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
　　 伊大从十一岁上小学的那天起，就叫伊十了。
　　 老师问他，“你哥儿几个呀？”他掰开手指头，一个个地数。然后抬起头来回答：“算不算我爹？要是算我爹，一共六个。要是不算，就是五个。”老师大笑，黄牙龇出了半尺长。
　　 这一问一答成了师生和村里人取乐的保留节目。人们只要遇到伊十便反反复复地问同样的问题，而每一次伊十都数着指头，认认真真地给出两个答案。这个笑话让葫芦镇快乐了半个世纪。
　　 在这个自称为“镇”的村子里，几乎每家都至少有一个傻子，只要一家的孩子超过三个，其中必有一个下雨的时候不知道往屋里跑的。伊家兄弟五个，老大伊十替其他四个弟弟承担了痴呆的“摊派”。
　　 伊大十一岁才入学，跟老二伊百在同一个班。他在一年级一共读了三年书，又在二年级念了四年。到老三伊千上中学时，他才放弃求学的打算。十八岁差不多该要娶媳妇了，伊十心里憋得慌，裤裆里老觉得湿乎乎的。一个阴天的过晌，他从小学教室里背起书包上了后山，扯开嗓子唱了段“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把郭瞎子（大名郭将军）放的那七只羊吓得四处乱窜，有两只差一点爬到树上。郭将军气疯了，抡起粪叉子冲着伊十打过来，不慎跌进石坑子里，摔断了左腿。从此后，“郭瞎子”、“郭瘸子”都是指郭将军一个人。
　　 伊十十八岁从小学二年级主动退学。十个数之内的加减法，他能借助手指头进行熟练的运算。超过这个数，他只有脱鞋了。手脚并用时的运算速度要慢许多，且结果不能保证一次准确。伊十又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他用手指头算出的结果往往还要用脚趾头再验算一遍，直到两个答案完全碰上了为准。老伊看着儿子的认真劲儿，长叹了一声：“嗨，作孽啊，你是当不成会计啦！”

４
　　 镇子为什么取名为“葫芦”一直是个谜。
　　 老人们说古时候后山（又名泰山，海拔不足４０米）的老虎洞里藏了把金葫芦。谁藏的？神仙呗！哪路神仙？说不好。这类苍白牵强没有任何想象力的传说连讲述的人心里都感到底气不足。就那么一说呗，谁还当真。要是真有金葫芦，谁会藏到这个兔子都不肯拉屎的地方？
　　 还是伊十小时候说得对，“咱们住的地方就跟葫芦一个样。”
　　 现在从地图上看，葫芦镇的地形地貌确实像个葫芦，这印证了伊十的说法。但伊十说的“咱们住的这个地方就跟葫芦一个样”还有没有另外的含义呢？伊十没做深入阐释，别人也没追问。
　　 没看到地图之前，有人站在后山（泰山）上眺望过，那是镇子的最高处了，但还是看不出个究竟。伊十嘲笑道：“真是一群大傻瓜，尽干傻事儿，站在山上只能看着树，哪能看到葫芦。”他把两腿叉开，把脑袋尽量往下低，从腿裆处往后望，说：“还不如这样看呢！”
　　 伊十还准备做一副天梯，要把它放在山顶上，让人站在梯子上看。后来他放弃了，说：“天梯做好了，往哪里靠呢？”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难题。

５
　　 伊十读了七年书，没突破二年级。他除了学会了用手指头进行十个数以内的加减法并能用脚趾头检验运算结果以外，还会背一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伊十的理想不是做会计，而是当老师。他十分羡慕教师的职业，想骂谁就骂谁。他读小学的七年中，有六年半是在老师畅快淋漓的辱骂中度过的。
　　 老师骂起人来出口成章，生动感人。他经常用指头戳点着学生的脑门或胸脯，然后就滔滔不绝地骂开了。往上他能骂到你的祖宗八辈，往下他能咒你的儿子不长屁眼断子绝孙；往横里骂，你的亲戚邻居没有一个好东西。他先是骂一个，比如说孙支书（外号叫蛋壳），接着就骂一片，以点带面，谁也跑不了。“你们这些鳖羔操的，吃苞米秸子拉血的，喝粪汤尿玻璃碴子的，没一个好干粮！你爹傻、你妈傻、你家祖宗八辈全是傻子。我看你们早晚得出门让车给轧死、挑水掉井里灌死，喝水呛死、吃饭噎死，叫鱼卡死，让屎给憋死……”，总之他能一口气给学生罗列出二十多种死法。
　　 老师姓丛，学生们当面称他为丛老师，背后管他叫丛大下巴。
　　 伊十很喜欢听丛老师的课，他觉得骂人很有意思。他更爱看老师骂人时的动作和面部表情———一对眼珠子快冲出了眼眶，双手上下左右东西南北不停地又抓又挠，两个嘴角各堆起一堆白色的沫沫。伊十觉得好玩，他一连听了丛老师七年的课。他也想当教师，像丛老师一样，张嘴就是“你们这些憋羔操的”，想骂谁就骂谁，想骂多长就多长，多脏的话都能说出口。
　　 学校就是老师们骂人的场所，学生就是专门供老师骂的东西，伊十心里清清楚楚的。

