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平原位于长江以南，宁镇山脉以东，宁绍平原以北，东临大海（东海），包括今镇江以东的江苏省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宁绍平原以北在内的江南大地。它的核心是太湖区域的碟形洼地，沟渠纵横，地势低乎。地形特点是西高于东、南高于北。平原地区主要是环绕太湖四周，故可别称为太湖平原区。又因它位于长江出海15附近，亦可将它与江北的冲积地域合称为长江三角洲。但本文只限于讨论江南地区的生产，不拟涉及江北的地域。
　　吴越平原是长江以南开发最早的重要地区之一，至今仍是全国经济发达和富饶的地区。早在南朝刘宋初年，范泰已对宋少帝说，“今之吴（郡）会（会稽），宁过二汉关河”【1】，三吴地位开始日趋突出。南宋光宗时，范成大《吴郡志》卷50引“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20多年后，陆游于宋理宗时撰《常州奔牛闸记》，《渭南文集》卷20称：“语曰：苏常熟，天下足。”还有其他几位南宋学者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所述吴越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超越了史家对汉唐时关中繁荣富裕的描写。非常有意义的是，自六朝隋唐以至北宋时，吴越地区的经济发展线索脉络分明。而三国以前的秦汉时期吴越平原的生产状况，却是不很明朗。
　　通读《史记》、《汉书》，极难找到秦和西汉200余年内吴越平原农业生产的具体史料。西汉帝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盛世，低平肥沃的吴越平原竟然缺乏相关的农作记载，令人颇为诧异。史书没有单独谈到汉代吴越平原的具体生产状况，却有数次说及江南火耕水耨。尽管汉代对“江南”一词没有严格地域界说，认真考察汉代史学家所述火耕水耨的“江南”内涵，吴越平原肯定要包括在内。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讨论火耕水耨的论著非常多，他们之间的认识颇有不少歧义。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却只有这么几条，今逐一移录如下。

其一，《史记》卷30《平准书》：
　　是时（汉武帝元鼎年间）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其二，《汉书》卷6《武帝纪》：
　　元鼎二年（前115）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秋九月诏曰……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谕告所抵，无令重困。
　　其三，《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訾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俄之人，亦无千金之冢。
　　其四，《汉书》卷28下《地理志》：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蒇蠃蛤，食物常足。故偌窳蝓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
　　其五，《盐铁论》卷1《通有》：
　　文学曰：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然民生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讴歌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
　　其中关键性词组“火耕水耨”，汉、唐人士是有不同理解和诠释。《平准书》和《武帝纪》的注释，同样引用东汉应劭的解释：
　　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
　　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货殖列传》注，载唐人张守节的解说：
　　言风草下种，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则草死而苗无损也。耨，除草。

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同书卷8《越绝外传》亦记秦始皇三十七年“徙大越民事”。越摇王应是汉初所封越东海王摇，《史记》卷114说，他是越王勾践后裔。吴地摇城原是春秋时吴王子的居地，至汉代乃为越摇王所居【14】，那里有着大片肥饶的水稻田。战国、秦汉之际，越人已聚居于今闽、粤和浙江等地，把皖、浙诸地的越民说成是秦始皇时刻石所徙，似不确切。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南游，至钱塘、会稽，刻石颂德，还过吴，并北上。始皇帝还有过另外几次出游与刻石活动，均未记录徙越民事。汉武帝时，太尉田蚣说：“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自秦时弃弗属。”武帝令严助领兵出海，在东瓯的越人乃请求内徙，“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吴越地遂空”【15】。其时，越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水行而山处”，“以渔猎山伐为业”，远比华夏人落后，他们进入江淮间居住，生产方面白难以短时期内创造突出的成果。
