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会喜欢这个测试:用1到7这七个等级分别给以下场景评分,1代表略微不适,7代表非常痛苦。
场景1:你正如每天早晨一样,在新闻网站浏览新闻。可是今天你的时间有些仓促,往常你有30分钟的阅读时间,而今天只有15分钟。因此你不得不略过一些你最喜爱的专栏和章节。你会给这种不适程度打几分?(多数人可能会给出一个较低的分数,比如2分。)
场景2:你正在纽约游玩。可你发现自己没法欣赏到所有展览,无法观看完所有大受好评的剧目,甚至是你的纽约朋友们声称的“到纽约必去之地”__你连其中的一小部分都没逛完。那么,对于这种状况,你又会给几分呢?比如五分?
场景3:你正和朋友们共进晚餐,并且你完全同意这个晚上“禁用手机”的规定。可是你的智能手机可不会因此而停止提醒你:“推特又有新消息啦!”或是“又收到 一条新短信!”显然,你的社交网络上正有什么新鲜事发生,但你却无法查看。怎么样?即使是7分也不足以表达你此刻的郁闷心情吧?
那 么,恭喜你成为“错失恐惧症”(FoMO:Fear of Missing Out)的患者之一。“错失恐惧症”(FoMO)是一种新出现的文化紊乱,正在暗中破坏我们内心的平和。“错失恐惧症”是技术进步和社会信息激增带来的产 物,它使我们觉得自己正在错过别处发生的更刺激、更重要、或更有趣的东西。
当然,这种错失感在过去 早就有迹可寻。有大量文学作品都描写过这种在浪漫的个人愿望和保守的社会现实之间发生的、令人心碎的冲突。比如说,早在我们能用Facebook与高中同 学联络之前,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司汤达(Stendhal)就都描写过此般错失的痛苦。
然而,当19世纪的故事主人公们一生都在与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斗争时,今天源源不断的信息流无疑在令人恼火地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稍纵即逝。当你读到这里,你也许就错过了一些朋友正在狂欢的聚会,或是另一些友人大肆饕餮的饭局。
我们都知道,研究表明临终遗憾总是更集中于我们没做过的事,而不是曾经做过的那些。如果这样,持续关注别人正在做而自己没能参与的事,正是给我们的将来打下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内心满是痛苦。
而 我们迷人的网络人格则使得错失恐惧症更加严重。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是《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更冷漠?》(2011)一书的作者。特克认为,我们为技术繁荣付出的代价是重要关系的 逐渐下降——与父母、与孩子,或伴侣——以及一种新的孤独感的产生。由于对所处人际关系的不安全感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我们希望通过科技来建立人际关 系,同时从中保护自己。
“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将自己从那些电子设备中抽离出来,哪怕只是短暂的一会儿,我们对科技的依赖就能够得到缓解。“特克如是写道。
能 不受他人意见影响并从社会比较中解脱出来是一种胜利,但只有极少数人做得到。拥有强大的自我约束能力并抵抗FoMO侵蚀的人也很少。2012年,芝加哥大 学社会心理学家威廉·霍夫曼(Wilhelm Hofmann)研究了利用意志力抵挡每日诱惑:他的研究对象发现,用意志力抵挡食物和性的诱惑比远离网络容易得多,失败率为42%。
那 么,对于降低我们生活质量的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对FoMO潜在情感原因的心理治疗成本太高,也太有侵入性,仅仅发誓离开电子设备也不起作用。相反,对 付FoMO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承认,在疯狂的生活节奏中,有时候我们必然会错过。而且,当我们这样做,我们也许就能真正改善所做选择的结果。
