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每年有高达32，000例“无缘死”——这些人默默过着极为寻常的生活，只是因为种种缘故，一点一点与社会失去关联，直到孤独地走完自己最后一段人生旅程。他们中的不少人，活着的时候也并非完全没有社会交往，但到他一死，认识他的邻居或同事才意识到，根本就不知道他有什么亲友可以料理后事；甚至虽然身份得到确认，但明明有血脉相承的亲人，却并不来认领遗体。如果说在宗法社会中，人即便死了也会被作为祖先受祭祀而为人所记得，那么“无缘死”的人，则可说在去世之前，就已被人所遗忘。
十年前，曾有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日本电影《无人知晓》（Nobody Knows），讲述四个被单身母亲抛弃的孩子，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绝望地生活着。这个故事之所以令人心悸，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如果活着的时候与外界几无联系，那也就无怪死后无人知晓，在陌生人组成的茫茫人海中，谁能注意到一个平素来往不多的人的消失？就像本书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对于隔壁住着什么人，他们日子是怎么过的，不也是知之甚少吗？我觉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即使自己周围发生了同样的悲剧而我们没有觉察，也是不足为怪的”。
日本这些年来，年轻人不断涌入大城市，中小城市不断衰退，越来越多的村庄因为人去楼空而从地图上消失，许多人再未重返家园。但也并非只有大城市才“人情冷漠”，其实中小城市也已远不如以前那样重视乡情纽带，如果一个人家中无人，又不断更换工作，在陌生的城市中不能建立长期稳固的关系，那么他的人际纽带就将渐渐萎缩，那些断绝了与故乡关联的无依无靠者，被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无缘死预备队”。
这一社会现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折射出了日本社会乃至现代社会的某些基本特性。这一社会的极端形态，就是社会的原子化：在社会基本单位析分到核心家庭后，正渐渐走向单身家庭。川流不息的十字路口，是这样一个社会的缩影：陌生人匆匆擦肩而过，不知道彼此是谁，他们看似人潮汹涌，但彼此并无有机联系，你可以在拥挤的地铁上看到一车的人之间彼此互不交谈。人际交往的形态很少是稳定的、贯穿一生的长期纽带，而常是碎片化的“偶遇”。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则是个人信息的私密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尽量简化，甚至连召集亲友一起举行丧礼，都让人觉得是一种“麻烦”。
“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是日本社会普遍的心态，87%的受采访者都回答说不打算和亲属共同生活，宁可孤独生活，而原因正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但书中说得对，“‘关联’或是‘缘’，难道不就意味着互相添麻烦，并允许互相添麻烦吗？”
在城市化快速扩张的过程中，高度原子化的个人很容易丧失社会纽带而变得离群索居。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日本的调查显示，相比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常找同事或朋友沟通，三十四岁的青壮年常倾向于不找任何人沟通。这部分承受着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看起来忙忙碌碌，但有的人其实除了在工作场合的偶尔接触外，并无机会与人深入接触，许多人一旦退休后，失去了与公司和同事的联系，便暴露出与世隔绝的真相。换言之，在现代社会中，公司集体认同与情感化的群众运动，都可能是极具欺骗性的“我们感”（we-feeling）。很少有同事能在你离开公司后转变为终生的朋友，并最终出现在你的葬礼上。
卡尔维诺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曾虚构了一个城市，在那里，“为了建立维系城市生活的联系，居民从房子的各个角落拉起细绳，用白、黑、灰或黑白相间的颜色，显示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买卖关系和代理关系。当纽带越来越多、再也不能穿行的时候，居民就搬离居所，房子就被拆除”。这是城市生活的一个隐喻：现代人常常逃避过多的社会关系纽带，试图匿名而自由地生活。与传统社会相比，如今人们在纵向（与祖先和后代的联系）与横向（与平辈朋友等社交关系）上的纽带都萎缩了。虽然如今聊天工具、社交媒体的兴起，一度能重建失落的纽带（很多人通过QQ群或微信群又和失散多年的老同学联系上了），但这个虚拟网络仍是不坚固的，并且和现实生活不同，你可以随时从中退出。
日本“无缘社会”之所以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日本社会的问题，而关乎现代人的根本生存境况。17世纪的英国诗人John Donne有一首著名的诗：“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身为大陆的一小块，若海洋冲去了一片土，欧洲大陆就少了一块，不管那一块是海岬所缺的一角，或是你朋友的庄园，或者你自己的园子所流失的土地。每一个人的死，都是‘我’的削减，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他就是为你而鸣。”不要觉得“那与我无关”，生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有都潜在的可能变成一座孤岛。书中那位水野君说得对，“确认与别人有没有关联，就是在确认自己是否存在”。因为说到底，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和某龙形容的日本很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