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老战士目睹芷江洽降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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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21日，日本投降专使、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图为今井武夫正在阅读投降条款。
　　“那天下午，大街上忽然传来异乎寻常的嘈杂声，我连忙往外跑。”当天正在县城采写稿件的昆明美国新闻处访员(记者)张彦回忆说，一跨出大门他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发疯似地又唱又跳，嘴里高声地喊着“日本投降了”；互不认识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手尽情地跳啊、唱啊、走啊；路旁摆杂货摊的、水果摊的，举起双手吆喝，请大家“随便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湘西边陲小县芷江也沉浸在狂欢中。晚8时，航空第9总站无线电区台报务员刘道民与另外3名战友一结束在芷江机场的值班任务，便急不可耐地冲上街头，加入狂欢的队伍。“当我们赶到街上时，地上的爆竹灰至少已有两尺厚了。”现年79岁的刘道民老人回忆起当天的情景，眼神里仍难掩兴奋的光芒，“我们4个人当天在街上可威风啦，因为我们抬着机场的发报机和扩音器，大街小巷到处跑，反复地播放着电台的广播。”
　　刘道民和他的战友在街上“疯狂”了一夜。几天后，当他们再回到区台当值时，另一个消息已散播开来―――谈判受降的地点已确定为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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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21日芷江洽降结束后，中国高级将领与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纳一起交谈(左起：王耀武、卢汉、张发奎、何应钦、汤恩伯、杜聿明、萧肃毅、柏德纳)。

　　“日军的葬身之地”迎来百世殊荣
　　8月15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接到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后，蒋介石急电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提出6项投降原则，催促其赶快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机场会谈受降事宜，要求日军“保持现有态势”，“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17日下午5时，冈村复电蒋介石：日本驻华最高司令部决定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率同随员3人，准备于18日乘飞机再转去玉山。当晚，蒋介石又匆匆致电冈村，说是玉山机场跑道损坏，决定改为湖南芷江机场。
　　现年86岁的杜方顺老人系国民党20军134师402团第6连连长，当时正在芷江机场担任汽车团防务。“芷江占有湘黔公路的便利交通，有美国人援建的机场，且是新生武力核心之一。”杜方顺分析说，“数百架飞机银翼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派朝气。日本人见此，必凛于 中国实力而有所戒备，这也是国民政府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点的用心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前4个月，冈村宁次为争夺该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芷江作战”(即“湘西会战”)，结果以死伤近两万多人惨败，被围歼的残存部队竟落到了以蛇鼠充饥的地步，芷江因而被称为“日军的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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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纪念坊：抗日胜利芷江洽降旧址。

日本降使在芷江如过街之鼠
　　21日11时15分，日本降使乘坐的飞机在芷江机场东部南北向的主跑道上慢慢降落。这时，站立在机场四周的人们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过警戒线一拥而上，把日机紧紧地围在中央。
　　日本驻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早已等候在机门前的新6军政治部少将陈应庄和陈昭凯立即上前询问。在核对4名降使和3名机组人员的名单、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5口皮箱后，日方人员分别坐上4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在宪兵监护下，驶向位于舞水河畔的七里桥会场。
　　从机场前往会场10多公里的路上，挤满了人群，不断有人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争罪犯”、“血债血还”等口号。争相观看日本降使的人群仍然不断涌向路中间，阻挡了车队的前行，汽车就这样开开停停。有的老百姓看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在吉普车上“叮当”作响。这时的今井武夫一行从刚下机时的面无表情，变成脸色惨白。
　　芷江七里桥修建“受降纪念坊”
　　下午3时20分，今井武夫及3名随员在陈少校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吉普车从四里之外的住所开赴受降会场。几名中美高级军事人员坐在上首一排长桌后，被领进会场的日本谈判者，依次是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和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中方发言先译成英语，再译为日语；日本人的发言先译成汉语，再译成英语。
　　互报姓名和身份后，中方命命令日方出示代表身份的证明。今井武夫听着颇为震惊，开初有些踌躇，随即申明说，目前尚未接到日本大本营正式命令，不能派遣正式代表，此行主动前来，只是担任联络，所以没有携带正式证件。问他有无其他证明文件，今井武夫连忙取出冈村宁次派他前来芷江洽降的命令副本，应付这场他们意想之外的尴尬局面。
　　总参谋长肖毅肃在今井交出中国战区及越南、台湾日军兵力配置及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后，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并交今井签署收据。整个谈判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事实上，受降仪式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受降典礼结束后的当晚就转入实质性会商受降条款。从21日到23日连续3天，受降的很多具体问题都是在秘密商讨中解决的。当时的商讨很紧张，常常开会到深夜。
　　23日下午2时15分，今井武夫在接受各种指令后，离开芷江，飞返南京，筹划冈村宁次签降的准备工作。中美混合大队的三架野马式飞机，护送至常德。
　　下午7时，何应钦在会谈大厅前的广场上举行宴会，邀约了

