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发挥了孟子的民本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很明显他并未有跳出圣君贤相这种儒家理想的道德政治的窠臼。他所提出的种种设想，目的止于限制君权，而并无提出主权在民和政治须由公意所决定，其实这才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必须条件。从根本上来说：黄宗羲是传统社会一心一意专事“补天”的“抱道君子”，而不是传统政治体系的所谓“掘墓人”；他的政治哲学仍然是服务于传统王权的儒家正统政治哲学。 　　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当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后，人们开始关注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及其思想，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引入西学的桥梁，其政治思想也随之转向维新。郑观应撰写了《原君》、《学校》、《阉宦》、《建都》等文（均收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都是《明夷待访录》原有的篇目名称。尽管这些文章内容均已打上了时代烙印，但无法否定它们受到黄宗羲明显启发和深刻影响的事实。　　戊戌变法时期，黄宗羲的著作对梁启超、谭嗣同乃至康有为等人影响至为深远。1897年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讲课时，将一知半解的西方民权思想与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作了混同，但起到了宣传民主思想的作用。梁启超曾自述道：“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分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奇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梁启超，1996年a，第56-57页）。他还自称自己与谭嗣同等人为“倡民权共和之说”，将《明夷待访录》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结果“信奉者日众”，“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同上，1996年b，第18页）。 　　思想最为激进的维新派谭嗣同，对《明夷待访录》等新民本思想代表作极为推崇，指出：“孔教亡而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谭嗣同，第177页）谭氏思想来源较为复杂，有墨家、佛家和儒家等，但他反君主的思想则明显来源于黄宗羲，在《仁学》中有很清晰的承继痕迹：“岂谓举之戴之，（君主）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同上，第178页）这几句议论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的语意极为相似。谭嗣同还痛斥那些“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的混帐的“世俗小儒”，指责他们“俗学陋行，动言名教”。这种口气和观念，可以说是与黄宗羲抨击“小儒”固守纲常名教的议论一脉相承。侯外庐指出，谭嗣同的社会思想“一望而知为《明夷待访录》的继承者”（侯外庐，第111页）。 　　由于坚信黄宗羲是立宪政治倡始人，维新派主将康有为也对黄氏进行了高度赞美：“梨洲大发《明夷待访录》，本朝一人而已。梨洲为本朝之宗。”（《万木草堂讲义》，见《康有为全集》第2册，第587页）康有为在阐发“孟子立民主之制”时，指出“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一一自为。公共之事必举公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共举，即为众人所公用……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这里的“民为主而君为客”，即引自《明夷待访录》，所以有学者评论说，康氏的言论“不少地方与其说来自孟轲，不如说来自黄宗羲”（冯天瑜，第267页）。

《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之一、民主思想的启蒙者－－－黄宗羲》
收藏人：志文念康
2011-02-02 |
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之一
民主思想的启蒙者黄宗羲
　黄宗羲是我国明未清初的一位大思想家、学问家，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他的巨着《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我国最早的学术史，对我们研究宋、元、明的学术思想极有价值。《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谭嗣同等，将它节抄、复印、秘密散发，鼓动了民主思想，推动了改良思潮。黄宗羲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人，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一、明末清初的思想界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代表人物主要是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戴震、颜元，他们各有自已的思想特点，一般说，方以智偏重于自然哲学，王夫之偏重于世界观，黄宗羲偏重于社会政治思想，顾炎武偏重于开创新学风，戴震偏重于认识论，颜元则偏重于习行。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但也有一些共性。
　　第一，经世致用思想突出。这些思想家在理论上都批判了程朱理学，他们特别反对“空谈性命”，而对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和“经世”、“务实”的思想则加以发展。他们反对清谈，注重实学。对于社会实际问题，则比较注重研究。他们提倡“言必证实，义必切理”，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和历史考察。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经世致用思想最为发展的时期。
