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有影响的“西厢故事”共有四版：唐代元稹《莺莺传》、北宋赵令畤《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金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人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四版西厢，在传颂浪漫爱情的同时，亦留下了丰富的唐宋金元时期人们用香的记录。
唐人用香之法颇多，如佩戴、含服、涂敷……养颜用品五花八门，而熏衣香方更是层出不穷。
唐人元稹的《莺莺传》行文简约，提及香的地方不多，却真实反映了唐代用香风尚。一是莺莺自张生房中离开后，“及明，（张生）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 ”元稹又于《会真诗》中记此情景：“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相传，唐代女子傅身香粉中常添胭脂（即汉武帝时，匈奴失之而哀恸的“焉支”），使之微呈粉红。元稹曾有诗云“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退红酥。”双文者，人云莺莺之原型也。

北西厢《窥简》
《莺莺传》又写莺莺寄信给张生：“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
“口脂”是古时女子的唇膏，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记述了“炼蜡合甲煎法”：“蜡二两、紫草二两。上先炼蜡令消，乃内紫草。煮之，少时候看，以紫草于指甲上研之，紫草心白即出之。下蜡，勿令凝，即倾弱一合甲煎于蜡中，均搅之，讫，灌筒中，则勿触动之，冷凝乃取之，便成好口脂也。”
莺莺所用信笺，元稹写为“彩笺”。北宋赵令畤依《莺莺传》作《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改成“香笺、鱼笺、花笺”云云，如“密写香笺论缱绻”，“鱼笺微谕相容意”，“却写花笺和泪卷”，似更添了诱人香色，却隐没了原作玄机。
元稹曾与才女薛涛相恋，北宋李石《续博物志》载：“元和中，薛陶（涛）造十色笺纸，以寄元稹，稹于松花纸寄诗赠陶。”薛涛之《寄旧诗与元微之》最是感人：“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后人对《莺莺传》成文时间一向多有争议，在我看来，最早也在元和年间。莺莺这一形象，应是双文、薛涛等元稹所历诸女子之融合。
至于《商调蝶恋花词》所谓“香笺、鱼笺”，则可能是唐代广东罗州栈香树所制“纹如鱼子”的香皮纸，四川亦有名“鱼子”或“蛮笺”者，乃仿罗州香皮纸而得名。而“花笺”，则于南朝陈之徐陵的《玉台新咏集序》中已经出现：“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王实甫《西厢记》里甚至写出“纸光明玉板，字香喷麝兰”，玉版纸产于宋代之新安；倒是以香制墨，虽繁盛于宋，却晋唐亦有之，展现了香料之多用。——总之，后世著作里纸品虽越写越繁，却皆与元稹之意味深长似是而非。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元代景德镇青花人物故事图梅瓶，现存最早的出现在陶瓷作品上的《西厢记》插图
金朝经济发达，“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家，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有学者认为，其纵不及南宋，却尤胜北宋。而元代，海外贸易的范围与规模超过唐宋。文化思想上，金元则呈现多元化之态，俗文化空前发展，戏曲、小说涌现。
此时香文化持续繁荣，并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金人董解元与元人王实甫的两版《西厢记》，皆是“余香满口”。
傅京亮老师曾在《中国香文化》一书中写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王版相比，用香也甚多，并且更细致、更传神，还常借香来渲染各种情绪。
我读董书，实实为其写香文字所感。如：“朱扉半开哑地响，风过处惟闻兰麝香，云雨无缘空断肠。”“怕黄昏愁倚朱栏，到良宵独立空阶，趁落英遍苍苔。东风摇荡，不帘飞絮，满地香埃。”
其中，最妙到巅峰的应属莺莺听张生抚琴一段：“其辞哀，其意切，凄凄然如别鹤唳天。莺闻之，不觉泪下。但闻香随气散，情逐声来。生知琴感其心，推琴而起。”——在这里，香不再仅是因人心情不同所见才不同的凡物。香是角色，而非道具。香与人心相通，香也有灵，香也有感，香也有情。端的是神来之笔！
董书所涉用香之法亦纷繁。描写女子妆容衣裳用香的如：“宝髻挽青螺，脸莲香傅，说不得媚多。”“脸儿粉腻，口边朱麝香浓。”
描写起居用香的如：“香烟袅袅喷瑞兽。”“霎时雨过琴丝润，银叶龙香烬。”“百和奇香添宝鸭。”“把莺莺扶上七香车。”
难得的是，董解元还写出了香深切融入文人生活的状态。如写张生居处：“好寄闲身，眼底无俗物。有几扇儿纸屏风，有几轴儿水墨画，有一枚儿瓦香炉。”写张生学琴：“曾师高士，向焚香窗下，煮茗轩中，对青松，弹得高山流水，积雪堆风。”
而如何用香，更能反应主人公的精神与态度。张生平日所用，乃是瓦香炉。待红娘送莺莺信笺来，当时便“取古鼎，令添香，置诸笔几之上……忙礼拜，躬身合掌，以手加额。香烟上度过把封皮儿拆，明窗底下，款地舒开。”
此书另有一处暗喻,即普救寺之由来。唐人元稹《莺莺传》里，原只写“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董解元却又添笔墨：“蒲州东十馀里，有寺曰：‘普救’，自则天崇浮屠教，出内府财敕建，僧蓝无丽于此……欲侍问是何年建，见梁文上明写着‘重拱二年修’”。至王实甫，更又演绎出此寺与崔家渊源，崔夫人道：“这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是则天娘娘香火院。”
事实上，初唐释道宣所撰《续高僧传》之《蒲州普救寺释道积传》写普救寺历史：“先是沙门宝澄，隋初于普救寺创营大像百尺……”可见此寺隋初已有。《慈恩传》卷六载，在贞观十九年参与玄奘译经的人当中，证义大德有“蒲州普救寺沙门钟秦”，撰文大德有“蒲州普救沙门神宫”，亦早于武则天掌权之时。武则天只是曾扩建普救寺，并以之为香火院。
董、王二人有意突显故事发生之古刹与武则天的关系，其用意恐怕更在于暗示男女主人公将于寺中结合。《旧唐书》载：“太宗崩，（武氏）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新唐书》亦载：“高宗幸感业寺，见（武氏）而悦之，复召入宫。”董、王于此，亦其实早做了一反前人所设离散悲情，而成团圆美满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