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原是一家人
《古文观止》里有句话，“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意思是如果能竭尽诚心待人接物，则即使是像春秋时吴国、越国这样世代为敌的家也能结为一体；而若傲慢自满地对待他人，即使是骨肉亲人见了面也会形同陌路。
春秋时期的江南历史，就是吴国和越国的兴亡史。公元前6世纪，当时的江南还在“断发文身，祼以为饰”，根本就是中原人眼里“岂礼也哉”的蛮夷之邦。但就是在此地，吴、越两个强国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它们的武功震动了中原大地（文治确实乏善可陈，蛮夷么），然后，又突然湮没无闻，骤兴骤亡，真犹如流星一般。
吴、越的兴盛，与阖闾和勾践的名字密不可分。
吴王阖闾，在公元前506年，以后世闻名的《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为将，以区区6万兵，挑战南中国的霸主——强大的楚国，柏举之战，五战五捷，大败楚军20万，仅10天即进入楚国国都郢（今湖北省江陵西北），创造了春秋时期攻占大国都城的先例，于是吴国威震中原。
继阖闾之后的吴王，便是那位任用奸佞伯嚭，杀害忠良伍子胥，宠幸西施的夫差，阖闾离世仅20余年（公元前473年），吴国便被“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昔日手下败将越国所灭。

越王勾践灭吴以后，随即乘胜率兵北渡淮水，会中原齐、晋等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向周元王致贡。周元王命使臣赐勾践胙（送来祭肉），封勾践为“侯伯”，晋伯位。自此，越军横行江淮一带，诸侯尽来朝贺，越国的国势达到了顶峰。

从远古氏族上追溯，吴越本是一脉相承，难分彼此。从钱塘江南岸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到上海青浦的崧泽文化，在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农耕、渔猎工具，陶器和原居住建筑遗址，无不显示着共同点，生动地展现了五、六千多年前，吴越的先民饭稻羹鱼、临水而居的生活格局。从湖州钱三漾出土的古老的丝帛残片，到吴江梅堰原始陶器上漆绘的春蚕，揭示着一个共同的信息：中国丝绸，恰恰就是在吴越之地闪烁出最早的曙光。
史籍流传的吴越相似的地名人名，诸如：“于越、于陵、于菇、句章、句容、句余、句无、句注山、句卢山、句绎、姑苏、姑熊夷、姑蔑、始末、夫椒、乌程、乌伤、余杭、余暨、余姚、余干、芜湖、无池、无锡”、“句践、句直、余善、余祭、余昧、无余、无壬、无疆”也揭示了当时的两国人民，同操着百越语言，彼此没有交流障碍。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所以“句吴”就是“吴”“于越”就是“越”。其它冠首词的发语词性质类似。这些地名被用汉字记录下来之后，原义渐至湮没，后世不知其所由来，往往望文生义，妄加解释。如以为“无锡“其地本来产锡，至汉代锡已采尽，故名。或说：“后汉有客于山(指锡山)得铭云‘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皆无稽之淡
由于吴地和越地文化的生成基础和文化形态极度一致，尤其经过大规模战争等整合，它们的文化则更加水乳交融，难以区分，以至于当时它们就是以吴越文化这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彼此的战争，并无碍于文化的整体统一，就像山东被称为齐鲁大地，一样会有鲁国的曹刿论战，一鼓作气打败的乃是齐军？

