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也许这就是上文中曾提到的美国《国家在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中所说的——“了解我们的文学遗产，以及这些遗产如何增强想像力和对伦理的理解，它怎样与今天生活和文化中的风俗习惯、观念和价值发生关系。”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教材结构和教材内容，作为一个高中学生，当他完成三年的学习时(文科学生还要加上《国学概要》)，其对母语的了解和掌握，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素养和水平的提升，与我们大陆一学年零九个星期的高中语文必修课相比，会形成什么样的差距？
其差距也许在于：前者能称得上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后者显然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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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台湾的做法其实师出有名。笔者曾见过几套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材。
民国高中国文从课程设置和教材配备来看，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只有一套国文课本。但这一套课本的容量之大、内容之深让我吃惊。
如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高中国文》。高中三年的内容依次安排为：第一学年文体示范；第二学年文学源流；第三学年学术思想。“文体示范”包括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各种体例。“文学源流”包括自清上溯至毛诗的各时代文学流变。“学术思想”包括自先秦至近代的学术思想发展概况。其字数逐册递增，其中第六册厚达614页！厚厚六册国文课本，囊括了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的最基本的内容，与台湾的《国学概要》的内容基本相同。
还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从体例到内容亦大体与之相同。
看了这几套教材，笔者恍然大悟：为什么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可以到中学兼课，在大学和中学课堂之间自由游走，用当时的话来说：“前脚出了大学的校门，后脚便进中学校门”。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其实是因为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只是大学里讲的更详尽些，中学里简要些罢了。
夏丐尊曾说：“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可以‘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发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而且，这里的‘了解’不只是通常所说的‘知道’，它比‘知道’深广得多，包含着‘领会’、‘体验’‘有在自己身上’等等意思。”
那么，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他出来后，其胸襟气度、情怀志趣、精神修养是怎样的呢？其言行举止、立身处世跟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前不久，笔者去北京汇文中学查民国时期老档案，看到那个年代的学生毕业照片。尽管这些摄于半个世纪前的照片已经发黄，但照片上的少年个个神情英发，气宇不凡，令人想起《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语。
最近，笔者看到上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陆谷孙教授的一个讲座发言稿。其中提到有一位博士生导师，写了一部关于语言学的理论著作送给他，扉页上恭敬地写着“陆谷孙教授扶正”。陆教授哭笑不得。因为“扶正”一词本是指旧时人家正房太太死了，将下面排序最靠前的小老婆转为“正房”，才叫作“扶正”。这位作者本来的意思是请他“斧正”。令人遗憾的是，闹出这种笑话的居然是一位语言学教授，而且还是博士生导师！
最后还是回到考试。
关于语文标准化考试，这些年来，人们口诛笔伐实在太多了，笔者也是其中之一。但标准化考试像个骂而不死的怪物，依旧年复一年地“烤”着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小学生们。
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一点上，台湾也跟我们走了同一条路——也搬来了“标准化考试”这个法宝。笔者出于顽固的好奇心，费尽周折，辗转找来了几套海峡对岸的国文卷子细细琢磨。
这一琢磨，便看出一点门道来了—端的人家玩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请看“台湾2001年大学联考国文科试题”选择题部分之第9题：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教材结构和教材内容，作为一个高中学生，当他完成三年的学习时(文科学生还要加上《国学概要》)，其对母语的了解和掌握，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素养和水平的提升，与我们大陆一学年零九个星期的高中语文必修课相比，会形成什么样的差距？
其差距也许在于：前者能称得上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后者显然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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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台湾的做法其实师出有名。笔者曾见过几套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材。
民国高中国文从课程设置和教材配备来看，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只有一套国文课本。但这一套课本的容量之大、内容之深让我吃惊。
如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高中国文》。高中三年的内容依次安排为：第一学年文体示范；第二学年文学源流；第三学年学术思想。“文体示范”包括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各种体例。“文学源流”包括自清上溯至毛诗的各时代文学流变。“学术思想”包括自先秦至近代的学术思想发展概况。其字数逐册递增，其中第六册厚达614页！厚厚六册国文课本，囊括了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的最基本的内容，与台湾的《国学概要》的内容基本相同。
还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从体例到内容亦大体与之相同。
看了这几套教材，笔者恍然大悟：为什么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可以到中学兼课，在大学和中学课堂之间自由游走，用当时的话来说：“前脚出了大学的校门，后脚便进中学校门”。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其实是因为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只是大学里讲的更详尽些，中学里简要些罢了。
夏丐尊曾说：“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可以‘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发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而且，这里的‘了解’不只是通常所说的‘知道’，它比‘知道’深广得多，包含着‘领会’、‘体验’‘有在自己身上’等等意思。”
那么，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他出来后，其胸襟气度、情怀志趣、精神修养是怎样的呢？其言行举止、立身处世跟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前不久，笔者去北京汇文中学查民国时期老档案，看到那个年代的学生毕业照片。尽管这些摄于半个世纪前的照片已经发黄，但照片上的少年个个神情英发，气宇不凡，令人想起《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语。
最近，笔者看到上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陆谷孙教授的一个讲座发言稿。其中提到有一位博士生导师，写了一部关于语言学的理论著作送给他，扉页上恭敬地写着“陆谷孙教授扶正”。陆教授哭笑不得。因为“扶正”一词本是指旧时人家正房太太死了，将下面排序最靠前的小老婆转为“正房”，才叫作“扶正”。这位作者本来的意思是请他“斧正”。令人遗憾的是，闹出这种笑话的居然是一位语言学教授，而且还是博士生导师！
最后还是回到考试。
关于语文标准化考试，这些年来，人们口诛笔伐实在太多了，笔者也是其中之一。但标准化考试像个骂而不死的怪物，依旧年复一年地“烤”着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小学生们。
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一点上，台湾也跟我们走了同一条路——也搬来了“标准化考试”这个法宝。笔者出于顽固的好奇心，费尽周折，辗转找来了几套海峡对岸的国文卷子细细琢磨。
这一琢磨，便看出一点门道来了—端的人家玩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请看“台湾2001年大学联考国文科试题”选择题部分之第9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