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谚曰:“士无贤不肖,入仕见嫉;女无美丑,入宫遭妒。”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对此是有切身感受的。《资治通鉴》载:“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欲用为宰相者数矣。文德皇后固请曰:‘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外戚专权的“彻骨之戒”,但太宗不听。《旧唐书》载,长孙无忌也有水满则溢之戒,多次向太宗辞官、辞禄、辞爵。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其舅高士廉也“敢以死请”,太宗不准,曰:“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朕若以无忌居后兄之爱,当多遗子女金帛,何须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后来太宗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宽慰他忧谗畏讥的心理。
长孙无忌对唐太宗顺情者多,逆旨者少,每次唐太宗向他征求自己的过失,他或者说“陛下无失”,或者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这一点,后世和史家多有诟病。不过,从其一身行为来看,长孙无忌是智谋忠正之臣,而非阿谀取宠之徒。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拒唐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这件事上,这一态度也使他一生的荣辱福祸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起初,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但是,这种君臣相得、君礼臣忠的蜜月期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权力具有拒绝和逃避制约的本能,皇权又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的意志如果与臣下的意志不一致,只要他还能够操控实质性权力,就不可能容忍自己真正受到臣下的约束,无论这种臣下是以忠还是以亲的形式出现。当高宗的皇位逐步稳固以后,他与辅政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心理与权力冲突便开始潜滋暗长起来,最终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争议中爆发出来。武昭仪(武则天)本是太宗的才人,太宗去世后,她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后高宗将其纳入后宫,封为昭仪。她为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来的女儿嫁祸于王皇后。因王皇后无子,高宗也想废王皇后而立武氏为后。开始,高宗和武昭仪都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企图落空。《资治通鉴》载:“(上)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珍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所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声折之。”可想而知,高宗对他是多么气恼,武昭仪在心里更是何等地痛恨他。
长孙无忌一生都长于机隐之事,历经宦海风云,老于世故,对于自己不合作态度的严重后果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之所以义无反顾,于今推之,可能有三种考虑:一是不合礼法。高宗立武昭仪为后,无异于乱伦,有悖礼教,长孙无忌作为受唐太宗遗命的辅政大臣,不能见义不为。再者,加之他与唐太宗的特殊感情,心理上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二是有害国政。他深知唐高宗生性懦弱,而武昭仪智虑百端、性行险恶,一旦为后,必将临朝干政、牝鸡司晨,出现褒姒亡周、吕稚篡汉的局面,而他作为开国元勋,不能临难退缩,坐视不顾。三是朝中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令他不能超脱事外。王皇后和长孙无忌家族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因而王皇后的废立涉及朝局政治力量的主导地位问题,长孙无忌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长孙无忌对唐太宗顺情者多,逆旨者少,每次唐太宗向他征求自己的过失,他或者说“陛下无失”,或者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这一点,后世和史家多有诟病。不过,从其一身行为来看,长孙无忌是智谋忠正之臣,而非阿谀取宠之徒。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拒唐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这件事上,这一态度也使他一生的荣辱福祸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起初,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但是,这种君臣相得、君礼臣忠的蜜月期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权力具有拒绝和逃避制约的本能,皇权又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的意志如果与臣下的意志不一致,只要他还能够操控实质性权力,就不可能容忍自己真正受到臣下的约束,无论这种臣下是以忠还是以亲的形式出现。当高宗的皇位逐步稳固以后,他与辅政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心理与权力冲突便开始潜滋暗长起来,最终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争议中爆发出来。武昭仪(武则天)本是太宗的才人,太宗去世后,她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后高宗将其纳入后宫,封为昭仪。她为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来的女儿嫁祸于王皇后。因王皇后无子,高宗也想废王皇后而立武氏为后。开始,高宗和武昭仪都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企图落空。《资治通鉴》载:“(上)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珍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所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声折之。”可想而知,高宗对他是多么气恼,武昭仪在心里更是何等地痛恨他。
长孙无忌一生都长于机隐之事,历经宦海风云,老于世故,对于自己不合作态度的严重后果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之所以义无反顾,于今推之,可能有三种考虑:一是不合礼法。高宗立武昭仪为后,无异于乱伦,有悖礼教,长孙无忌作为受唐太宗遗命的辅政大臣,不能见义不为。再者,加之他与唐太宗的特殊感情,心理上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二是有害国政。他深知唐高宗生性懦弱,而武昭仪智虑百端、性行险恶,一旦为后,必将临朝干政、牝鸡司晨,出现褒姒亡周、吕稚篡汉的局面,而他作为开国元勋,不能临难退缩,坐视不顾。三是朝中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令他不能超脱事外。王皇后和长孙无忌家族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因而王皇后的废立涉及朝局政治力量的主导地位问题,长孙无忌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