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考古学家已发现不少原始时代的药性食物，现代民族学也发现一些处在原始时代的民族会制作具有药物作用的食品。

这些都证明药膳确实可以说起源于人类的原始时代。当然，这种原始的药膳雏形，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药膳，那时的人们还不是自觉地利用食物的药性。真正的药膳只能出现在人类已经有了丰富的药物知识和积累了丰富的烹饪经验之后的文明时代。那么真正意义的药膳在中国究竟起源于何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呢？中国自文字出现以后，甲骨文与金文中就已经有了药字与膳字。而将药字与膳字联起来使用，形成药膳这个词，则最早见于《后汉书·列女传》。其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这样的字句

《宋史·张观传》还有“蚤起奉药膳”的记载。这些记载证明，至少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国已出现药膳其名。而在药膳一词出现之前，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已出现了有关制作和应用药膳的记载。

即在运用药膳时，首先要全面分析患者的体质、健康状况、患病性质、季节时令、地理环境等多方面情况，判断其基本症型；然后再确定相应的食疗原则，给予适当的药膳治疗。

药膳既可治病，又可强身防病，这是有别于药物治疗的特点之一。药膳尽管是平和之品，但其防冶疾病和健身养生的效果却是比较显著的。如山东中医学院根据古代食疗和清宫保健经验研制而成的“八珍食品”，含有山药、莲子、山楂等8种食用中药，幼儿食用30天后食欲增加者占97%，生长发育也有所改善。

更经典的说法是：食物是人类治病最好的药品，食疗就是用食物代替药物而使疾病得到治疗、使细胞恢复功能、使人体恢复健康。高级均衡营养素能增强细胞营养代谢功能，使细胞获得了强大的能量；同时能激活细胞健康免疫基因，使细胞免疫活性增加、免疫细胞的数量成倍增加；能使免疫细胞有能力释放大量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直接杀死侵入细胞的细菌病毒，直接中和清除被细胞吸收的物理化学物质；强壮的免疫细胞可直接吞噬病死的细胞和废弃的代谢物，帮助功能低下的细胞恢复功能，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有医药之父之称的希波克拉底说过：药物治疗，不如食物治疗，食物是人类治病的最好药品。他相信人体天赋的自然免疫力是疾病真正的终结者。

“药食同源”是中华原创医学之中对人类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五谷杂粮，有益于人类而无害于身体，因而性“中”。这是中华原创医学选择食品最主要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以实验动物“检验”的客观基础上。

在这个标准里，食品和药品并没有截然分开的界线。食品中略略离开“中”时就会偏凉（例如绿豆）或偏温（例如豆豉）。如果偏离“中”较远时，就是“寒”与“热”。如果更远离“中”的就是“药”了，这就是凉药或者热药的
药食同源:定性与定量
来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是中医的治疗原则，得了热病应该用凉药，如果热得不那么厉害，就不一定要药了，用性偏凉食品（例如前述的绿豆）调节就可以了；反之亦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食疗”了。食疗和药膳并非同一概念。前者使用食品进行调理，而后者则是将通常归入“药”范围的变成可口的食品。比如“当归生姜羊肉汤”，既是药，但又是美味佳肴。对于身体虚羸，冬天手脚常冰凉者而言是再合适不过的首选了。

如果是极寒或者极热者，就叫做“毒”了。比如同是豆类的“巴豆”，普通人只要误食一粒就会一泻如水，因为它性极热，常用以治疗极寒的病人。所以《黄帝内经》说治病是“聚毒药以攻之”，而不是说“聚药以攻之”。因此，无论食品、药物甚至毒药都是同源的，因为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将偏离正常状态的自组织能力恢复到常态。

西方医学则不然。凡药就不能是食品，食品则不准说疗效，至于“毒”就更加另类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中医是“以人为本”的标准，而不是以实验动物为“本”的标准。如果以通常西医动物模型去检测“巴豆”的毒性，结果相反，实验鼠吃下“巴豆”不仅不泻肚，而且会越来越发福，所以“以鼠为本”的所谓“客观”的标准，并非万全。

两种不同医学体系的目标不同：西医治人的病，而中医是治得了病之人，各有自己的价值评估体系。本来两种体系可以互补，可以互相尊重，然而今日之医学，西医价值评估体系“在朝”，中医“在野”，“药食同源”这一宝贵财富因此被质疑、被摒弃以至于被误用。比如一度十分流行的“绿豆能治糖尿病”的说法。糖尿病由于患者众多以及现代医学认定的“终身服药性”而使社会备受困扰，因此该说甫一出现便引起了广泛关注，最后因漏洞百出而引出一场有关食疗的“信任危机”和“养生危机”。该学说的一个非常矛盾之处就是糖尿病的标准是由西医定位的，比如根据血糖的水平等，绿豆作为食疗方法是从中医的看法去解决西医定位的病，这本身是不科学的，并且丧失了中医的优势和特点，因为单从指标来讲绿豆肯定不如西医的降糖药管用。这两者是不同体系的，不在一条线上，因此该说法就出现了漏洞，不能自圆其说。这个学术上的漏洞被放大以后，实际上对食疗或者整个中医界来说是一件好事：在这个问题上的欠缺不是某一个人的欠缺，是包括整个中医界都有欠缺，“养生危机”也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根源在于整个中医界丧失了自己的价值评估体系。 这一课要补上，否则“养生危机”会持续下去，整个中医体系也将瓦解。

原始人类在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有些动、植物既可充饥又可保健疗疾，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认识并开始利用火。《礼含文嘉》中记载：“燧人氏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可见火的发现是人类饮食营养养生保健的一次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随着陶器的出现和使用，食物的炮制不仅限于“火匕燔肉”和“石上燔谷”，烹调方法日益多样化，食物的味道也更加可口。此时期还出现了酒，在《吕氏春秋》中就已有“仪狄作酒”的记载，但最初只限于粮食作物和果实自然发酵而成的酒，此后又出现了复合成分的食用酒和药用酒。

商代的大臣伊尹改革了烹饪器具，并发明了羹和汤液等食品，开创了煮食和去渣喝汤的饮食方法。公元前5世纪的周代，出现了专门掌管饮食营养保健的“食医”。此后，醋、酱、糖、豆腐等调料及食品也相继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