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望东方周刊》：康导是特别精益求精的导演吗？ 
兰小龙：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可能的范畴内做到精益求精。因为一个电视剧一天拍不了五张纸的话，投资方就要疯了，一天拍五张纸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就是三天要拍一集。我两天写一集的话，这两天几乎是不休息的，三天写一集的话，其实休息时间也非常少，只不过我还能保证我的吃饭时间。然后你想，我就是写，写在纸上，人家是要拍出来。他在这个范围内做到精益求精。所以我说他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你回头跟他接触就知道了。 
刚才还在跟他打电话呢。他在那边大喊大叫说：你剧本怎么还不发给我？我说我发给你了啊。哦，哦小龙，我跟你说，我电脑跟电视都送人了。我觉得没有电脑跟电视的日子太舒服了。我说那你怎么收我的剧本啊？他说我上网吧，我插U盘。你插了U盘之后你拿什么看呢？你看U盘吗？（笑）他是这么一个人，他真的是到现在为止影视圈当中我碰到的最有趣的一个人。

《了望东方周刊》：在你相信他能拍好戏之前，你对他的了解是怎么样的？ 
兰小龙：他很苛刻。其实我们那时候都没有试图去了解对方，都知道对方心里是有东西的，但是……尤其是你看重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特别谨慎的去接触他。因为往下你如果决定要接触他的话，你是要把自己的心血交给他的。 
我对很多导演不会这样，大家就是一个合作关系，我把剧本给你，就是这样完事儿了。但是对他，做不到这样，无法再在原来那样似乎很平衡的逻辑上做事儿了。之前我其实是从来不跟剧组接触的。那次王宝强特别奇怪，问我：你从来不跟演员打交道吗？我说对啊。第一次吗？我说第一次啊。 
本来老康一个人可能让我有一点失衡，加上这些演员非常敬业非常投入，我们在昆明的时候，春暖花开的特别漂亮，但演员没有一个人出去玩，我半夜十二点钟踹开一个门，发现张国强、张译、刑佳栋三个人在对台词！这个戏是我下来可能交朋友最多的一部。我一般一个戏下来最多就是跟导演和制片人交个朋友，这次几乎跟整个剧组都是朋友。 
后来我记得老康拍完这个戏以后，好像都三四月份了，已经公映了，我问他，你拍完一个戏以后最满意的时候是什么？他看了我一眼说，最满意的是编剧的肯定。我之前没怎么肯定过他你知道吗，之前我们彼此都是挖苦，说你一句好话都会说我是不是对你吹捧过度了？那天我就说那我肯定你一下吧，康洪雷同志，在你拍完这个戏之后，我彻底放弃做导演的打算。他当时非常惊奇地看着我说：你想过做导演吗？我说：大哥你自己来试试写剧本，我每个戏都是很认真去写的，你不信那里面的东西怎么去写？最后发现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被人给弄成这样子那样子，你会不想去做导演吗？但是你这样拍完这部戏之后，我觉得我好好写好我的剧本才是有意义的事情。我还是老老实实写剧本吧。这是我给他的最高评价，那天他好像还比较满意。 
老康是一个对生活要求特别低的人，他是北漂，中国一线导演，还在租房子。我原来老是指着他鼻子骂，简直是丢中国一线导演的人。但他有一次跟我说，我不敢让自己生活要求太高。我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啦。不过他过得也挺舒服的，随心所欲，放纵性格的那种。属于对待自己像高城，对别人像袁朗，就是什么好处都被自己占了。

了望东方周刊》：士兵的剧本完成后，没有找过其他导演吗？ 
兰小龙：找过一圈，都不合适。这剧本2001年就写了。我们这个圈子都喜欢做一些经验之内的事情，而不愿意去做一些经验之外的事情。他即使拿到这个剧本，也会在他的经验之内做，这是我最害怕的一点。 
今天我确信老康和我是好朋友，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非常不愿意重复。可能我们在有一点上甚至有一点痛惜，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力跑到哪里去了？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创造力跑到哪里去了？我们没有权力去问别人这个问题，只能问自己，问别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问题最后就是说，你只能不重复自己。比如说士兵做不做续集？我们很早以前就决定绝对不做续集。它再火也不会做续集，因为那样又是一种重复。

