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的就是流离失所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怎么被找到的，以及其中的曲折故事。

“我是在琉璃厂大学毕业的”
　　1950年8月，沈阳。
　　沈阳是中国东北的重要都市，曾是“后金”的首都，称为“盛京”，伪满洲国时名为“奉天”，由努尔哈赤建立。
　　位于沈阳市中心的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于1959年改名)的仓库，年轻的杨仁恺站在这里。杨仁恺后来成为中国知名文物鉴定家，有着“人民鉴定家”、“鉴定大师”的称号。

此时杨仁恺的职衔是“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处研究室研究员”。
　　在伪满洲国政府垮台后，从伪满洲国政府流出了大量绘画和陶瓷到市场上，甚至有了专门的“东北货”之称。其中有许多赝品或仿本，当然也有精品中的精品。杨仁恺的工作就是把仓库中的文物一一鉴定，分出真品与赝品。
　　杨仁恺1915年出生于四川，连大学也没读过，是个小地方的教师。如果没有战争，他可能就在故乡四川终其一生。然而动荡的历史给了杨仁恺不同的人生。

　上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杨仁恺通过熟人的介绍，来到重庆出版社工作，担任艺文杂志《说文》月刊的编辑。
　　考古学者卫聚贤是《说文》的总编辑，他曾参与那个时期多处古迹的挖掘工作。当时在卫聚贤周遭尚有郭沫若、商承祚等文化界人士，也一起疏散到重庆。因此，杨仁恺有机会和这些人熟悉起来，增长了中国美术的相关知识。
　　那时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特别喜欢杨仁恺。当时故宫文物从北京的博物院疏散到四川省，马衡也在重庆。杨仁恺从马衡身上学到中国艺术的入门知识，经常浏览宋代、唐代的珍贵古书画。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时局动荡，《说文》停止发行。杨仁恺为了找工作搬到北京，想凭着自己在中国艺术方面的知识糊口度日。因此他到著名的古董街“琉璃厂”附近的古董店工作，在那里训练了自己鉴识文物的眼光。后来他自称“我是在琉璃厂大学毕业的”，并引以为傲。
　　1950年起，他移居沈阳，在东北人民政府的文化部任职。当时的东北博物馆存有世界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他常常前去帮忙整理。

没人会想到真迹就在这里
　　在东北博物馆的仓库内，摆在杨仁恺面前有三张几乎相同的画卷，都叫做《清明上河图》。
　　这幅画的仿本和赝品极多，真迹大家都认为已散佚不见。包括杨仁恺在内，没人会想到真迹就在这里。人们以为这三张画顶多就是明代时画的、品质比较好的仿本，回流到收藏品较少的博物馆中，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开始鉴定的杨仁恺，打开第一张《清明上河图》，一看就知道是赝品，完全没有价值。
　　接着鉴定下一张，博物馆内其他同事曾说“说不定是真迹”，果然，一眼瞄过，就知道是好东西。杨仁恺原本认为是“明代的作品”，但是品质相当好，也有可能是仇英的真迹。先选到“收藏”这一边。
　　到了最后一张画。之前已经听说“是赝品的可能性很高”，他没有多想就把画摊开，突然背脊感到一阵凉意，脸上露出笑容光彩，不假思索地大叫，“就是这个!”

各个时代的中国绘画各具特色，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偏好的笔法和颜色。
　　很明显，眼前这张是宋代的绘画。
　　在中国，对宋代的绘画评价极高。因为年代久远加上数量稀少，宋代留下的高水准名作被称为中国绘画的最高峰。
　　当时东北博物馆几乎没有宋代的画，了解宋代绘画的人很少。而杨仁恺因为马衡曾让他鉴赏过许多宋代的画，又在北京的古董街培养了眼力，因此知道手边的作品就是宋代绘画。

“这绝对不是仿本或摹本，这很可能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
　　杨仁恺也避免骤下结论，先找到所有能搜寻到的资料，调查张择端所描绘的《清明上河图》。当时应该没有附照片的书籍图鉴，他参考的是《东京梦华录》这类的文献资料。
　　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代，《清明上河图》是在北宋末期画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居住在北宋首府开封的孟元老，在北宋灭亡后怀念开封的繁华，巨细靡遗地记录下当时开封的样貌，是部非小说类作品。

　《东京梦华录》里所描写的开封，有着仓库等和画里一致的地方，这引起了杨仁恺的注意。经过慎重查证，这幅画被判定为真迹。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术史上，可称为“最大发现”的一瞬间。

　真迹如何流到东北，有三种可能
　　为何《清明上河图》出现在东北?得从辛亥革命谈起。
　　1912年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政府为了避免增加情势的混乱，允许末代皇帝溥仪留在紫禁城宫内。旧宫廷的费用开销相当大，新政府采取限制预算的措施，如果不变卖清朝蓄积了二百七十年的文物，紫禁城里根本没办法维持生活。
　　眼看前景惨淡，溥仪在还是紫禁城主人的期间，就把手上中华文明精华的珍品带出宫外。他也以“恩赐”的名义交给弟弟溥杰，让其偷偷地一点一点拿到市面上卖。依据后来发现的《恩赏目录》，至少有一千件以上唐代到清代的贵重字画由溥杰运出去。《目录》 中也包括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溥仪是否在知情的状况下将此事交给溥杰，尚不得知。

　历史很有意思—如果溥仪当初没有把它带出宫外，《清明上河图》 大概就会随着蒋介石在1949年到了台湾地区。
　　历史并不是如果。事实上，从北京紫禁城运出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先到了天津，后来溥仪到伪满洲国当皇帝，又将之运到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收藏在皇宫内。
　　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携带大量文物想逃亡到日本，但被前苏联军队拦下，送到西伯利亚，再转到中国接受思想改造。从1945年直到杨仁恺1950年在沈阳发现真迹的这段时间，谁也不知道《清明上河图》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这也是这幅画的许多谜团之一。

2011年秋天的沈阳，寒流来袭，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
　　为了详细了解杨仁恺“发现”的经过，我来到沈阳。因为杨仁恺已经过世，所以拜访了几位相关人士。
　　杨仁恺在发现《清明上河图》之后，一举成名。他从辽宁省博物馆职员，晋升为副馆长。退休后也享受终身名誉馆长的待遇，于2008年过世。
　　在辽宁省博物馆，我和师从杨仁恺的博物馆前研究员戴立强见面。

　这天是星期一，博物馆休馆。他在博物馆负责裱装工作，个性严谨，谦称自己是一边动手裱装一边学习专业知识，四十几岁以后才获得杨仁恺的肯定，晋升为研究人员。
　　在杨仁恺手下，戴立强负责《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等研究工作，《姑苏繁华图》也是这个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名画。戴立强2010年从博物馆退休。
　　依据戴立强的说法，从1945年伪满洲国倒台到1950年杨仁恺“发现”的这5年间，《清明上河图》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被推测为以下三种可能性。
　　第一，溥仪意图逃亡日本，从宫廷带出的好几个行李箱中装有古董和饰品，《清明上河图》也包括在内。溥仪在机场被前苏联军队逮捕收押，《清明上河图》 被交给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并入人民解放军)，再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