这 个简单的方法最早由美国多学科研究者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56年提出。他使用的术语是“满意解决法”(satisfice)——“满意”(satisfy)与“满足”(suffice)的混成 词。他建议我们不该试图将利益最大化,而是寻找一种仅仅是“足够好”的结果。
西蒙方法的研究显示,坚持追求最优决策 的人们最终对选择的满意度不如那些“足够好”决策的人们。因为前者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不如后者,尤其当决策包含衡量可能的结果时。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心 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所做的一系列实验中,参与者填写了确定他们最优化决策倾向的自我评估问卷(基于他们是否同意如“我不满足于次优选择”或“我常常觉得为 朋友选礼物很难”)。另一个问卷衡量参与者感到遗憾的倾向;而后,根据这两个问卷的答案将参与者分类。研究人员发现,最优化决策倾向与幸福感、自尊及满足 感之间存在负相关,与抑郁、完美主义及遗憾感正相关。另一项研究显示做最优化决策的人也处于更多的社会比较关系中,当他们做得不好时受到不利影响。
等等——社交网络错失恐惧症不正是基于这类比较关系吗?如果这样,“满意解决法”能带来解脱吗?利用西蒙的参数分析错失恐惧症,得到的结果与他研究的最优决策过程惊人的相似,表现为认知过载及对幸福感的沉重代价。
今 天,信息(尤其网络信息)的丰富,消耗着我们另一种宝贵的资源:有限的注意力。使已经不堪重负的注意力延伸至不计其数的信息量的困难,不仅在于优先排序的 认知问题,还因为我们无法专心处理这一切。我们灵魂中与FoMO有关的压力在渴望帮助,恳求我们在生活质量、表现亲密感的能力及个性特质被侵蚀之前,减少 表面的社会关系及在不同站点之间的疯狂跳跃。
采取“足够好”方法应对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提高我们决策能力的策略。它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许多研究人员甚至相信这是一种遗传性的人格特征。
即 使涉及亲密情感和爱,“足够好”方法也能起作用。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威尼康特(Donald Winnicott)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足够好母亲”的概念——对孩子的基本需求足够细心、适当积极反应的母亲。随着孩子长大,母亲偶尔“拒绝”满足孩子 的需求,使他为现实社会做好准备。在现实社会中,他无法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孩子学习延迟满足对成年后任何形式的成功都很关键。随着我们成熟,我们与 “足够好”的伴侣凑合着过。当然,可能还会有人更适合我们——但是我们可能无法在有生之年遇见那个他或她。
即便错失 感是我们热烈追求生活的一个证明,社交网络强化我们的最优化错觉并打破所有均衡的方式也严重损害我着们的生活质量。如果你仍怀疑“足够好”方法是应对错失 恐惧症的最好态度,美国散文家和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话也许能激起你的共鸣:“每一次失去,背后必有所得;每一次得到,背后也必有失去。”〔转自敲敲门网〕
场景1:你正如每天早晨一样,在新闻网站浏览新闻。可是今天你的时间有些仓促,往常你有30分钟的阅读时间,而今天只有15分钟。因此你不得不略过一些你最喜爱的专栏和章节。你会给这种不适程度打几分?(多数人可能会给出一个较低的分数,比如2分。)
场景2:你正在纽约游玩。可你发现自己没法欣赏到所有展览,无法观看完所有大受好评的剧目,甚至是你的纽约朋友们声称的“到纽约必去之地”__你连其中的一小部分都没逛完。那么,对于这种状况,你又会给几分呢?比如五分?
场景3:你正和朋友们共进晚餐,并且你完全同意这个晚上“禁用手机”的规定。可是你的智能手机可不会因此而停止提醒你:“推特又有新消息啦!”或是“又收到 一条新短信!”显然,你的社交网络上正有什么新鲜事发生,但你却无法查看。怎么样?即使是7分也不足以表达你此刻的郁闷心情吧?
