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之父张伯苓

    离开北洋水师 

    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在天津一个贫寒的塾师家中。十五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 

    北洋水师学堂学制为五年，四年课程学习，一年上船实习。学生们所修读的课程也多为西学以及驾驶、测量天象、推算经纬度等有关海军的专业知识、技能。学堂还特地聘请了很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军事教官给学生们授课。1895年，张伯苓成为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第五届毕业生。 

    就在前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打击。不久，当张伯苓去海军的“通济”舰实习时，“通济”舰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舰船设备七零八落，无人整修，船上官兵也个个士气低落，官不官，兵不兵，整日吃吃喝喝，不务正业。张伯苓第一次感到自己军事救国的理想受到严峻的挑战。 

    此时英国以武力强迫日本交出威海卫的控制权，并无礼要求清政府将威海卫的租借权转让给英国。通济舰到威海卫之后，中国官兵降下了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了中国自己的龙旗。但是，这一美景仅仅是昙花一现，不过半个月，英国方面就迫不及待地催促清政府降下龙旗，升起了英国米字旗。目睹国帜三易，张伯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他决心从海军退役，投身于教育事业。 

    天假其时，天津社会名流、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等职的严范孙正在为严氏家馆延请塾师，经人介绍，张伯苓和严范孙结识，受聘到严氏家馆任教。他此后在教育实践中得益于严范孙之处颇多。他经常对学生们说：“真万幸，遇到严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 

    在严氏家馆授课过程中，张伯苓尽量按照自己亲身体验的新式教育方式组织教学，一反往日家塾教学的刻板与教条，不再让学生们坐在座位上摇头晃脑地死记硬背，而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加以吸收和理解。 

    张伯苓非常注重体育锻炼。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张伯苓还特意开设了操身课（即后来的体育课），并不辞辛劳地兼任学生的操身教师，教学生们练习柔软体操、角力、哑铃、跳高、棒锤等。他还为学生们安排了非常丰富的闲暇活动，教他们下围棋、打旗语、摄影、踢足球、骑自行车。不管是教学内容，还是教育方式，严氏家馆已经逐渐向新式教育方向转化，成为民办新式学堂的雏形。 

　　家馆变成中学 

    1903年，严范孙被袁世凯提拔为直隶学校司督办，成为直隶地区管辖教育的高级官员。次年六月，严范孙和张伯苓一起，在日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实地考察。严、张二人还结识了多位日本教育家，共同探讨有关学校建设及教科书编纂等问题。严范孙与张伯苓回到天津之后，便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筹备建立新式学校的工作。 

    由于张伯苓的教学方式受到社会的好评，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盐商“益德王”王奎章也出面聘请张伯苓，为王氏家馆的六个学生教授英文、数学等自然学科知识。于是，张伯苓就打算以严、王两家的家馆为基础，建立中学。而严家和王家也各尽所能地支持张伯苓，出钱的出钱，捐物的捐物，提供场地的提供场地。 

    1904年10月17日，一所私立中学堂在严家的偏院正式建立。张伯苓担任监督，总管学校一切事物，从此开始了他投身新式学校教学、管理的漫长生涯。中学堂的学生来源以严馆和王馆的学生为主，又从社会中招收了梅贻琦、金邦正、喻传鉴等人。 

    学校最初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学”的课程，如读经、国文、历史等；二是涉及“西学”内容的课程，如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英文等。1904年底，按照严范孙的意见，张伯苓将学校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一年后，按照政府的规定，学校名称必须表明它的资金来源和性质，遂又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 

    学校声名鹊起，前来求学的学生不断增加，不久就超过了一百人，严氏偏院已经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学生了。天津的一位士绅郑菊如主动将自己在城南水闸旁的一块大约十余亩的土地捐给私立第一中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