《了望东方周刊》：现实中真的有许三多这样的人存在吗？也许有这样坚持的人，但更多这样的人可能得不到认可，而是一直卑微下去？ 
兰小龙：太多这样的人了。我想他们的坚持并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对不对？他是希望生活有他能够觉察到的最起码的意义，也就是如此而已。那这种人太多了。许三多这个人物，也许很多观众质疑存不存在或者能不能坚持，但其实他那里有我们每个人的东西。你要说我，从个性什么的来说可能都没有，但你要问有没有许三多的东西，有。我原来跟别人开玩笑说，我写剧本的时候我像许三多。因为一个剧本几十万字，不是开玩笑的，几个月时间就要干出来。而且我大部分剧本就是一句话的创意，然后要把这整件事情做得像真的一样，并且找它现实的价值。所以说有没有，我觉得是太多了。

了望东方周刊》：大家也许认为这种精神确实值得敬重与坚持，但是现实世界里，也许选择成才那样的做法更容易生存下去？ 
兰小龙：怎么说呢，我所看到的让我尊敬的人，同时也是有一定成就的人，没有一个像成才的。打个比方，中国排名前十的导演，有谁身上像成才的？没有。而且绝对是每个人身上像许三多的东西更多。我觉得也不存在唤醒这回事儿，它本来就在那里。 
我觉得就像我们编剧一样，他可能做着做着越来越着迷于技法，因为速度非常快。但是当你着迷于这种东西的时候，可能你就已经把自己当成一条流水生产线了。你会想再用更高的速度创作剧本，同时也是财富。那也就是说，你会非常顺理成章的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就是用枪手。这在我看来就是自杀了，你的职业生涯就快要完蛋了。因为你突然发现那样的话我剧本都可以出来，那太轻松了。这种人能不能成事？我想也就是这个逻辑吧。

《了望东方周刊》：你是中戏一毕业就进了部队吗？那时是不是也接受像士兵突击里表现的新兵训练那样强度的军训？ 
兰小龙：是，24岁一毕业就进了部队。需要新兵训练，但是我进部队的时候，正好有比较紧急的任务，于是乎我军训的时间就被抓去干活去了。干完活下面又有别的事，就又去忙那个，结果两年以后一看这个兰小龙还是走没个走相，站没个站相。他们就觉得这个家伙确实应该去军训！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太好训了你知道吧，他已经有点油了，这么熟的人你好意思吗？然后我就看他们也很尴尬我也很尴尬。我就说那我就训一下吧，也别让我跟着哪一级训了，我自己找军队去。 
我去的那个军队一点不比他们军训轻松，非常累，我是到了那个野战军以后把一个二级士官的衣服给扒了穿自己身上，跟人家说我是集团军裁下来的打字员。当时是有点赌气，他们老说我没军人样，我就想咱玩就玩彻底的，不就是下基层体验生活吗，我看你们能像我这样体验吗？估计没有人能像我这样体验，因为他们年纪比我大，他们穿士官的衣服人家也不信，哪有这么老的兵啊。我那时候二十六岁左右，还能冒充一下。我还跟了一个大演习，下来其实比军训时间长的多，有十个月，但是相对来说我比较自由。 
然后回来一看，还是走没走相，站没站相……因为我去军队根本不是去站队列，天天到处跑来跑去。早上五点半起来打靶，跟着当兵的往车里一钻，然后一人一根烟，就开始熏吧。好像很多观众对我们这个戏里抽烟的特别多还表示抗议，我待的部队抽烟就是特别多的，装甲部队嘛，天天那土太多了，你不抽烟根本受不了。到靶场一人一个马扎一坐，开始轮流练。然后一个连队待得不高兴了，就去别的连队，那时候身份也暴露了。 
后来到演习的时候才搞笑呢，上午在炮兵团，下午就去了坦克团。有一次人家把我安排到地炮团，在内蒙古一个大草原上面，方圆几百公里没什么人烟，就是中间有驻兵基地，用铁栅栏围着，每一个铁栅栏围的地方大概够住一个团。我在地炮团，隔着栅栏听到高炮团在拉歌呢，听着觉得挺有意思，然后人家就看见一个军官在那儿爬铁栅栏。他们在那儿站着唱歌呢，结果队列后面突然多出来一个人。（笑）团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解散以后叫一个干事过来问：干嘛的？我说了。人家就说，哦，那你晚上在这儿吃饭吧。我说行。结果第二天地炮团的人找我找不着了。行李还在，人没有了，再一看，他已经住到高炮团去了。就是这样的生活，十多个月，非常有意思。 
原来单位想让我去代职，就是去带一个连队，很多文艺兵都要这样做的。不是代正职，是副职。我们单位给我总结过一句话：兰小龙带的连队，他走了以后连队也该解散了。差不多真的是这样。

