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敬原创作者wuanguo，很喜欢这几篇据史分析的文章，征得安国大哥同意转贴到太宗吧！

武德年间，特别是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以后，突厥对唐朝的大规模入寇逐渐增多。面对突厥的入寇，唐朝多次派出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出兵抵御。
按说他们二人抵御突厥，其作用和功劳都应该得到肯定。但是，近来不少人对二人的作用产生了比较偏颇的看法，有些人过于夸大李建成的作用，而忽视甚至否定李世民的作用。
我在本吧曾看到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太子建成到底为大唐立下了多少军功”，原文地址如下：
http://tieba.baidu.com/p/1951761139?from=prin
文中引用的资料倒也平常，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房屋因有栋梁而安时，栋梁的功用并不明显，及拆去栋梁而房屋倒场后，栋梁的功用始显著的证明。唐隐太子建成捍卫北疆的军功，就如房屋之有栋梁一样。玄武门事变以前和以后的历史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
亦即认为太子李建成在武德年间抵御突厥的过程中起到了“栋梁”作用，也就是主要作用。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武德年间，突厥频繁入寇，但是，突厥主力大规模入寇，进而导致唐朝不得不派出太子和秦王前去抵御的，是从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开始的。
　　按突厥此前虽然也曾多次入寇，但是规模都不很大。到了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三月，双方关系还一度出现缓和，“上遣使赂突厥颉利可汗，且许结婚。颉利乃遣汉阳公瑰、郑元璹、长孙顺德等还，庚子，复遣使来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热寒、阿史那德等还”（《资治通鉴》），为何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会大规模入寇呢？
　　个人认为，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突厥出现了饥馑。
　　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初曾建议唐朝出兵攻取马邑，给出的理由就是“突厥饥馑”（《资治通鉴》）。当时驻守马邑的是依附于突厥的苑君璋，李大恩可能认为，由于突厥饥馑，因此战斗力受到了影响，不能大力增援驻守马邑的苑君璋。
　　李大恩在边境作战多年，他的情报可能是准确的，但是，他据此产生的判断却出了问题。从长期来看，饥馑确实会削弱突厥的战斗力，但是，从短期来看，由于饥馑，突厥不能以畜牧活动维持生计，只能出去抄略，这反而会在短期内加剧突厥的进攻性。
　　突厥从此前的中小规模抄略，发展到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的大规模进攻，饥馑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依附于突厥的割据势力逐渐被消灭。
　　武德初年，北方的不少割据势力纷纷向突厥称臣纳贡，突厥坐享其利。但是，随着唐军的四处征讨，割据势力被逐渐消灭，截至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北方较大的割据势力基本被消灭，剩下梁师都和苑君璋等，力量都不大。突厥坐享财帛的来源大为减少。为获得财富，只能亲自出兵抢掠。

第三，唐朝继续进攻依附于突厥的势力。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二月，唐朝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进攻割据夏州的梁师都，几乎与此同时，唐朝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出兵进攻割据马邑的苑君璋。梁师都与苑君璋与其他割据势力相比，距离突厥更近，由于其自身实力较小，因此对突厥的依附关系也更强。面对唐朝的这两次进攻，突厥均派出军队增援梁师都与苑君璋。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因此再度出现裂痕。
　　第四，李大恩的战败。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四月，“壬申，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为突厥所杀。先是，大恩奏称突厥饥馑，马邑可取，诏殿内少监独孤晟将兵与大恩共击苑君璋，期以二月会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独进，顿兵新城。颉利可汗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围大恩，上遣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救之。未至，大恩粮尽，夜遁，突厥邀之，众溃而死，上惜之”。
　　李大恩此次战败，损失较大，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大恩殁于阵，死者数千人”。我们从附图1中可以看到李大恩镇守的代州，很明显，代州是唐朝河东道北部门户，李大恩镇守多年，颇有功劳，但是，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四月，李大恩战死，代州空虚，为突厥的入寇提供了条件。
　　第五，刘黑闼的引导。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六月，辛亥，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丁卯，刘黑闼引突厥寇定州”。刘黑闼的引导，为突厥入侵提供了便利条件。

以上几个因素综合来看，由于突厥饥馑（第一因素），突厥对财富的需求量增加，但是，由于依附于突厥的割据势力逐渐被消灭（第二因素），突厥相应的财富来源却减少了。而此时，唐朝主动进攻与突厥关系密切的梁师都和苑君璋（第三因素），更加惹恼了突厥，进一步促成了突厥的大举入侵。而唐朝方面，由于李大恩的战死（第四因素），河东道北部门户空虚，由于刘黑闼的引导（第五因素），河北道也有机可乘。
　　在这种大背景下，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突厥对唐朝发起大规模进攻。
　　下面笔者对这次入侵过程进行分析。笔者按照《资治通鉴》记载的顺序展开分析，同时参考和补充其他史书的记载。