６
　　 伊十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结束了学习生涯。
　　 回家的那天晚上，他挨门挨户地唱，就唱这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镇子里的人一致认为，伊十彻底地傻了。只有河西老阎家的老太太有洞察力，说：“该给伊十娶个媳妇了。”
　　 伊十反反复复地唱了三天“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终于有了回声。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高音喇叭传到了葫芦镇。
　　 伊十用大刀，毛主席用大炮，把整个葫芦镇搞得刀光闪闪、炮声隆隆。
　　 在批斗会上，伊十第一个带头喊“打倒我爹！”乡亲们没有二话，都举起胳膊扯着嗓子跟着喊：“打倒我爹！”连喊了三遍，伊十才发现有些别扭，他寻思了好半天，把放在嘴里的手指头都咬破了（伊十有个习惯，遇着难事时，总是把手指伸进嘴里咬咬），等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他跳到台子上，大喝一声，“别瞎喊了，是我爹，不是你们的爹”。大伙儿这才恍然大悟。接下去，乡亲们随着伊十的“打倒我爹”的口号声，改呼：“打倒你爹！”
　　 伊十又回到了学校。丛老师被学生们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他跪在用课桌摞起的批斗台上，膝盖下铺满了碎玻璃。一些小学生们蹦起来抽他的耳光子，他嘴角的白沫变成了红色。
　　 伊十不主张动手打老师，他提议要动嘴去骂。有一半学生赞同伊十的意见，另一半则坚决反对。于是两种形式的批斗会轮番举行。伊十为首的“骂派”，只骂不打。孙支书（蛋壳）领头的“打派”，只打不骂。“打派”用棍子、鞭子、皮带作为批判的武器，把丛大下巴打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而“骂派”则使用镇子上世代积攒下来的所有脏话把丛大下巴骂得无微不至，哑口无言。
　　 “打派”只伤及皮肉，“骂派”则能触及灵魂。丛大下巴最后叩头告饶，哀求伊十，“你这个小鳖羔操的，你就让蛋壳打死我算了。别再骂我了！”

８
　　 老伊挨斗，还是因为他当了那几天会计。
　　 “四清”时本来已经说清楚了，现在又说不清了。斗争总要有对象，在这个镇子上除了头发曾抹过菜籽油且顺着脖子往下淌的老伊之外，还有两个人被列为运动的目标。一个是穿过几遭红皮鞋的生产队长王立正，另一位是穿过绿制服的解放前当过邮差的牛做官。
　　 生产队长王立正的那双红皮鞋是权力的象征。这双鞋很刺眼，至少在乡亲们的眼里印象深刻。镇子上的人没有不知道“红皮鞋”的，它成了王立正的另一个名字。鞋穿在王立正的脚上，同时也印在了村民们的心中。每逢大年初一，王队长总要穿上这双全镇惟一的红皮鞋挨门挨户地拜年，镇上至少有三代人见过这双鞋。每年只穿一天，鞋在王立正的脚上前前后后出现了三十多年。
　　 牛做官的绿制服上据说还缀有两排黄铜钮扣，在村民们的眼里也是格外光鲜夺目。那身制服唬过不少人，甚至谁家有了纠纷或丢了东西，都要让牛做官穿上制服前去调解或排查。在葫芦镇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制服就是官服，穿官服的人是正儿八经的官儿，当然也就比普通百姓有见识有威信。
　　 群众善于用雪亮的眼睛识别好坏是非。头上抹油的、身穿制服的和脚穿皮鞋的，都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人，很自然地成了大伙儿一致认同的批判靶子和反面人物。
　　 老伊最懊悔，他既没穿过绿制服又没穿过红皮鞋，只是背着老婆偷偷地从坛子里舀了两勺菜籽油倒在了脑袋上，却换回了一连串的批斗。更令他气恼的是，大儿子伊十竟然带头喊“打倒我爹！”

