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很快地就到了第二年。第二年的4月份我回美国开会，特意绕道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去，找以前我认识的一位教授爱德华-罗伯特谈，那时候我已经对自己的公司有一点初步的想法。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这位教授的支持，他愿意拿出一笔钱来帮我成立这个公司，但是他提出还需要另外有人一起投资共担风险。

到1996年11月份的时候我最后落实下来的只有两个人，筹集到的资金总额为22.5万美元。有了这笔钱之后，我回到中国来开始探索自己的新公司该怎么做。

1997年一整年的时间我都在探索新公司的专业发展模式，首先我决定我们的公司主要做内容，而不是做基础结构的ISP，也就是说我们不去管网络的基础结构，而是管网络所蕴含的内容。后来我们做了一阵又决定应该集中精力来帮助别人分类整理内容，而不是去做原始内容。

到了1998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主要业务的产品起名叫做"搜狐（SOHU）"正式推出，我们网站一炮打响，从此"搜狐"成为中国互联网第一品牌。

1998年是我们推出"搜狐"以后进入巨大增长的阶段，而在资金方面，到1997年11月份我手里的22.5万美元就已经快用光了。9月份我又到美国去融资，这一次融资就应该算是比较正式的风险融资了。

这一次其实是非常艰苦的融资过程，因为你站在中国的国土上到美国去融资或者说要想说服美国人往中国投钱，这件事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难的。当时对方担心的主要问题在于究竟中国有没有市场。这在美国人来讲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台阶要上。所幸那次我一共融来了二百多万美元，是英特尔（INTEL）公司和其他几个公司联合投入的。这样的话，1998年整个"搜狐"的发展就不缺资金了。

迄今为止，我们公司业绩发展不错，到1998年公司的收支已经可以靠广告持平了，公司1998年全年的收入达到100万美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国内的人已经开始对"风险投资"这个概念持接受态度了，在这方面我们算是国内的一个典范，人们一提到风险投资就会提到我们的"搜狐"。

现在，国内的风险投资甚至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时髦的概念，所以现在的融资和过去相比变得容易多了。但是由于我们有很多东西都还处于探索阶段，这就带来了很多危机和很多危险性。但是我们绝对看好自己的事业，互联网能够在美国乃至国际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在国内也一定能行。美国很多成功的模式在中国最后肯定也能够获得成功，对此我深信不疑。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公司里做的一直是管理工作，现在我们的公司已经有一百多人了。

我的管理经验也从管理一个人、两个人一直成长到现在，到年底，我们的员工人数大约要增加到两百人。
走到今天，自己回想一下，如果没有美国的经历，我会在好几个方面比较欠缺。到美国去生活使我见了比较大的世面，理解了世界上除了一种国家的生存形态还有另外一种形态的生存，同时也体会到美国人定义下的平等概念。在我看来，这种平等的概念特别重要，所以我在价值取向上没有很强的等级观念。

当然，除了没有等级观念之外我还获得了危机意识和生存意识。我在美国奋斗了九年多，那种危机感一直都跟随着我。

而且，在美国的这么多年里见识了很多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以后，我已经不会很狭隘地保留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可以生活得非常平民化，这些都是综合了美国给我的各种观念而成的，比如平民精神，比如平民文化，比如见过世面，比如边缘人心态，等等。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儒商，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因为我去美国接受了这种平等的、没有官本位观念的概念。中国的儒商因为受到中国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对于一些冠冕堂皇的大目标比较关注，相比之下，我比较崇尚美国电脑大亨比尔盖茨的追求，他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要求，我的要求就是想要让每个人的桌面上有一台电脑。"这其实是很崇高的理想，这样他就可以形成百年老店，这样他就可以屹立不倒。

而在中国，儒商稍微做出了大一点的成就，他们马上就会想到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忧国忧民上的事情，最后，他作决定的时候观念都可能模糊了。他在作很多决策的时候就开始头脑发热，从而变得不会去务实，不会去瞄准一件产品让它长期地发展，不考虑自己的产品真正能够为市场带来什么，这其实就是中国儒商自我发展的一种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