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逻辑与中国逻辑的几点基本语法不同（一）
学习符号逻辑，必须按照西方逻辑的思维去研究，而不能简单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研究。
西方逻辑展开的基础是：世界有一个固定的次序。而中国哲学思维展开的前提是：世界都是变化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次序，哲学的任务是发现其变化方式，在经验世界中把握智慧。
西方逻辑学尽可能把逻辑与经验分开，使之成为纯粹的思维科学。中国哲学的前提是要求哲学不要与事实相矛盾，是在经验中展开。西方哲学追求是科学思想的精确性，中国哲学追求的是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验证的结论的实用性。西方逻辑没有“人”在其中活动，中国的逻辑永远把人放在重要地位，人的经验永远主导一切。
东西方哲学关心的不是同一个世界发生的问题。这种逻辑语言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时间”的概念。西方逻辑与时间无关，今天是明天是后天还是。弗雷格、维根施坦明确把时间剔除于逻辑之外。也就是说：逻辑世界的逻辑命题不在经验中展开。逻辑世界是棋盘，逻辑命题是棋子，逻辑规则是下棋的规则。棋盘、棋子、棋规与时间无关，与时间有关的只是下棋的人。逻辑世界追求准确，必须把人与时间排除在外。
中国哲学的传统是阴阳互相变化。变化是一个过程。所有的中国哲学都在时间中展开真理。不能与时间分离的逻辑是“辩证逻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不能用辩证法思想解读西方逻辑。即使是西方哲学中的模态逻辑，也不与中国的辩证逻辑一一对应。中国的墨家曾经研究过“三断论”。他们的逻辑中有“臧，人也，爱臧，爱人也”，也有“盗，人也，杀盗，非杀人也”。后一个推论显然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墨家也是从经验去推断结论的，根本就没有脱离时间去推理。
西方逻辑学家排除时间因素，是因为时间带来的变化，能够模糊某一时刻的事实，导致语言表达不清楚，从而给科学带来伤害。维根施坦认为，把事实搞清楚并表达清楚是作为人的道德责任。西方逻辑学家的意思是：凡是能够说清楚的就把它说清楚，凡是说不清楚的，留给沉默。

一、西方逻辑与中国逻辑的几点基本语法不同（二）
第二个问题在于实践。中国哲学最喜欢实践这个词汇。几乎人人都是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条件和足够的时间，实践最终能够检验出命题的真假。但是，实践同样是“说不清楚”的问题。实践只是一个经验范围内的假设。假定一个朋友老王走在你前方不远处，他面临十字路口。你喊道：老王，向右转！这时候果真老王向右转了。我们能够得出老王听从你的指令吗？不能，也许老王本身就想往右转。
实践是人们在时间里的活动。它推不出逻辑的必然。实践所能检验的依然只是一个预期的可能性（想法）和一个现实的可能性（事物的状态）的一致，而不是事实本身。想法符合事实的标准还是经验，人们认为对了，不一定就真的对了。
你会说，实践也许一时不能证明，但实践早晚会证明。但是这个早晚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无期限；这个空间也许是眼前，也许是无限远。一个无期限、无界限的命题，简直就是一种狡辩，而不是科学。例如，平行线可以在无限长的空间里相交，但这是无法证明或者证伪的，因而也是谎诞的。

一、西方逻辑与中国逻辑的几点基本语法不同（三）
三是“类”的观念。西文逻辑中的类是基于一种等级式的划分方式，称之为成员关系。这是亚里士多德确定的标准。但是弗雷格颠覆了这种观念。他使用了“集合”的概念。亚氏认为，类是成员间的固定关系和固定秩序。只要种属关系没有错误，这种种属关系是固定的。
但是中国哲学里的类是可以变动的。例如我们说到“所有的马”的时候，就可能包含着：天下的马、有史以来的马、我见过的马、马厩里的全部马等等，这些“全称”都是经验世界里的所有。但西方世界的的全称指得是毫无例外。
中国看类的观念是变动的。从一个角度，墨子和盗窃是一类，因为都是人，墨子、盗窃和马也是一类，都是生物。但从社会学角度，墨子与盗不是一类，因为后者是罪犯。不断地变换角度，在中国逻辑中是允许的，所以墨子能够推出“杀盗非杀人也”的结论。在中国流行的猫论最能说明问题：如果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那么今天白猫抓住老鼠是好猫，明天黑猫抓住老鼠也是好猫，那么谁是好猫，谁不是好猫，基本上没有办法断定的。
由于对于类不固定，就会出现不固定的结论。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老祖宗靠经验、靠结果，靠直觉，靠悟性，这是非常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