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我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之后，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很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放弃。

我知道这些人能有今天都是靠他们自己奋斗得来的，再加上他们已经在美国呆的时间很长了，你问他："想不想回国？"他们一定回答："不想回国。"如果你再问他："在美国生活得快乐不快乐？"他们一定会说："我在这儿挺好的。"根据这样的回答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在美国混得都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把时光压缩一下，比较一下这些人在出国前怀有的满腔抱负和他们现在在美国所处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在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方面已经大打折扣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对自己无所求，求的就是稳定和安逸的生活。

这点毫无疑问是和仍旧留在国内的人不大一样的。我回国之后见到国内的三四十岁的知识分子，他们一个个基本上还和以前一样，都还是忧国忧民主义者。

美国社会整个一切一切的事情基本上都跟我们在文化圈之外的人没有关系。长期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人慢慢就会忘记了当初的抱负，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的东西：在郊外有一栋洋房，有几辆车，孩子能上最好的大学。或者扩大一点来说，一个议员要到华人社区来募捐竞选，大家都去参加参加等等。如果总是停留在这样一些活动中，他们就会不知道这个圈子之外还有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主宰和控制美国的东西。

老实说我在回国之后的这三年里见到过许多很核心的美国人，比我过去呆在美国那么多年所见到的美国重要人物要多得多，我同时也知道了主宰美国这个社会的这些人都在干什么。

如果我像过去一样停留在美国的话，这些人我是不可能见到的，或者说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见到他们，才能和他们一起做生意，但是我立足于国内再回到美国之后，由于我带来的是一种他们所没有的机会，我和他们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就格外受到重视。

在国内的这三年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主宰美国这个社会的主流在什么地方，所以越回国呆就越觉得当时所作的回国决定绝对正确。当年我在美国虽然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在美国主流社会里面，包括我们学校里一些很着名的院级华人教授我都不觉得他们生活在主流社会里面。华人在美国处于亚文化这事情是绝对的，这并不因为你上过美国的什么学校就能够改变。

在美国如果我去酒吧喝酒的话，我甚至不如当地一些做蓝领工作的人知道的事情多，我在那里看到一帮美国人在谈论周围发生的各种各样事情的感觉，都让我觉得自己是外人。

而后来我回到国内来，我从国内出租车司机、餐馆服务员、走在街上的人们身上也能够感受到人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在主流文化的圈子里的那种津津有味。

说到回国，又必须牵涉出另外一件事情和另外一个人。

他是我同学的同学，他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准备开办一个商务信息发展公司，而且他准备开办的这个公司已经进入了筹备阶段。他是美国人，父母给了他一些钱，他的公司叫INTERNETSECURITIESINC.（简称ISI），比照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他想做一个"欧洲在线"，我当时其实正在想做一个"亚洲在线"或者是“冲国在线”。

因为他的业务要在全世界发展，所以他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办公室来收集中国的商业信息，这样的话他需要派一个人到中国来。当时我急需回国，所以我忍受了非常低的工资待遇。但是有些话我是和他明说了的，我告诉他我虽然接受了ISI的工作，但我最终还是要开办一个自己的公司，所以我要他给我一定的时间来探索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我的这位朋友很开明，他允许我有百分之三十的时间来研究自己的事情。

我就这样带着他人的使命和自己的想法回国了。

也许是因为我在美国一直呆在学校里，即便后来工作了，但时间也不长，因此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回国后的前几个月我一直住在一个既当办公室又当住处的二星级酒店里，房间只有四平方米，热水也时常并不很热，条件很不好。但与此同时我能够看到周围的人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心情很好。

时间很快地就到了第二年。第二年的4月份我回美国开会，特意绕道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去，找以前我认识的一位教授爱德华-罗伯特谈，那时候我已经对自己的公司有一点初步的想法。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这位教授的支持，他愿意拿出一笔钱来帮我成立这个公司，但是他提出还需要另外有人一起投资共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