链接：湖南芷江：抗日战争“受降城”的小城大事（来源：时代周报）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屈原
　　雪峰山侧，潕水河畔，湘西的群山中，有一座美丽而寂寞的小城—芷江，以屈原的诗句命名。
　　抗战时期，它曾驻扎过庞大的中美军队。美军将领陈纳德曾在这里为中国飞行学员授课，新六军战士曾整装待发，光复沦陷的国土。而今的陈纳德路、凯旋路、和平路……记录着它曾流过的血和泪，记录着民族的壮烈往事，却很少人知道。
　　一水穿城而过，两岸吊脚楼，河上风雨桥，这样逐水而居的小城在湘黔交界并不出奇，同在湘西的凤凰和地处黔东南的镇远，都是如此。比起游人如织的凤凰，以及位于繁忙的湘黔铁路沿线的镇远，芷江显得寂寥许多。要到这里，需先乘火车到湖南怀化，再换中巴，沿320国道蜿蜒。
　　抗战中的湘西小城
　　尽管处于湘黔要道上，芷江从来都不是繁华之地。中原逐鹿的战国时期，这里是五溪蛮居地，西汉时始置潕阳县，五代时筑沅州城以据守湘黔门户，明清时曾为川、黔、滇、湖广总督府和偏沅巡抚所在地，清乾隆元年始称芷江县。芷江之名遂沿用至今。但边地良远，世居于此的侗族、苗族，在中原王朝眼中无非化外之民，疏于羁縻。这座小城于天朝上国而言，无非要塞、堡垒、邮驿。
　　不论潕阳、沅州，还是芷江，这些名字都默默无闻，直到中华民族那血与火交织的八年抗战。
　　1934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为即将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向当局进言：战时大本营宜设在芷江。芷江隐藏在崇山峻岭中，远离平原，远离大城市，适合隐蔽和保密，于是它临危受命，担当起了中华民族抗战的重任。
　　下面是小小芷江城在抗战中的令人瞩目的履历：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在芷江建设军用机场。
　　1938年10月，芷江机场建成投入使用，部分中国空军入驻。美国援华空军将领陈纳德到此创建中美航校并监督芷江机场扩建。
　　1941年，苏联援华空军中队入驻芷江。
　　1943年，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进驻芷江。
　　1944年，日寇在“一号作战”(豫湘桂会战)中，相继占领和捣毁了除芷江机场外的盟军在华主要军事机场。中国空军和盟军空军云集芷江，以芷江为最后基地持续不断地对日寇进行打击。
　　1945年4月，日寇深恨芷江机场对自己带来的威胁，悍然发动“芷江攻略战”(湘西会战)，6月受重创而归，芷江安然无恙。
　　1938年10月到1945年8月，驻芷江空军直接参加