１１
一条小河把葫芦镇分为河东、河西两个村落。一座石桥再把河东、河西合为一个镇子。
　　 河东、河西的人们来回走动并不从桥上经过，而是直接从河里过去，因为河里多数季节是干涸的。夏天水多时，往河里扔几块大石头，两边的村民们便可以踩着石头行走自如。
　　 河上架起的石桥可以跑汽车，而且是双车道的。河上有大桥，河里没有水。桥上有车，桥下没船。
　　 小河里有水时，女人们便在那里洗衣裳。夏季雨水大，河里还可以洗澡。洗澡的人群中，除了些小孩子，全都是女人，河东、河西各家的老娘们。老爷们（男人）和大姑娘从不到河里洗身子，因为小河的两边各有一条大路，河里的一举一动，路上的人一目了然。男人们和大姑娘、小媳妇没有勇气赤身裸体地展示自己。只有中年妇女们聚在一起肆无忌惮地在仅有脚脖深的水里袒胸露乳并大声笑骂。若路上的男人应声侧头观望，河里的老娘们便一块儿起哄，说一些粗俗的荤话，羞得行人低头匆匆而过。
　　 这条河是葫芦镇女人们社交聚会的场所，也是各类流言蜚语的集散地和交换站。镇子上各家各户的大事小情和秘闻隐私成了聚在一堆儿洗衣裳和洗身子的女人们永恒的话题。
　　 万瘫子老婆“借种”怀孕的事儿也是先从这里传播开的。

１２
万瘫子跟他老婆精心策划了“借种”阴谋。
　　 他们把目标确定为伊十是出于如下考虑：一是伊十年轻力壮，干净纯洁，不可能跟别的女人有染；二是伊十愚笨呆傻，不会四处张扬，即使他说了出去，别人也不会信以为真；三是成本低，用不着破费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万瘫子对别人不放心，担心自己的老婆尝到甜头后变了心。
　　 选定了合适的日子后，万瘫子的老婆偷偷摸摸地找到了伊十，骗他说你万大哥要请你喝酒。
　　 伊十虽傻，但饭香屁臭的分辨力还是有的。他长这么大，吃请还是头一回。他咧着大嘴嘿嘿地笑着，说：“大嫂，你可别骗我，我不傻。”万瘫子的老婆信誓旦旦，“伊十大兄弟，你看我是那路人吗？要骗你，让雷劈了我。你大哥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没着没落的，就想找个人喝两盅，唠唠嗑。”伊十巴不得当时就跟去，万瘫子的老婆说现在不晌不晚的，等我回去炒几个菜，你日头落山后再去。伊十兴奋地用手挠挠头，说，我天一黑准到。万瘫子的老婆又叮嘱道，只你一个人去，千万别告诉别人，包括你爹，人多了酒就不够喝了。
　　 伊十说，我才不那么傻呢！有好东西谁不往自个儿的嘴里放，要是告诉我爹，还能有我的份吗？

１３
葫芦镇有一个传统令人费解，那就是打老婆、打孩子的习惯。
　　 几乎家家户户的男人都定期或不定期地暴打一顿老婆。
　　 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传出来的除了狗叫声，就是女人那撕心裂肺的呼号和孩子们痛不欲生的哭喊。
　　 葫芦镇由“葫芦”掌权，男人说了算。镇子世代流传着一句治家名言：“牛驾辕、马拉套，老娘们当家瞎胡闹。”怕老婆的男人被人瞧不起，在外边混不开。
　　 最简便、最直接、最有效地证明自己不怕老婆的方式莫过于敢动手打老婆了，于是家家户户，世世代代都效法和沿用了这一暴力传统。
　　 葫芦镇的男人们打老婆绝不是敷衍了事或掩人耳目。他们动起手来个个尽心尽力不计后果。被丈夫殴打而致伤致残的女人不在少数，所以在葫芦镇上看到的女人有不少是腿瘸的，腰弯的，手断的，眼瞎的，嘴歪的，豁牙缺齿的和满脸疤痕的，凡此种种均是当地男人暴行的写照。
　　 男人打老婆，老婆打孩子，孩子打狗，狗咬男人，这是葫芦镇独有的生活逻辑和风俗画面。
　　 老伊不打老婆，甚至偶尔被老婆用扁担追到街上。老伊在家里受气，在外面抬不起头来。从“四清”运动开始，他一直挨整倒霉，这与他因怕老婆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直接关系。
　　 葫芦镇至今流传的许多怕老婆的笑话，主人公一般都是老伊。
　　