　　秦和西汉时的会稽郡，至东汉顺帝时，析置吴郡。往日，会稽郡治吴。此后，吴郡治吴，会稽郡治所南移山阴【16】，显示自秦至东汉，江南地区的开发是在逐步向南推移。
　　上古至秦，史书缺乏历代的户口记载，秦代会稽郡自然也不例外。《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时，全国有郡国103，有1587县，共有民户1223万，共有人V15959万，说是“汉极盛矣”。《汉书·食货志》说，汉哀帝时，“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F户口最盛矣”。西汉会稽郡共有26县，22.3万户，103.2万人。县均人口在全国排在第40位，应该说尚处于较前列的地位。《续汉书·郡国志》记东汉顺帝时，会稽郡14县，12.3万户，48.1万人；吴郡为13城（县），16.4万户，70万人。吴郡虽比会稽少一县，户口却比会稽郡为多。揭示苏南浙东北的发展远比浙闽丘陵地区先进。很显然，吴郡的经济发展是居于会稽郡之前的。
　　由于历代史籍普遍不记诸县户口，也不载郡县面积。梁方仲撰《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对两汉户El按郡县作了均平计算，还估算了诸郡县的面积和人15密度。按该书甲表3，西汉会稽郡26县，县平均8578产，户均4.63人（16页）、甲表4，西汉会稽郡（闽中除外）为8.4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平均12.3人（19页）。东汉情况，按甲表7，会稽郡14县，县均8792户。户均3.9人，吴郡13县，县均12628户，户均4.27人（24页）。再据甲表8，会稽郡面积6.8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平均7人，吴郡面积3.9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平均18人（26页）。突出说明自西汉后期以至东汉顺帝时百余年间，吴越平原户口显著增多，太湖区域吴郡的发展尤为突出，汉代会稽郡包括今浙江乃至福建地区在内。除宁绍平原地域外，广大闽浙丘陵设置县邑很少，地广人稀，生产很落后，既不能与吴郡诸县地媲美，也难以与本郡东北宁绍平原诸县比肩。
　　说到江南地广人稀是汉代实施火耕水耨的重要前提与条件，其依据可能是《史记·货殖列传》所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但就西汉会稽郡县产15而言，如上所述，它是比同期司隶所属七郡以及黄淮海平原若干郡县的产15要少。但比梁国、巨鹿、常山、广平、信都、上谷、渔阳、山阳、泰山、琅邪、泅水、千乘、北海、东莱、高密等郡国平均户口数多。黄土高原所属凉州、并州乃至朔方所属诸郡县更是无一能与会稽郡县户15相比。若从东汉吴郡所属诸县户15平均数观察，它仅次于颍川、鲁国、清河、渤海、平原、南阳、零陵、长沙、巴郡、广汉、犍为等郡县，在全国是处于较前列的，更难以说吴郡是地广人稀。有的学者大概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才把吴越平原排除在汉代火耕水耨的地域之外。如此处理，也未必一定合适。
　　再就楚越间而言，西汉会稽郡县户不仅比同期荆州江夏、南郡、长沙、桂阳、武陵、零陵诸郡县户口平均数高，也比同是扬州所属长江以南丹阳、豫章郡县户口乎均数高。会稽郡人口密度，也比丹阳、豫章、武陵、长沙诸郡为高。可见，闽中地域以外的会稽郡县户口的人15密度仍是比较高的，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在汉代，由于历史的原因，越地固然可以称楚，但荆楚广阔地区并非都是越人的居地。因此，《汉书。地理志》记事已注意将楚地与江南分开并列，说“江南地广”，而不言“人稀”，小小的修正是符合社会实情的。
　　我们注意到，吴越平原地区早在战国时，越国以及楚国春申君黄歇在吴期间已注意兴修了少量水利工程【17】，使田地富饶，那就必然会吸引较多户口聚居，促进耕作方式发生某些变化。《史记》和《汉书》都使用“或火耕而水耨”，加“或’’字表述，是对火耕水耨的实施范围予以适当制约，说明各地并非清一色都是火耕水耨。
　　西汉会稽郡户口较多，除了反映当地生产发展这一重要因素外，也可能与历史传统因素密切攸关。《国语》卷20《越语》，《吴越春秋》卷10《勾践伐吴外传》均记录越王勾践在位时，推行人口增殖政策，“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毋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娩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子二人，公与之饩”。与此同时，还配备了不少优抚与吸引人的政策，从而导致人多国富，由弱变强，最终一举灭吴，以会稽为根据地的越国政策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西汉初，高帝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十多年后，惠帝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18】。东汉应劭注特地引用上述勾践令，说是“欲人民繁息也”。会稽郡自先秦以来因人口繁殖，基数较高，西汉政府奖励人口生殖当然是面向全国。会稽郡虽在江南僻远地区，人口数量的起跑点高，人口增殖也就较为显著了。