一、突厥入侵情况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乙卯（初六日），突厥颉利可汗寇边，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州总管李子和将兵拒之。……丙辰（初七日），颉利十五万骑入雁门，己未（初十日），寇并州，别遣兵寇原州”。
　　对于突厥的情况，笔者重点讨论突厥的入侵路线和兵力。
　　（一）突厥的入侵路线
　　按照上面引用的《资治通鉴》的记载，突厥是兵分两路，颉利可汗亲率突厥主力，攻入唐朝的河东道地区，从附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突厥的具体进兵路线。八月初六日开始进兵，初七日进入代州的雁门，初十日攻入并州，即附图中的太原府（据《旧唐书》志19河东道记载，并州于开元年间改称太原府）。
　　与此同时，突厥分兵一路，进攻原州。这里补充一句，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载，“（颉利）分数千骑转掠原、灵间”，这说明，当时突厥进攻的，不仅仅是原州，还有灵州。附图2可以看到原州和灵州，两州均位于唐朝的关内道，灵州位于原州的正北。据此看，突厥分出的这路军队，是从北面取道灵州，南下进攻原州。
　　（二）突厥的兵力
　　两路突厥军队的兵力分别是多少呢？
　　颉利可汗亲自率领的突厥主力的兵力，《新唐书》突厥传、《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卷990均记载为15万骑，《旧唐书》突厥传和《通典》边防典则记载为5万骑。颉利的主力到底有多少人，未审孰是，本文亦不做详考，但是，颉利这一路人数众多，则是毫无疑问的。
　　突厥入寇原州和灵州的军队的兵力有多少呢？《旧唐书》突厥传有记载，“又遣数千骑西入灵、原等州”，《新唐书》突厥传与此基本相同。据此看，入侵灵、原的突厥军队显然是一支偏师。
　　实际上，除了上述2路以外，突厥还有1路，那就是早在六月份已开始配合刘黑闼入寇山东和定州的突厥军队。这1路的具体兵力，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刘黑闼又引突厥万余骑入抄河北”，新唐书突厥传与此相同，即兵力约为1万骑。
　　总结一下，至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突厥共分3路入寇，颉利可汗亲率突厥主力15万骑（一说5万骑），通过代州雁门，进攻并州；突厥分兵数千骑，进攻灵州和原州；突厥又派出1万骑，配合刘黑闼进攻山东和定州。

附图1：唐朝河东道地图

附图2：唐朝关内道地图

明确了唐军2支主力的位置，我们再来看李子和与段德操。
　　“李子和趋云中，掩击可汗”，附图1可以看到云中的位置，在河东道北端的云州，在颉利已经南下深入并州的情况下，李子和向云中运动，显然是从侧后掩击颉利率领的突厥主力。
　　“段德操趋夏州，邀其归路”，附图2可以看到夏州的位置，在关内道北端。所谓“邀其归路”如何解释呢？这先要看突厥主力从哪里来。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颉利可汗者，启民可汗第三子也。初为莫贺咄设，牙直五原之北”，亦即颉利的牙帐在五原以北，那五原在什么地方呢？据《旧唐书》志18关内道记载，“怀元，隋县。界有隋五原郡。武德元年，改为丰州，领九原县”。丰州和九原在附图2中均可以看到，位于夏州以北。据此看，颉利可汗的牙帐在五原以北，而五原又在夏州以北，则在突厥主力南侵的情况下，段德操从北面出击夏州，自然就会威胁突厥主力的归路，亦即“邀其归路”。
　　从这2支唐军的位置上看，李子和所部，应该是配合同在河东道的秦王李世民行动，段德操所部，应该是配合同在关内道的太子李建成行动。至于他们是否直接隶属于李世民和李建成，笔者尚不确定。

（二）河北道
　　对于入侵山东、定州的突厥军队，唐朝将其作为应对刘黑闼作战的一部分，早在六七月份就已开始部署，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六月，辛亥，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诏燕郡王李艺击之”，七月，“刘黑闼至定州，其故将曹湛、董康买亡命在鲜虞，复聚兵应之。甲午，以淮阳王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以讨之”。亦即派出李艺和李道玄出兵应对。
　　（三）瓜州道
　　除上述几路唐军外，唐朝还有1路布置，据《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六月，“车骑将军元韶为瓜州道行军总管，以备突厥”，唐朝这1路布置，很可能是针对当年“五月，庚寅，瓜州士豪王干斩贺拔行威以降”一事作出的布置，贺拔行威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据瓜州反，至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五月被杀。其人可能与突厥有关联，因此，唐朝专门在此作了布置。
　　综上所述，唐朝针对突厥的入侵，整体上进行了4路布置，分别是蒲州道、豳州道、河北道和瓜州道。
　　为便于大家理解，笔者特做表简单总结如下：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面对突厥的多路入侵，唐朝也相应进行了多路布置，其中，突厥的主力由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入侵并州，而与之正面对阵的是秦王李世民。至于太子李建成，只负责抵御突厥入侵灵州和原州的一支偏师。