1938年10月，芷江机场建成投入使用，部分中国空军入驻。美国援华空军将领陈纳德到此创建中美航校并监督芷江机场扩建。
　　1941年，苏联援华空军中队入驻芷江。
　　1943年，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进驻芷江。
　　1944年，日寇在“一号作战”(豫湘桂会战)中，相继占领和捣毁了除芷江机场外的盟军在华主要军事机场。中国空军和盟军空军云集芷江，以芷江为最后基地持续不断地对日寇进行打击。
　　1945年4月，日寇深恨芷江机场对自己带来的威胁，悍然发动“芷江攻略战”(湘西会战)，6月受重创而归，芷江安然无恙。
　　1938年10月到1945年8月，驻芷江空军直接参加对日空战，切断日军补给线，进行远达日本本土、台湾的远程轰炸，居功至伟。
　　八年抗战中的芷江在历史上用鲜血浓墨重彩地留下了一幅画卷。
　　其中有祖祖辈辈居住在大山中的当地农民，1937年12月到1945年8月，来自芷江、麻阳、新晃、洪江等地的数万劳工，为了兴建、扩建、维护芷江机场，洒下了无尽的汗水，许多人永远地倒下。
　　有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芷江机场有过这样的画面：一架美军飞机受伤迫降后起火，飞行员被夹在机舱里动弹不得，救援人员束手无策地看着他被火烧到只剩下很小的一团，但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最后的姿态仍然是双手紧握着驾驶盘的样子。
　　有年轻的中国陆军战士，日寇大举进犯芷江时，芷江人杨伯涛率领一个师在一座后来被称为“骨骸岭”的山峰阻击，他的部下高喊着“保卫师长的家乡”拼死抵抗，他们的性命，以及在雪峰山脉许多无名山峰的战士的性命，换来了日寇的惨败。
　　小县城青史留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大后方沸腾了。
　　此时，重庆大本营正在考虑，在何处接受侵华日军投降，这个地方要足够安全，以免日军代表耍花招，还要能够耀我军容扬我军威。最后，这个地点选定芷江。
　　这座城市，日军拼了命想来，但却是在无条件投降之时。8月21日，日军代表今井武夫垂头丧气地来到芷江七里桥，向指挥所设于此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投降。
　　“八年烽火起芦沟，一纸降书落芷江。”芷江受降，是中华民族浴血抗战八年之后最扬眉吐气的时刻，如蒋中正题芷江受降坊匾额所云，“震古烁今”，彪炳青史。
　　为了缅怀抗战功勋，铭记受降荣耀，1947年，湖南省政府规划建设芷江受降城。首先建设的是七里桥的受降坊。如今修复的受降坊，

　　小县城青史留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大后方沸腾了。
　　此时，重庆大本营正在考虑，在何处接受侵华日军投降，这个地方要足够安全，以免日军代表耍花招，还要能够耀我军容扬我军威。最后，这个地点选定芷江。
　　这座城市，日军拼了命想来，但却是在无条件投降之时。8月21日，日军代表今井武夫垂头丧气地来到芷江七里桥，向指挥所设于此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投降。
　　“八年烽火起芦沟，一纸降书落芷江。”芷江受降，是中华民族浴血抗战八年之后最扬眉吐气的时刻，如蒋中正题芷江受降坊匾额所云，“震古烁今”，彪炳青史。
　　为了缅怀抗战功勋，铭记受降荣耀，1947年，湖南省政府规划建设芷江受降城。首先建设的是七里桥的受降坊。如今修复的受降坊，刻着当时军政要人的题联：
　　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蒋中正；
　　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李宗仁；
　　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何应钦；
　　我武自维扬沧海依然归禹贡，受降昭盛典神州从此靖烟尘—白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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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的机场与城市
　　当年的《湖南省政府公报》说：“一个在八年苦战中争得最后胜利的受降城市，如果只要它炫耀于一时，而不加以规划建设，永留纪念，那就未免太辜负它的存在了。”
　　抗战后的中国，并没能“神州从此靖烟尘”，而是遗憾地陷入内战。那支借芷江苦撑的军队战败，芷江也就无可避免地重归于寂寞。
　　受降坊没有再修下去，1966年更是遭到了严重破坏，原本打算勒石千秋的受降坊被捣毁，所有“反动头子”的题字被凿灭殆尽。
　　芷江机场没有再启用，卵石铺就的跑道上，野草丛生。当年机场建设劳工留下的石碾还散落着，有一人多高，数十吨重，有的还残留着当年的弹痕。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小小的芷江曾驻有数万中国陆、空军，六千美军空、地勤人员，芷江机场的飞机最多时有二百余架，而当时芷江当地居民仅有八千人。
　　这座总是笼罩着雾霭、充满神秘色彩的小城，弥漫洋溢着火热的抗敌热情，而今这些都已消散，偶有当年飞虎队的队员或者亲属不远万里回到芷江，凭吊故地，追思前人。
　　这座看似寂寞的小城淡泊地过着宁静的生活。潕水上的龙津桥，是湘西无数风雨桥中的一座，不过是最长的一座。然而芷江也不是总安于寂寞的，当大洋两岸的人们都渐渐忘记了

，那些为了挽救一个古老民族于危难关头，而跨越重洋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芷江建起了他们的纪念馆，记取了他们的名字，记载下了他们的事迹，以告慰这2193位烈士的英灵。
　　平凡的芷江，不平凡的芷江。有百多岁的吊脚楼，有70岁的机场。有山，有水，有人家，也有血，有肉，有礼魂，有国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