　　第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明的灭亡，清政府的取而代之，惊醒了这些思想家。他们多数不同情农民起义，但大多都参加了抗清斗争。他们普遍感到，封建社会已到了穷途末日，必须另找出路。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他们已经预想到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形式，虽然他们的预想是模模糊糊、时隐时现、极不稳定的。表现在他们哲学思想中就是民主思想的浓厚。
　　第三，民族主义精神。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明末清初的哲学家身上，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实际的抗清斗争，始终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情操，至死也不放弃。尤其是顾炎武，几乎有半辈子是在抗清斗争的风浪中度过的。他们的“亡明之恨”总是横梗在心头，在思想上就是把复明和“尊王攘夷”当作研究的主要课题，所以在思想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使他们的思想不能向更深的方面发挥。
　　第四，他们在社会观和道德观上，反对理学家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的错误，而且对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他们一般都重视工商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对个性解放作过一些发挥。他们目击了晚明那些依附大官僚地主阶级的丑行，认为这些“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他们特别提倡行己有耻，表现高尚的民族气节，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及傅山、朱舜水、夏完淳、李二曲、王宏撰等人都表现得比较突出。
　　第五，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融合。这些思想家一般说来知识都比较渊博，他们对于天文学、历法、数学、舆地学、经济学、史学、文学乃至佛学都有较深的研究，其中有的人对自然科学有所着述。这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也渗透到他们的哲学思想里，使他们的哲学思想较前人更为丰富多彩，如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就是这样。
　　二、天崩地解，爱国志士(此节所引的黄宗羲事迹，主要见于黄垕炳《黄梨洲先生年谱》、全祖望《梨洲先生神碑文》。)

1654年，黄宗羲结束了在动乱中奔波的生活，开始静下心来，专心于着述。这以后，他曾经多次回绝了清王朝的诏请，终身不仕，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民族气节。
　　三、批判现实，抨击君主
　　1663年，黄宗羲五十四岁，写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制的光辉着作——《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生活在17世纪“天崩地解”的时代，饱尝了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破败所引起的种种灾难和痛苦。痛定思痛，他产生了总结以往的惨痛教训、找到一条出路的要求。《明夷待访录》就是代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一部力作。
　　《明夷待访录》全书二十一篇，《原君》开头，《奄官》结尾，其中有《原臣》、《原法》、《学校》等篇。“明夷”是古代经典《易经》中的一个卦名，意思是“明入地中”象征太阳落山的黄昏时刻。太阳是落山了，但西天红云仍在，光芒犹射，而且明天太阳还会升起。黄宗羲用“明夷”暗示明朝虽亡，其政尚在，其史长存，其兴可待。他深信明与暗、治与乱是会转化的，总结历史，是为呼唤未来。同时，“明夷”也代表个人的不幸，并暗示他的学说还将有用，等待着人们来访问。
　　《明夷待访录》以封建末世的社会矛盾为背景，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黄宗羲亲身经历过明朝灭亡的历史，也目睹了清兵攻占各地的暴行，特别是当他看到各地人民反抗清初残酷统治的时候，腐朽的南明王朝反而成了抗清斗争的绊脚石，使他深深地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朝代更迭、社会动荡的根源在哪里？天下治乱的根本又是什么？他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并痛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

　　五、气外无理，心即是气
　　康熙六年（1667），黄宗羲五十八岁的时候，恢复重建了他的老师刘宗周创办的“证人书院”，开始转入对哲学的研究。他曾在余姚、宁波、海宁、石门等处讲堂，培植了大批年轻的学者。清初修撰《明史》的着名史学家万斯同、着名的考据学家阎若璩，以及有成就的经学学家万斯大，都是黄宗羲的学生。黄宗羲强调读史，强调博览，强调读书要融会贯通，他的这种学风启迪了主张事功之学、提倡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对后来全祖望、章学诚等浙东史学派的兴起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理气问题上，他宣扬“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程朱学派的客观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在心物问题上，他又宣扬“一切惟心”，接受了王守仁“心外无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坚决反对理在心外的唯物主义观点。他的哲学思想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不像他的社会政治思想那样明晰，也没有同时代的哲学家王夫之那样博大、精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矛盾交错、天崩地解的特点。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他的思想是主观唯心论向后来的唯物论过渡的重要环节。
