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想当兵
1976年底，我初中毕业。已经对学校产生了厌倦情绪的我，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这时，部队又开始在学校中招兵了。在当时，比起上山下乡来，当兵无疑是一条更好的出路。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后门”背景的人，要想走上这条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但我那时还是想试一试，于是，就报名参加了体检。

体检是在八一中学的一栋楼里进行的。印象最深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在有年轻女人在场的情况下，脱光自己身上的所有衣服。幸好，我排的不是这名女军医的队，否则，那种尴尬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女军医的脸上倒是看不出任何表情，跟其他男军医一样，机械似的进行着一系列的外科检查，仿佛面前赤裸的小伙子们不过是一堆工厂中的半成品。
我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血压。十五岁的我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血压总是有点偏高。医生让我别紧张，放松，后来又让我到院子里去溜弯儿，直到当天的体验要结束时，才把我叫了回去，匆匆量了一下后，写了个“合格”的结果。
几个星期后，所有体验合格的人被叫到学校的一间会议室中开会。主持会议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军人，内容就是让大家谈谈自己的情况，以及为什么要当兵等等，有点像现在的面试。
现在留在脑海中唯一的印象是，年轻的女军人长得很漂亮。当然，这种记忆可能并不准确。因为在当时，我觉得样板戏中的柯湘和铁梅都很漂亮，但后来却发现这种审美观念主要是受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再后来，我就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很难想象，我的命运竟然是一场幕后交易的结果。当时，部队接兵是统一划片的。分到我们学校的，是国防科委的一支部队，据说来自于大西北。但这支部队的首长指定要接一名他们的子女，而这名子女并不在我们学校中。于是，接兵的人就找到该子女所在的学校，跟在那所学校中接兵的部队商量换了一个名额。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成为我们学校当年唯一一名被空军接走的人的原因。
若干年后，当年接兵的张排长已经转业到了地方，仍然记得当年的事。他这样告诉我：“如果不是当年我接你，你就去了大西北的山沟，据说，在那儿当兵的人，结了婚后都生不出孩子……”
我虽然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但却深知，一个人的命运很多时候只是一步只差。

二、初识报务
我的战友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军人，但并不是每个人的权力都高到足以安排子女未来的程度。所以，除了个别人以外，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工作。
那时候部队下来接兵的人，都像是善于玩弄伏笔的小说家，对待我们的好奇一概以“技术兵”的统一口径回答，至于我们要去的地方，只说是湖北。
７７年元旦刚过，我们这群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就是在这样一种懵懂的状态下离开北京，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经过一天的行程，早晨四点到达武昌站。但我们并没有出站，在候车室中等待了两个多小时后，又登上了一列不知开向何方的列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旅行后，才终于到达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湖北省应山县长岭岗。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于位于长岭岗的武汉空军通信团的训练营来说，这句话再贴切不过了。每年，都有大批的新兵在这里接受训练。但除了连、排干部及炊事班的人员以外，很少有人在这里滞留的时间能超过一年以上。
最初三个月的新兵训练，除了实弹射击以外，基本上枯燥无味。不过，实弹射击时我却出糗了，竟然只有两枪中靶。后来分析原因，是我击发时用力过大，导致枪口移动。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很让人伤心，也一度觉得很丢脸，更令人遗憾的是，一点挽回的机会也没有（后来到了老兵连后，每年都要打几次靶，因为吸取了第一次打靶的经验，成绩还不错，有一年还代表连里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比赛。这都是后话了）。

新兵训练很快就结束了。只有到了最后的时刻，每个人才开始思考以后的路。在当时，报务员是通信团中最普通的一项工作，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含金量最低的职业。被看好的工作分别有机务（机械维修）、司机、电影放映员等等。尽管个别人可能因为其他因素分配到较好的工作，但绝大多数人却只能服从领导的选择。
与排长同居一室的还有一名穿“四个兜”的干部，排长让我们叫他王教员。此人与排长比起来显得文绉绉的，说话细声细语，从不发火。整个新兵训练期间，王教员一直无所事事。当我们被通知要留下来继续接受报务训练后，有一天，王教员把我们带到了宿舍后面的教室。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这间教室。在走进这间教室之前，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报务一无所知。但从那天进了那个门后，我们就发现了一片神奇的新天地。

似乎看的人不多啊

那天，王教员叫来了二排的温教员。温教员坐在学员的课桌上操着电键，敲出一连串的滴哒声，王教员则在黑板上写出了一组组的数字。当我们发现，黑板上写出的竟然和温教员手中纸条上的数字完全一样时，简直惊呆了。这原来不是魔术？收发电报原来是这样工作的？就在这一刻，每个被留下来接受报务训练的战友忽然都兴奋了起来，我们要学的是普通人无法听懂的东西！
几天后，武汉空军其他场站派来学习报务的新兵纷纷前来报到。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参加为期６个月的报务训练。