《了望东方周刊》：所以士兵突击里面很多都是你那十个月体验出的东西？ 
兰小龙：不只那十个月，我之前已经当过两年兵了。虽然说以前没有像那样跟过大的演戏，但接触的也是军队。我觉得吧，对我这个行业来说，我不太相信什么采访，更多的是要接触这个东西的气质。其实跟老康是一样的。他拍一个东西要的不仅仅是感觉，还需要灵魂。这个灵魂如果换一个词就是气质，这是可以触摸到的。它绝对不是某一句具体的话，不会说“这句话说得多么生活啊”——这句话属于张干事说的。我肯定不会去记某一个当兵的说过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更多的是记他们说话的语法之类的。军队用词是非常单调的，他如何在仅仅三四百个词里面组织一个语言逻辑出来，然后从这个逻辑里找他的气质和独属于这个环境的语言方式、思想方式。这个很抽象，但也很具体，比如我现在跟你说这些的时候我脑子里全是画面。但是正因为它给你带来的记忆太多了，反而变成了抽象的东西。

《了望东方周刊》：但王宝强说这个戏还是很多儿童喜欢看的，尤其是喜欢他。 
兰小龙：尤其是喜欢他？是吗？才没有呢。我所知道的儿童最喜欢的史今和伍六一。喜欢到什么地步呢？他们上次在昆明做宣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熟的朋友的妹妹就把张译和邢佳栋叫到一边——那时候她根本没说她是我们朋友的妹妹——说，我是你们的观众，我非常不好意思，你们能不能上我家去一趟？两个人听了肯定不想去啊，本身宣传一天就很累了，而且哪有这样随便去一个观众家里的啊。那人就说我们家两个孩子在等着呢，一个五岁一个六岁。那时候已经十点多了，俩人一听没辙那就去吧。去了以后，两个小孩送给他们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面写满了史今和伍六一的名字，伍六一还写成了561。反正两个人在那儿一直陪两个小孩儿玩到凌晨一点半，出来以后邢佳栋特别难受，上车以后说我心里堵得慌，说我们凭什么？我们这个戏的演员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时候能说出这种话来。我们凭什么？凭什么让观众这样对我们？我们不就是演了个戏吗？ 
后来他们跟那两个小孩儿成了好朋友。我去昆明的时候我也去他们家了，跟两个孩子一块儿玩，但是人家不喜欢我。而且他们绝对不是追星族的小孩子。我那时候问我能给他们买点什么，我们那个朋友说他们喜欢玩围棋，我去看了以后发现他们还真是喜欢玩围棋，而且是摆残谱。看电视是看英语节目，自己躺在床上一句一句地跟着说，完全没有大人管他们。我都看傻了。还听说那个小女孩大半夜突然哭起来了，说我想伍六一了，我要给他打电话。弄得大家先打电话给张译，问到刑佳栋的电话，再打过去，刑佳栋还关机了。 
对，小孩儿最喜欢的不是王宝强，我还没听说过王宝强被喜欢到这个程度的。