三、突厥与唐朝的战略
　　上面分析了双方的具体布置，那么，双方的整体战略是什么呢？《资治通鉴》对此有详细记载：
　　（武德五年八月）辛酉（十二日），上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太常卿郑元璹曰：“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中书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上从之。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突厥与唐朝各自的战略。
　　（一）突厥的战略
　　“突厥入寇而复求和”，这说明，至迟在八月十二日，亦即唐朝派出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第二天，唐朝方面已经收到了突厥要求讲和的信息，这可以看出突厥的战略，实际上就是来向唐朝索取财富的，先大抢一番，然后讲和，至于讲和的条件，不外乎再向唐朝索取更多的财富。
　　（二）唐朝的战略
　　唐朝方面分为2种意见，一是立即讲和，以太常卿郑元璹为代表，二是先打场胜仗，然后讲和，以中书令封德彝为代表。高祖李渊最后采纳了封德彝的意见。

2、汾州之战
　　再说萧顗，关于萧顗与突厥交战的地点，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未记载，萧顗当时担任汾州刺史。据《旧唐书》志19河东道记载，“（武德）四年，又置（并州）总管，管并、介、受、辽、太、榆、汾七州”。可见，汾州隶属于并州总管府，相应的，汾州刺史萧顗自然也就隶属于并州大总管李神符。那么，萧顗到底是配合李神符在并州作战，还是独立在汾州作战呢？
　　如果他是在并州配合李神符作战，则报战果的时候，应该是由李神符一并上报，而根据诸书记载，李神符和萧顗的战报是分开的，考虑到突厥确实派出了偏师抄略汾州和潞州，则笔者认为萧顗的作战地点，应该在汾州，对抗的是突厥前来抄略的偏师。
　　关于萧顗的战果，《资治通鉴》做“斩首五千馀级”，但《新唐书》突厥传记为“献俘五千”，未审孰是。
　　3、战果归属
　　分析完这几次战役，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即上述几次交战的胜利成果，是否可以算到秦王李世民的头上。
　　从理论上讲，自八月庚申（十一日）李世民受命出镇蒲州道以后，整个河东方向的军事上的一切成败，都可以由李世民承担，则八月己巳（二十日）上报给朝廷的这几次战役的胜利，理论上讲，可以算作是李世民的战果。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李世民应该没有直接参与这几次战役。因为，直到颉利可汗率军撤退的时候，李世民率领的军队也没有与突厥主力发生接触，对此，两唐书突厥传均有明确记载：
　　《旧唐书》突厥传：（颉利）闻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
　　《新唐书》突厥传：颉利闻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师还。
　　据此看，上述几次交战，均发生在秦王的大军赶到之前，秦王李世民与这几次交战并无直接关系。

（二）突厥寇廉州、陷大震关、兵临晋州
　　据《资治通鉴》记载，八月“丙子（二十七日），突厥寇廉州；戊寅（二十九日），陷大震关”；
　　据此看，虽然突厥在并州、汾州受挫，但是，整体上仍在向前推进。下面详细分析。
　　1、突厥寇廉州
　　先说廉州。廉州属于河北道，但是在附图3河北道图中看不到，因为该州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被废掉了。据《新唐书》志29河北道记载，“武德元年曰廉州，……贞观元年州废，以鹿城隶深州，鼓城、毋极隶定州，槁城来属（镇州，又名恒州）”，这几个州县，附图3中全能看到。从图上看，廉州位于定州和恒州的南部。
　　关于究竟是哪一支突厥军队入侵廉州，学者有不同看法。
　　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做注时认为，“寇廉州者，并州之寇”。也就是说，进攻廉州的是颉利可汗率领的突厥主力中的一部分。
　　岑仲勉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突厥攻廉州”条进行了考证，认为进攻廉州的突厥军队，“当是从代州分路东南下者”，即在当年（公元622年）四月进攻代州，杀死代州总管李大恩的那支突厥军队。
　　先说胡三省的观点，当时颉利率领的突厥军队，已经达到并州、汾州、潞州一带，而从并州东出井陉，就可以进入恒州，进而攻打廉州。但是，井陉作为战略要地，唐朝必然会派兵驻守，颉利在并州并未得手的情况下，想要东出井陉，应该是有困难的，而且，诸史书均未记载突厥进攻过井陉，因此，笔者认为，胡三省的观点是有一定问题的。
　　再说岑先生的观点，自代州确实也可以通过恒州，进而进攻廉州。但是，代州一战早在四月就结束了，说是代州的突厥军队，往前追溯的有些远了。
　　笔者沿着岑先生的观点继续探索，《资治通鉴》在介绍代州之战的时候说，“颉利可汗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围大恩”，注意“刘黑闼”，刘黑闼在四月与突厥军队一起击败李大恩以后，在六月就引导突厥军队入寇山东和定州了。附图3可以看到定州，定州南部就是廉州，则进攻廉州的突厥军队，是否可能是六月进攻定州的那支呢？笔者认为，从时间上看、从取途上看，均很有可能。
　　以上三种看法，并存于此，欢迎大家探讨。
　　但不管怎样，突厥入寇河北，对于唐朝心腹地区关中来说，影响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