　　从西汉立国以至武帝元鼎之前近百年间，很难看到汉朝政府对吴越地域的生产有何关注或干预。元鼎二年（前115年）诏，既关注全国北方与南方先后发生的水灾，江南火耕水耨，又逢水灾，百姓重困，因拟从巴蜀运粮救济。此前未久，山东地域河灾严重，农作连年失收，武帝诏“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19】。生长华北，富有种植经验的山东民众来到火耕水耨的江淮地区就食，朝廷允许他们就此定居，流民所至必是较为荒僻地区，要调整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只能是人乡随俗，至少在南下初期，亦应以火耕水耨为重，藉以适应南方湿热的自然环境。
　　元鼎以后30余年，武帝征和元年（前82年），又有水旱大灾，诏令尤困乏者，“徙置荆、扬熟郡……令百姓各安其所”，“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桑”【20】，也就是再一次在江南安插北方徙民。
　　北人一批批地南来，必然会与南方本地居民出现矛盾碰撞，先进终将战胜落后，南方存在久远的落后耕作方式，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已在缓慢地发生变化，北来流民在适应新环境前提下，必将发挥其原有较为先进的耕作技巧，使江南大地的耕作方式酝酿产生新的变化。
　　西汉末年，王莽执政，即将赴任的荆州牧费兴宣布他拟订对付饥民的新政策：“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21】他非常明确揭示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民众一般已是从事牛耕，让荆、扬饥民也同样采用牛耕，那就很难说江南大地还是广泛盛行火耕水耨的了。

更始兀年（23年），南阳人任延为会稽都尉，“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在会稽避乱的流民只能依赖自己艰辛劳动为生，具体生产状况今已难明。会稽都尉所统士兵是“耕公田，以周穷急”，并不采用火耕水耨方式耕作。东汉光武帝初年，扬州牧樊哗“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视事十余年”。教民耕田自然不会是沿用古老的火耕水耨方式。建武一十九年（53年），会稽郡守第五伦“晓告百姓……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百姓以安”【22】。此虽为破除以牛祭神的旧俗出发，却深得百姓拥戴，说明吴越平原地区的生产形势悄然地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动态。
　　与耕作方式重大变化相适应的是吴越地区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密切关注与兴修。《晋书》卷78《孔瑜传》记晋成帝时（326—342年），瑜任会稽内史，“勾章县（慈溪）有汉时旧陂，毁废数百年”。毁废已久的汉陂，估计是东汉时创修。东晋孔瑜加以修复以溉田。《通典》卷182《会稽郡》，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马臻为太守，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水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人海；所以无凶年。其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溉田千余顷”【23】。修筑镜湖是极大地长期有便于民。同书卷2《水利田》云，镜湖“至今（唐元和时）人获其利”。《水经注》卷40《渐江水》谈到它“溉田万顷”。唐德贞元二十年（804年），韦瑾撰文称，镜湖“披险夷，高束波，圜境巨浸，横合三百余里，决灌稻田，动盈亿计，自汉至今……纵阳骄雨淫，烧稼逸种，唯镜湖含泽，驱波流滞，注于大海。灾凶岁，谷穰熟……其长计大利及人如此”。正因为镜湖水既保证了灌溉所需，又解除了当地洪潦灾害，长期有利于民。600多年后，人们怀念创修人功德，为之立庙纪念。联系前述吴、越二国在先秦时兴修小水陂，便于农作，两汉在太湖沿岸建置无锡、阳羡等县以及在宁绍平原修建大型陂塘，表明水利工程由小而大，显示生产事业是由低级逐步向较高阶段前发展【24】。
　　《后汉书》卷51《李忠传》记李忠在东汉初，任丹阳太守，“垦田增多，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那时，丹阳郡治宣城，不在吴越平原境内。但该郡郡土包括了宁镇山脉以东今江苏南部不少地方，郡内垦田迅速增多，5万多流民归附，自非传统的古老火耕水耨方式所能达到。
　　汉代太湖区域农作有了较大发展，还可从其他侧面做些说明。东汉初，阳羡（宜兴）人许武家有肥田、奴婢和宽广住宅，白非等闲之辈。其孙许荆为郡吏，高举孝廉，当然不是穷乏之家。汉和帝时，他出为桂阳太守，又人为谏议大夫，实为世官之家。被称为“单寒”的吴郡无锡人高彪，出游太学，郡举孝廉，任外黄县令，还是东汉后期一位颇有名声的学者。太湖东面“世为族姓”的吴人陆氏一家，在东汉初已很有名【25】。这么一批家在太湖附近头面人物的出现，正好反映太湖四周垦殖已有较大成果，从而得以孕育滋生出有实力的地方权豪。