那 么,恭喜你成为“错失恐惧症”(FoMO:Fear of Missing Out)的患者之一。“错失恐惧症”(FoMO)是一种新出现的文化紊乱,正在暗中破坏我们内心的平和。“错失恐惧症”是技术进步和社会信息激增带来的产 物,它使我们觉得自己正在错过别处发生的更刺激、更重要、或更有趣的东西。
当然,这种错失感在过去 早就有迹可寻。有大量文学作品都描写过这种在浪漫的个人愿望和保守的社会现实之间发生的、令人心碎的冲突。比如说,早在我们能用Facebook与高中同 学联络之前,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司汤达(Stendhal)就都描写过此般错失的痛苦。
然而,当19世纪的故事主人公们一生都在与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斗争时,今天源源不断的信息流无疑在令人恼火地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稍纵即逝。当你读到这里,你也许就错过了一些朋友正在狂欢的聚会,或是另一些友人大肆饕餮的饭局。
我们都知道,研究表明临终遗憾总是更集中于我们没做过的事,而不是曾经做过的那些。如果这样,持续关注别人正在做而自己没能参与的事,正是给我们的将来打下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内心满是痛苦。
而 我们迷人的网络人格则使得错失恐惧症更加严重。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是《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更冷漠?》(2011)一书的作者。特克认为,我们为技术繁荣付出的代价是重要关系的 逐渐下降——与父母、与孩子,或伴侣——以及一种新的孤独感的产生。由于对所处人际关系的不安全感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我们希望通过科技来建立人际关 系,同时从中保护自己。
“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将自己从那些电子设备中抽离出来,哪怕只是短暂的一会儿,我们对科技的依赖就能够得到缓解。“特克如是写道。
能 不受他人意见影响并从社会比较中解脱出来是一种胜利,但只有极少数人做得到。拥有强大的自我约束能力并抵抗FoMO侵蚀的人也很少。2012年,芝加哥大 学社会心理学家威廉·霍夫曼(Wilhelm Hofmann)研究了利用意志力抵挡每日诱惑:他的研究对象发现,用意志力抵挡食物和性的诱惑比远离网络容易得多,失败率为42%。
那 么,对于降低我们生活质量的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对FoMO潜在情感原因的心理治疗成本太高,也太有侵入性,仅仅发誓离开电子设备也不起作用。相反,对 付FoMO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承认,在疯狂的生活节奏中,有时候我们必然会错过。而且,当我们这样做,我们也许就能真正改善所做选择的结果。
这 个简单的方法最早由美国多学科研究者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56年提出。他使用的术语是“满意解决法”(satisfice)——“满意”(satisfy)与“满足”(suffice)的混成 词。他建议我们不该试图将利益最大化,而是寻找一种仅仅是“足够好”的结果。
西蒙方法的研究显示,坚持追求最优决策 的人们最终对选择的满意度不如那些“足够好”决策的人们。因为前者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不如后者,尤其当决策包含衡量可能的结果时。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心 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所做的一系列实验中,参与者填写了确定他们最优化决策倾向的自我评估问卷(基于他们是否同意如“我不满足于次优选择”或“我常常觉得为 朋友选礼物很难”)。另一个问卷衡量参与者感到遗憾的倾向;而后,根据这两个问卷的答案将参与者分类。研究人员发现,最优化决策倾向与幸福感、自尊及满足 感之间存在负相关,与抑郁、完美主义及遗憾感正相关。另一项研究显示做最优化决策的人也处于更多的社会比较关系中,当他们做得不好时受到不利影响。
等等——社交网络错失恐惧症不正是基于这类比较关系吗?如果这样,“满意解决法”能带来解脱吗?利用西蒙的参数分析错失恐惧症,得到的结果与他研究的最优决策过程惊人的相似,表现为认知过载及对幸福感的沉重代价。
今 天,信息(尤其网络信息)的丰富,消耗着我们另一种宝贵的资源:有限的注意力。使已经不堪重负的注意力延伸至不计其数的信息量的困难,不仅在于优先排序的 认知问题,还因为我们无法专心处理这一切。我们灵魂中与FoMO有关的压力在渴望帮助,恳求我们在生活质量、表现亲密感的能力及个性特质被侵蚀之前,减少 表面的社会关系及在不同站点之间的疯狂跳跃。
采取“足够好”方法应对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提高我们决策能力的策略。它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许多研究人员甚至相信这是一种遗传性的人格特征。
即 使涉及亲密情感和爱,“足够好”方法也能起作用。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威尼康特(Donald Winnicott)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足够好母亲”的概念——对孩子的基本需求足够细心、适当积极反应的母亲。随着孩子长大,母亲偶尔“拒绝”满足孩子 的需求,使他为现实社会做好准备。在现实社会中,他无法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孩子学习延迟满足对成年后任何形式的成功都很关键。随着我们成熟,我们与 “足够好”的伴侣凑合着过。当然,可能还会有人更适合我们——但是我们可能无法在有生之年遇见那个他或她。
即便错失 感是我们热烈追求生活的一个证明,社交网络强化我们的最优化错觉并打破所有均衡的方式也严重损害我着们的生活质量。如果你仍怀疑“足够好”方法是应对错失 恐惧症的最好态度,美国散文家和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话也许能激起你的共鸣:“每一次失去,背后必有所得;每一次得到,背后也必有失去。”〔转自敲敲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