《了望东方周刊》：这个戏的演员确实选得好，每个人都很贴切。 
兰小龙：对，我非常佩服老康和选演员的执行导演李义华，他们挑出来的演员性格里都有那种生命力的东西。确实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是我很敬重的。而且我发现一件好玩的事情，我们这个戏演完之后有两个最失控的人，张国强越活越像高城，前不久才拧过来，因为又给他安排了另外的角色嘛。张译就越活越像史今，活得我们都不习惯了。张译本来是那种永远在背后给你捣乱的人，叽叽歪歪，你说什么他都不好好答应你，最简单的事儿也不行，就说你给我拿张纸呗，我靠他能给你绕八十个弯最后你一看那张纸还是没有到你手里，属于这样一个货色。演了史今之后他突然变得舍己为人越来越好了，我们都很不习惯。好在现在又慢慢回去了，前几天刚把我气得够呛。他本来说前几天就要到这儿来的，结果现在给我拖到月底了，我本来从北京有一大堆东西要托他带，老段要过来我都没让他带，现在这些东西都砸在他手上了。人家一点内疚之心都没有，就是你信我你活该那种。 
张国强呢，就是做出一副很刚硬的样子呗，走路都不带打折的，不知道什么叫拐弯，越来越仗义。你已经习惯他以前了，突然变成这样让人特别不能适应。张国强最早给我的印象是什么，那时候在昆明我住在二楼，每天中午下面就有一个穿着裤衩的傻冒，在那儿顾影自怜搔首弄姿地看着自己，哎呦这块儿黑了没有那块儿黑了没有，然后过一会儿发现你在看他，就冲你喊：下来晒晒呗下来晒晒呗！属于这样的货色，你说这个人跟高城哪有一点靠谱的？不过这个人属于一个戏疯子，这个没办法。 
张国强刚到剧组的时候都有点抬不起头来，因为张译啊、陈思成啊、老段啊一大堆科班出身的嘛，他不是。他们用来衡量自己的自尊啊什么的标准就是，我这场戏演没演好，这也是这个剧组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所以张国强一开始老抬不起头来，因为迟迟没有他的戏。刚开始我们拍的是许三多老家那一部分，都是民团在那儿忙，弄得正规军在那儿急得都不行了。而且张国强的戏还要靠后，他就特别着急。但是后来他的戏刚上不久，有一场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钢七连解散之后他在那儿骂许三多，哇靠，从此以后他就是高城，没说的。

《了望东方周刊》：有没有你特别喜欢但是后来被删掉的戏？ 
兰小龙：有一些，但是都是现实原因。比如我原来给何洪涛安排了一个三岁多的儿子，见了所有穿军装的都叫爸爸，只是管他爸爸叫叔叔，一出场嘴上画着非常完整的络腮胡子。这段戏很长的，这是很搞笑的一个角色，就跟一个军队的小混混一样。但是后来老康跟我商量说这段戏拿掉好不好？我当时就急了，这段戏怎么能拿掉呢？他说你要真找这么一个小孩儿来演我这档期至少超过两个月。我一看也是，你要找一个三岁多的可爱的小孩儿非常容易，问题是你怎么调教好他，这太麻烦了。我没辙了，就说那你自己删去，我不管。我们关于人情的戏几乎都没有删减，删的都是因为现实原因或者是装备问题。

《了望东方周刊》：士兵这本书好像是以小说形式出现的？ 
兰小龙：我最早写的是剧本，但是书商觉得剧本形式没人看，然后他又想发，就问能不能改成小说格式。但实际上我宁愿发剧本，因为剧本的文学性其实是非常强的，但你要把剧本改成小说格式其实挺不伦不类的。最后基本不是我改的，对我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东西已经是我嚼过的馒头了。我要是自己改的话基本会把这个重写一遍，我改过一次，最后发现不能这么干，我花这个力气完全可以去嚼一个没嚼过的馒头。最后改出来的我基本没看。 