　　随着吴越平原耕地的垦殖，粮食产量日增。东汉时，开始有了余粮外调。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月，调扬州吴郡、丹阳等郡米给黄淮一带水灾受害民众。七年九月，再调丹阳、会稽租粮赡养江淮、荆楚等地饥民。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除田租、口赋”。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春二月，诏以吴郡、会稽饥荒，贷人种粮”【26】。当吴越地区出现灾荒困难时，汉朝政府特免当地租赋，或贷借种粮，此类有关税收和生产的事实，在西汉时期是很难见诸史册的。
　　吴越平原地区经过汉代特别是东汉时的垦殖，至东汉末年，江东面貌已是初步改观。据《水经注》卷40《渐江水》注引南朝刘道真撰《钱唐记》称，杭州东面的防海大塘即由汉代华信建议修筑，“以防海水”。吴郡富阳人孙策认定，“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其时，“家富于财”的临淮人鲁肃说：“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27】沃野民富，正是生产发展的生动体现。自孙吴以至梁、陈，六朝均建都建康，经过近400年的大力经营，江东的发展相当突出，本来并不亮丽的吴越平原至是显著地超越了原来与之地位相当的长江中游江汉洞庭平原，走在江南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前列。

最后，应简略提及吴越平原农业生产的其他方面。《汉书》卷27《五行志》称：“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或如《史记》卷129《货殖传》所云：“水居干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吴越水域广，盛产水稻和鱼类，因此，民以稻鱼为食。《汉书》卷64记垦殖未周的吴越境内，颇多山地木材，可资以造船等等用途。朱买臣为会稽郡守，“治楼船”，即是就地取材。司马迁说，养鱼收千石，山居收千方木材，生活便可与千户侯相埒，足以致富。
　　吴越地区在先秦时已有桑蚕和麻葛。东汉初，吴人陆闳“喜著越布单衣”，很吸引光武帝注意，“常敕令会稽郡献越布”。其后，明帝马皇后赐诸贵人“白越三千端”。和帝邓皇后赐诸贵人杂帛三千疋，白越四千端。白越布是细葛布，为越地特产。汉朝时吴越地域生产的丝绢帛，其质量比黄淮海平原及蜀中所产为次。
　　综上所述，汉代吴越平原的农业生产从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肯定是存在火耕水耨粗放耕作方式。《汉书》卷4《文帝纪》记前12年（前169年）诏：“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文帝时，长安政府尚无力直接顾及江淮以南地区，但吴越所在，野不加辟，自无例外。尽管缺乏具体史实作证，如前所述．可以确定，西汉中后期以来，它不再是广泛普遍实施火耕水耨了。当年，司马迁使用“或”字表述，很注意了叙事真实性的分寸。西汉末，会稽郡（主要是会稽北部）户口较多，是与当地农业收入较多密切攸关。西晋初，杜预疏称，“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晋书》卷26）。清楚表明火耕水耨适宜于新田草莱以及百姓常年居处距离甚远之地。这种耕作方式在我国南方曾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其实施范围是在日趋缩小。就吴越地区而言，先秦时吴越的嘐田以至西汉前期，火耕水耨方式是颇为盛行或者说是占主导地位的耕作方式，随着北人一批批南来，农田水利的兴修，牛耕的日趋广泛，与之俱来的是生产大发展，古老的火耕水耨方式遂曰趋势微而被人们扬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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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际，整个南中国都是地广人稀的。。。吴越就不说了。。虽然有五霸名号，但是国力差距甚大。
虽然南中国曾有个巨无霸楚国，江汉地区开发比较早，但是被秦国割让了南阳、南郡后元气大伤，人口大量随楚国都城东迁了，楚国公族项家定居在江淮、春申君封地在吴就可以看出来。原本楚国经济最发达的南郡和南阳没了后，楚国陪葬的漆器还得从巴蜀进口。
所以秦朝虽然是楚人推翻的，但是都是东迁后的楚人，楚国故地经济在西汉还属于恢复期，由于西汉末王莽之乱重灾区又是两湖地区，所以东汉也还是恢复期，吴郡和会稽由于承载了大量东迁而来的楚人受战乱影响又略小人口密度所以的确可能会比江汉、洞庭湖地区还高。
汉代的江南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概念基本就是整个长江流域并不特指今天的江浙地区。
简单来说，南中国虽然楚国故地开发的比较早但是受战争影响大，吴越之地开发的比较晚，整个在汉朝都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地广人稀，所以开发方式相对原始。汉代最发达的当属关中和益州的秦国故土了。
幸运的是吴越之地每逢战乱一直是人口迁入地而且受战乱影响最少地区之一，历经数百年后从唐朝末期安史之乱后就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了，扬一益二由此而来，此后1000年从未变更过。
LZ有空查看资料可以写个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和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