洋气，但已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问蒋：“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曰：“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于是做了一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教书，班上有个叫做张兆和的学生，虽然长得黑些，但不失为一位美人。沈从文爱在心里，毫不顾忌地写了一封信给她，单刀直入说“我爱你”。张不胜其扰，告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却大赞沈是个天才，并言沈对她“崇拜到极点”。沈最终抱得美人归。后人问及何以被沈攻破芳心，张一言以蔽之：“他信写得好。”
鲁迅点评梅兰芳：“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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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杨靖宇请农民赵廷喜帮忙买吃的，却被后者出卖。杨被重重包围，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突然有个声音大喊：“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传来，杨靖宇吃惊不小，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气得浑身直抖，临死前说：“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韩复榘在抗日初期为保存实力而带头逃跑，致使京埔路正面大门洞开，日军乘虚而入。韩曾言：“如今这个世道我他娘算是看透了，没有枪，什么也玩不转。把老子的队伍打光了，咱们还不如一群要饭花子。”
1938年1月21日到24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在浚为审判官，贾焕臣等为军法官，组织军事法庭对韩复榘进行审判，但韩始终一言不发，傲然视之，审判毫无结果。24日晚上7时左右，有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说：“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韩信以为真，刚下楼梯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面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兵。韩知道不妙，想开溜，对那特务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来。”他边说边往回走，刚迈出一步，枪声就响了。第一枪没打准，韩回了一下头，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这年，韩48岁。
抗战期间，何兹全问其师陶希圣：“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抗战，汪则去谈和，是这样的吗？”陶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占岳阳。次日上午，蒋介石急电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所部徐昆匆忙下令放火，长沙陷入一片火海，三夜不熄，许多地方烧为废墟，更有3000余人葬身火海。日军未至而长沙城已成焦土。为息民愤，当局枪毙了徐昆等三人。1939年2月，张治中引咎辞职，离开长沙。
孙连仲挥军血战台儿庄时说：“传我的命令：当兵的打光了，军官们填进去，大家都填光了，老子就来填！”

齐白石是一个职业画家，他的客厅里就挂着润笔单：“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还有一张告白：“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一次，有人请他多画一只虾，这只虾便走了样，毫无生气。那人有点奇怪，齐白石说：“你要添的这只虾是不在价钱以内的，所以替你画了只死虾。”
齐白石对大客户非常重视。据齐白石孙女婿说，每天早晨，白石老人吃完早饭走到画案前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荣宝斋的订单？如果有，每天清晨的第一张画就给荣宝斋。
张大千曾率门生子侄在敦煌两年多，复制了276件敦煌壁画。传说张在敦煌临摹壁画时，打掉了壁画一角。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即发电报给敦煌县县长要查实这一情况，但电报写得比较婉转：“张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敦煌县县长，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
张大千有祖传的王羲之《曹娥碑》帖，张母病危时，把他叫到病榻前，询问为什么很久都没有看见《曹娥碑》帖？张惶恐至极，因为此宝物被他赌博时输掉，早已不知辗转到何人之手。张生怕慈母赍恨以殁，自己将终身负咎，后悔不迭。恰遇叶恭绰与王秋斋来访，张述及《曹娥碑》之事，没想到叶恭绰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个么，在区区手上！”张大喜，表示愿重金购还。叶慨然说：“这是什么话！？我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但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不丧志。这碑帖是大千祖传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意欲一睹为快，这也是人之常情。我愿意将原璧返还，再不要说偿还原值或以物易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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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1947年，四川大学开始招生。一位留洋博士讲授康德哲学，很多学生听不懂。考试时，一个学生自打零分，并留言道：“老师，您课讲得很好，无奈学生资质太差，因此答不上一道题目，望老师顾全学生面子不要打上零分，让学生自打零分吧。”老师拿到卷子，看他的0字画得很好，且留言富有逻辑，于是添上了6字改成60分。老师此举也让其他学生大受鼓舞。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学期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金先生上课有时提问，不能记住学生名字，就宣布：“今天请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很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