《了望东方周刊》：最初创作士兵这个剧本是什么契机？ 
兰小龙：我写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因为它有趣，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感动，如此而已。没有想告诉大家什么啊，想证明什么啊，想改变什么啊，绝对没有。我写东西更多的是顽童的心态，就是自己觉得有意思，原来这样做一个东西也可以啊。而且通常会在一个戏里面树立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做到过的，甚至没有去想象过的东西，比如说我跟老康现在想做一个非常喜剧化的战争片，从头到尾要不死一个人，但是他又要很凝重，这个题就很难了。我给自己立的这个题目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出辙来，到底该怎么做。就说中国人是否能接受一个虎口脱险似的东西，而且我们在一个非常严肃的环境里面说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用这个突破官方一向的审美口径？不断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像我们现在做的团长也是，都要给自己一个题目。 
许三多这个当时写得时候27岁，现在看来还比较混沌，所以拍之前我又改了第二稿。

《了望东方周刊》：现在拍出来跟你对它的预期有差距吗？ 
兰小龙：比我预期得好。我做电视剧做了这么多年了，我知道剧本拍成电视剧减分能减到什么地步，而且有时候还会减到你无法忍受的地步。我非常清楚老康顶着多大的物质上的匮乏在做这件事，当然不只他一个人，这些主创人员都是在用自己的心力把这块儿给补上。非常难的，比如说这戏我们在云南拍的，能上高原的直升机只有几种型号，当时正好没有。然后怎么办，好多场景都得现改。主要困难都是在军事方面的。 
 《了望东方周刊》：不过不少观众觉得你们在军事方面做的还是很真实的，包括一些军事论坛也做了很高的评价，不像其他一些军事题材的感觉都在瞎掰。 
兰小龙：那些是基本常识的东西都弄错了。这个怎么说呢，你也没法说我们多严谨，老康也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就算是能活动得来他也不会说，你们这个团这几个月什么都别干了，就陪着我拍戏吧。坦克一发动起来，搞不好老康比指战员心里还要心疼。一个坦克几百马力的发动机，你想它烧多少油吧！我们那个主战坦克88B，一个摩托小时好像是3600吧，99式好像一个摩托小时都已经上一万了。老康在军事上面更多的是抠一种细节上的东西，比如说战术动作啊、临战状态啊这些方面。再比如说瞄准镜，这个网友的评价是很中肯的，这大概是第一部军事题材电视剧把各种型号的瞄准镜都区分开来的。老康在这些方面非常认真，尽管他一天军人也没有当过，所以他也做得非常累。因为他担负着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是对军队的责任，他刚开始的时候都快魔障了，最魔障的就是袁朗。因为袁朗是个新派军人，那你在一个新派军人身上不能误导，要给大家展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就天天在那儿苦思冥想的，我看着都不行了，我说老康，一会儿军委开会是不是要请你去啊？往下中国军队的发展方向是要你定吗？他就说，我得想好啊。 
就是他拍这个戏不仅是不能在装备上乱花钱，还要为自己表达的东西负责任，不给军队添麻烦。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社会责任。尽管这是一个没法再纯粹的军事题材了，便装在这个里面都是当成戏剧因素来用的，但是作为主创人员肯定还希望它有更大的受众面。

《了望东方周刊》：你第一次看到样片是什么感觉？ 
兰小龙：有时候呼吸比较急促。为了要压制一些东西。我绝对不要在老康面前表现出来。那时候音乐什么的都还没有配上去。 

《了望东方周刊》：你们会长久合作下去吧？ 
兰小龙：其实我们都很想摆脱对方，因为跟一个人合作太久的话，会造成一种惰性。我太清楚你了，我清楚你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或者短缺什么，下意识地我就会避开一些东西，但这样是不是好事呢？有时候觉得也许不是好事。 
我想我们是不是能长久合作是由我们的才情决定的，就是说能不能不重复。这种重复绝对不会归咎到对方身上，而是要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各自去闯一片新的天地，而且还惦记着什么时候再回来一起做个戏。