三、勤学苦练
电视剧《暗算》中，阿丙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学会了抄报技能，而我们接受这项训练，却整整用了六个月的时间。说起来，报务员真正需要记住的东西并不多，只有10个数字和26个字母的电码，以及一些常用的“通报用语”。
在正式开始训练的前几天，我已经毫不费力记住了所有需要硬背的东西。但是，人的智力似乎真的有高下之分，这一点不能不承认。我们同期的一个战友，来自空15军，年龄虽然比我们大不少，但当时也只有二十出头。对他来说，这些电码却如同一座万丈高楼，爬起来不知费了多少力！那时，除了白天的训练之外，夜晚我们还要轮流站岗。有一回轮到我夜里1点上岗时，竟然看到他仍然在教室中“苦读”。真不知他是因为心机太重，故意要做出一种发奋的姿态，还是真的难以掌握这些东西……

我们的教室应该算是最早的“电化”教室了。每个学员的课桌上都有一个固定的电键和一副耳机。电键和耳机都与讲台联在一起。教员可以随意监听任何学员的发报。学员也可以通过耳机单独收听教员的发报。就像一部部联在一起的有线电台。
谁也没有想到，正式的训练竟然是从握笔姿势开始的。以前不管你是怎样握笔的，现在都要按统一的标准握；数字和字母的写法也要从头开始学，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按统一的抄报字体书写。这些训练主要是为了提高报务员的抄报速度，使抄写出的字体更容易辨认。报务员书写2和3时与常人有明显的不同。但这种书写习惯其实并不容易保持，离开部队几年后，我就恢复了常人的写法。

发报训练开始后，我们逐渐体会出报务员的不容易。
据老一代的报务员讲，早期的报务员是用“立姿”发报的。所谓“立姿”，指得是发报时，右手的中指是立在电键的按钮上敲击的。这种情形，在早期的电影中仍然能够看到。老演员孙道临在《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曾经非常准确地演绎过这种发报姿势。到了我们这一代，发报姿势已经由“立姿”改为了“跪姿”，发报时中指不再是“立”在电键上而是“跪”在了电键按钮的依托上。这样一来，中指的指甲下面那一块就成了敲击电键时的主要支撑点。而对于刚开始接受训练的报务员来说，电键的弹簧又调得比较硬。所以，发报训练开始后没多久，几乎所有学员的右手中指的指甲下面都肿了起来。个别人的手指甚至肿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痛苦可想而知。在教员喊出的“打”的口令声中，大家基本上都是咬着牙往下敲电键……尽管如此，训练也没有间断过。直到有一天，大家的中指下面都生出了厚厚的硬茧。才算完成了这次痛苦的涅磐。

训练在大多时候都枯燥无味的，每天只是在抄报和发报之间循环。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学员的发报和抄报速度在不断地提高。由一开始的听不懂，到10码、20码、30码……80码，越来越接近能够独立值班的程度……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长岭岗的环境绝对绿色、无污染。到了夏天，三面环水，一面与“陆地”相接，真像个美丽的半岛。那个夏天，我们确实也享足了戏水之乐。营里和连里组织了各式各样的游泳比赛，只可惜在这样的比赛中，我从来都没有拿到过名次。
每周两次的电影，也是我们盼望的时刻。电影开演前，所有的新兵连队轮流拉歌，一直唱到嗓子嘶哑。更让人觉得有点心动的是，在那里能够看到长岭岗仅有的三名女兵。她们当时正在机务连学习，很少外出活动，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能见到。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和其中的一名女兵逐渐成了朋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家还很穷，物质也不丰富。手表在人们心中的分量约等于今天的汽车。知道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中，整个连队中竟然只有2、3只手表，而这几只手表的拥有者，无一例外的都是穿着“四个兜”的干部！
那么，站岗的士兵该如何掌握交接班的时间呢？连里为此准备了一只马蹄表。每天晚上的第一班岗，先要到连部去领这只马蹄表；除此之外，还要领两支没有子弹纯属摆样子的步枪，以及一道当晚的口令；然后一班一班地往下传，直到第二天早晨吹起床号。
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兴奋的，站岗时也比较认真。但是不久之后，问题就开始显现出来。

通常，一个熟睡的人被叫醒后，总是会有几分钟大脑处于空白状态的时间。这一特点很快就影响到了站岗的质量。被叫醒的人，真正清醒后，经常想不起上一班交待下来的口令是什么？这种情形在一段时间内屡屡发生。于是，每天早晨最后一班岗回连部交差时，头天晚上的“海燕”便经常会面临着变成“海鲜”的危险。
我应该是那个时代觉悟得比较早的人之一，很快就找到了规避这种风险的计策：当我知道第二天早晨最后一班岗轮到我时，头天晚上便会找第一班岗的人问清楚当晚的口令是什么，然后才安心地回宿舍睡觉。

然而，我却没有料到，强中自有更强手。我这点小窍门那里比得上人家的大智慧？
那天，我就是在问清楚了口令后才睡的觉，睡得很香，自以为不会出什么差错。睡着后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得了个抄报冠军，心里美得不行。被叫醒上岗后，还在回味着刚才的梦境。跟我同岗的战友则睡意未解，把枪抱在胸前，靠在操场的篮球架子上闭目养神。
奇怪的是，那天早晨，马蹄表的时针已经指到六点了，天色却只是蒙蒙亮，连部也没有吹起床号……莫非是表不准了？我们俩感到很奇怪。又等了半个小时，仍然不见连部的动静，我们俩便去找排长。排长拥着那个时代的“汽车”，所以知道准确的时间。最后的答案竟然是，马蹄表快了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