１４
伊十没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就去了万瘫子家。他馋得肚子咕咕地叫，口水拖了有半尺长。
　　 饭桌摆在了万瘫子长年不动窝的西屋炕上，屋里的尿臊味熏得伊十直捂鼻子。
　　 万瘫子的老婆穿了件粉红色的紧身小褂，把两个奶子勒出了清晰的轮廓。她满脸堆笑地招呼着伊十大兄弟，又忙乎着往桌子上摆放她刚刚做的热菜。一盘炒鸡蛋，一盘炖豆腐，还有一碗粉皮炖小鸡，另加一盘凉菜，虾皮拌黄瓜丝。
　　 万瘫子费力地把身子朝桌边挪挪，颤颤巍巍地替伊十倒满一杯烧酒。“来，兄弟，咱哥俩痛痛快快地喝，”没等伊十端起酒盅，他自己先一仰脖子灌了进去。
　　 借着酒劲，万瘫子打开了话匣子，向伊十道尽了人间的苦难。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用手不断拍打自己的胸脯和伊十的肩膀。伊十只顾得傻吃傻喝，哪管万瘫子的人生思考和感情世界。他心想，你哭啥呀，不就是看酒让外人喝了，菜让外人吃了，心里舍不得吗？谁让你请我来的，现在后悔也晚了。背后有人说我傻，要我说，万瘫子比我傻一百倍。
　　 没等伊十喝好，万瘫子先倒下了。
　　 万瘫子的老婆说，他喝多了，睡着了。大兄弟还没吃饱，咱把桌子搬到东屋去，再喝两盅。
　　 伊十瞅着她，说，大嫂，喝就喝，我还能怕你啊？

１８
伊十无法控制自己对万瘫子老婆的渴望。他一如既往地每天晚上去敲万瘫子家的门。从万瘫子老婆塞给他两个鸡蛋的那天开始，万家的大门永远都是插上的。
　　 伊十站在万瘫子的房前喊着叫着，哀求着、辱骂着，万瘫子隔着窗户同样地喊着、叫着、哀求着、辱骂着。
　　 原本秘密进行的交易如今被公开化了。尽管在一个月左右的日子里，伊十天天出入万瘫子的家门，但镇上的人似乎从未看见。那些日子，人们都全身心地忙于国家的头等大事，没有人去注意镇子的一大帮傻子中少了一个——伊十。
　　 伊十的过激行为立刻成了在河里洗衣裳和洗身子的妇女们谈论的中心话题，她们演绎了许多淫秽的细节，好像人人都是现场目击者。她们绘声绘色地谈到这对傻男子和活寡妇寻欢时的种种姿势和奇怪的声响，如同身临其境。
　　 伊十由敲门变成了砸门和砸窗，万瘫子的老婆不得不撕破脸皮向镇上的干部们交代了实情。
　　 镇里专门派人出面制止伊十的流氓犯罪行为。伊十不服，说了句：“毛主席也干这事。”
　　 于是，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伊十的所作所为立即由生活作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他被五花大绑地押上了车，被送交上级机关处理。
　　 一个月后，傻子伊十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乡亲们说，伊十胡说八道罪有应得，因为毛主席根本就不认识万瘫子的老婆。

１９
伊十被押走的第二天，牛运旺从北京回到了葫芦镇。牛运旺绰号“二踢脚”，是牛制服牛做官的大儿子。他是镇子上惟一的大学生，在北京读书。京城是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运动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学校停课闹革命，牛运旺如痴如醉地闹腾了一阵子，自觉意思不大。再说，家里已有半年多未寄钱了，吃饭也成了问题。于是，他索性坐上火车回了老家。
　　 由于伊十与万瘫子老婆演出了一场离奇感人且又荒唐悲伤的爱情悲剧，冲淡了人们的政治热情，消磨了村民们的斗争意志，因此，大伙的兴趣和目光同时发生了转移。伊怪物、牛制服和红皮鞋等“坏分子”，不再接受群众们夜以继日的轮番批斗了。他们灰溜溜地躲在家里，像受伤的狗一样舔抚自己的伤口。
　　 牛运旺见到父亲牛做官时，牛做官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父亲对儿子此时回到葫芦镇并不兴奋，相反，却平添了许多惊慌。他为儿子的现实处境担惊受怕，又替儿子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他把牛运旺叫到跟前，关上门窗，小声告诫他说话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千万不要胡说北京的任何情况。
　　 牛运旺在大学里虽说成绩平平，但政治上还是很成熟的。年纪不大，但在学校经历的斗争的残酷程度绝不亚于他父亲的遭遇。他牢记别人的教训和爸爸的教导，尽量保持沉默。当孙支书问他北京的情况时，他只说了句：“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中好，而是大好，而且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