《了望东方周刊》：你跟康导是怎么碰到一块儿的？ 
兰小龙：他第一次认识我可能是看《爱尔纳突击》那个话剧，也是根据《士兵》改编的。大概2001年。老康自己也是话剧出身的，所以他特别重视舞台上下的情绪氛围。我们那个话剧做的跟士兵突击比的话远远不如，但它那个观众和演员的情绪非常热烈。 
在市场上就演了四场，主要是在部队内部演。那时候我们是三团合并，战友话剧团、战友京剧团、战友歌舞团合并，所以那次每个人都觉得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就像钢七连解散一样。那次我们演出的情绪好像让坐在剧院里的老康非常激动，据我对他的了解，搞不好他比我们的演员还要激动。他应该是那时候知道我的，但我们那时候没见过面，大概小半年之后才见过对方。 
因为《士兵》一开始写出来就是电视剧本，话剧是从这里面脱胎出来的。因为当时单位的任务特别赶，要一个月弄一个剧本出来，做这行出身的人知道一个月弄一个剧本出来是不可能的，我就从原来有的东西里找片段出来做。但是那时候电视剧也要拍嘛——那时的投资方不是现在的投资方——就去找老康，那次我们还是没有见到。因为那时那边能提供的制作经费达不到老康所提的要求，因为他是一个想精益求精的人。所以一直到后来这个戏放了一段时间以后，投资方都已经换了，我们才第一次见到。 
我们第一次见是在shoppingmall的东来顺，好像没有什么，双方一见面就觉得很诧异。我当时很诧异，我一直把他想像成六十多岁的老头，跟石光荣年龄差不多。他看到我呢，大概我作为军人形象可能让他失望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那次之后彼此之间都印象深刻，但是都不怎么把对方当朋友，我们俩可能都是那种对人比较苛刻的，尤其是对于这种可能合作的人，非常苛刻。 
我们最后成为朋友是在戏拍完之后，这个戏前期都已经杀青了。开机的时候我去了，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杀青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拍最后一场戏，就是高城和史今在天安门前过，那会儿我一看老康，几乎已经不认识他了。我第一次见他印象中他很白的，那时候他脸上已经全黑了，和黑鬼一样，身上的皮肤好几个颜色。那时候我一看见他就觉得特别难受，我想那一下我就把他当朋友了。 
怎么说呢，刚开始因为这种苛刻大家都小心的接触，比如说拍摄的时候我尽量不在现场，剪片的时候我其实很想去看，但是我还是想，不要去了，干扰导演思维嘛。其实他剪片的地方离我家地方特别近，后来真的很想去看，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拍得挺不错的，就从演员、导演的那个投入，我其实已经非常期待了。后来跟老康说我其实还是很想去看的，他就说来啊来啊，这话一说麻烦了，从此以后我就每天坐在导演旁边看剪片。 
不，我这个话不对。我第一次确定老康能把这部戏拍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可能看一个人不会去看什么专业素养啊、技巧啊，这些东西都是相对来说，这些东西可能他都有，而且相当优秀，但我觉得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北京了，他们的戏正在拍，大概拍了三分之一，还不到一个月。有一次我们通电话，他正在对着剧组大发雷霆。他很少发脾气，尤其是那样的发脾气，然后我问他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他说今天我们在部队拍戏，用了军队的枪，拍完以后没好好收拾，把枪往地上一扔就走了，最后是当兵的自己来收拾的。我一听觉得特别感动，他特别尊重这些东西，我觉得有这种心态才能把戏拍好。我可以说一句话，我们自己军队的导演有相当一部分恐怕都做不到他这样子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