上海的前世
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元朝的松江知府仆散翰文以“华亭地大人众，难理”，奏请元廷分置上海县。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春，划华亭县东北境5乡26保地置上海县。而此时以前的上海，只是“华亭东北一巨镇”而已。
上海县以盛产豆、麦、棉花而闻名，经济在明清两代也持续发展，顺理成章的，上海县也在不断拆分，明清两代，上海县先后拆分出青浦、川沙、南汇三县，而上海县本身，也在清代嘉庆年间的县志中，被文人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都会”，用这样的溢美词藻来形容一个县，也是不多见的。到开埠时，上海县城人口已有20余万（全县有60万人），已是全国第十二位的城市。当然在名城云集的江南，还是不起眼的，因为就在90公里外的，就有当时中国仅次于首都北京的大城市——江苏省会苏州。
正如长得太快的婴儿，衣服往往跟不上趟。虽然经过拆分，但上海县仍然政务繁忙，已经不是区区一个知县可以管理了。1730年清廷将分巡苏松道由苏州移驻上海，并加兵备衔，后来这个官职，往往被称为“上海道台”。尽管道台只是省的派出机构，但是道台在他道内区域范围的一个城市里设有衙门。此后，上海虽然在行政体制上虽仍隶属松江府，但遇重要事件，知县常就近请示道台，反而不经过知府。无形中道台直接管理上海县事务，从而使上海的行政地位得到提高。
虽然如此，但是苏州毕竟高高在上。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志，承认“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而同一时期的松江府的府志，又补充了一句“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大率同为吴音而微别耳。”转来转去，此时的上海，不过是大苏州光环下的小上海罢了。
就在大清帝国的兴盛时期，西方侵略者已经开始觊觎古老的中国。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上海的价值：它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中国其它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匹敌的。“上海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紧邻着富庶的苏杭地区，由此运入大量丝绸锦缎，同时向这些地区销售各种西方货物”、“上海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
1840年，英国人终于以鸦片为事端，挑起战争以打开中国的大门。江南各地相继失守，英军直逼镇江、南京，在切断漕运这一帝国命脉的威胁下，清廷屈服，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在该条约中，上海被列为开放的五处口岸之一。
紧邻富庶的苏杭的上海，随着租界的开辟与西方企业设立而在对外贸易上占据优势。开埠初期的上海，在进出口贸易、港口发展等方面显示出勃勃生机，洋场的繁华表面上也能苏、杭相媲美。然而，一个城市的壮大，特别是作为中心城市，不仅仅体现在一些经济指标上，传统江南的中心城市仍以其深厚的经济人文基础保持着它们应有的地位，吸引着大量人口，上海开埠十年后，城区人口仍然只有55万，不能望苏州之相背。
就在此时，一场彻底颠覆了江南内部秩序的战争发生了。以拜上帝会起事的太平军，1851年（咸丰元年）金田起事后，从西南经两湖东来，一路狂飙，势如破竹，以建立“江南小天堂”为号召，顺长江而下，占领南京。此后，太平军扫荡江南，相继攻占杭州、常州、无锡等城池，后又攻破苏州，并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苏福省。期间，清军在江南与太平军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拉锯，战火四溅，硝烟弥漫。直至1864年（同治三年），江南地区才被清军重新控制。江南陷入十余年的战乱，等到战乱过后，富庶的江南一片残破，满目萧条。江浙两省损失人口竟然高达3100万，而战前两省的人口也不过7300万，江南更是总灾区。苏州府的人口，从650万下降到230万，杭州府的人口战前有372万，战后只剩下一个零头：72万，杭州城，从一个80万人的大城市跌落到只剩下20余万。
战火之下，只有上海的租界，才成为避难所，江浙的绅士源源涌入，1860年仅在英美法三租界内的华人就增至30万，到1862年更猛增达50万。流寓的人群之中，有不少是拥有大片田地房产、挟资万贯的富贵之族。两年之内，起码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上海租界。“当租界成为城市的主体的时候，上海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过去那个传统的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基地，不再是普通的滨海小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的国际商港。上海正在从‘江南鱼米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国游离出来，成为镶嵌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块中性地带，一个新开发的商业王国。”此后，上海便步入了超乎常规的大发展时期。以外贸为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就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1860一1900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1864年占57%，1900年占55 %，其中进口通常占六成以上。可以说，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成了上海的江南。
以上海的兴起为标志，江南历史也开始进入了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