　　理与气的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世界的本质究竟是理还是气，理和气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表明他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是把客观存在的物质当作世界根本，还是把精神、意识当作世界根本。黄宗羲系统地研究过宋明时期各派哲学家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他肯定了明代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见解，认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事”（《明儒学案》卷七）。他把物质性的气当作根本，反对程朱学派认为精神性的理是世界的本质、气是由理生成的看法。
　　黄宗羲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一气（物质元气），人和物都是气所生的，他说：“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气以生。”（《孟子师说•浩然章》）宇宙之间充满着气，气的运动流行就产生了万物。例如四季的变化就只是一“和气”升降：春暖，由于阳盛阴衰，形成了和气；和气逐渐上升，天气越来越暖，就到了夏天；秋季，和气下降，天气转晾；和气继续下降，天气由凉变寒，于是冬天到了。（《黄梨洲文集•与友人论学书》）气就是这样回圈不已、运动不息。气的运动有自己的规律，此规律就叫“理”或“道”。因此理是在气中显现的，因气而有理。(《孟子师说•浩然章》：“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理是随气变化的，从整个宇宙来看，“气无穷尽，理无穷尽”（《明儒学案》卷七），它们都是永恒无限，无始无终的；从万事万物来看，“日新不已”，气有变化，理也随之变化。天地之间，只有气是最实在的，人们所说的“理”，只是因为气自有条理，所以才叫做理，并不是在气外单有个独立的理。(《明儒学案》卷五十：“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黄宗羲说：“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二》）他用这种观点反对朱熹“理本气末”和客观唯心主义。同时也反对程朱分裂一般（“道”）与个别（“器”）的关系，把道当作无形的抽象本体（“形而上”），认为它决定有形的具体事物（“形而下”）的观点。黄宗羲说：“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先师蕺山先生文案序》）他肯定道只是事物的内在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

　　黄宗羲“理在气中”的思想是接受了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同时，他还通过老师刘宗周受到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理、气中的气，本来是指宇宙中一切不依赖人心（精神）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但黄宗羲在讲天地之间“一气充周”时，把精神现象，例如感情、意志，以及视听言动等知觉现象也都说成气。同时，他又把气说成有知觉的、和人心一样是“灵明”（能知觉、认识）的。这样，便无法区别气和心（物质和精神）了。黄宗羲认为，世界是气的世界，又是心的世界，心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世界只是心的表现。天地之间充满了气，由气生出人来，生出物来，心是气的“灵处”，这样，天地万物都离不开心，离不开人的意志和感情。这就是“心即气”观点。黄宗羲说：“盈（充满）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差别）。”（《明儒学案》自序）他把事物本身千差万别的现象和规律看成是由于人的不同认识造成的，是由“变化不测”的心造成的，这就夸大了认识的主观作用，使他的思想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黄宗羲说：“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七》）这种思想类似于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即理”观点，说明他受陆王心学影响是很深的。但同时，他的思想也有尊重理性和提倡个人独立思考的积极内容。如他在为《明儒学案》作序时说：“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他认为在学术思想的发展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特点，读者在评论各家学说的短长时，也应发挥自己心的作用，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他还说：“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体之变动不居，若执成定局，终是受用不得。”（《明儒学案》自序）他反对固守前人的思想观点，主张自辟途径，主张学术思想要有一定自由。这也具有启蒙思想的色彩。
　　六、“吾辈的一颗北斗星”
　　黄宗羲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年轻时，他跟刘宗周先生求学，博览群书，刻苦钻研。自明代十三朝实录，上溯到二十一史，十三经，诸子百家，无不详细阅读过，对天文、地理、律历、算学、佛教、道藏等，都有精湛的造诣。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不顾各种骚扰、恐吓，不怕饥寒以及生死的威胁，一心一意地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也就是对社会政治有实际意义的学问。直到晚年，他仍以充沛的精力，顽强的意志，致力于着述研究。
　　晚年的黄宗羲，已经成为一位德高望重、誉满全国的大学者。当时的一位学者赞誉他在学问上是“吾辈的一颗北斗星”。康熙皇帝也几次想征召他到朝廷任职或参加修撰《明史》的工作，并认为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博学多闻、才华横溢、可以充当朝廷顾问的人。但是黄宗羲辞官不作，继续潜心于搞学问。他自持非常严格，每天规定好书的必读卷数，不读完绝不肯休息。冬夜读书，寒气袭人，他把脚放在火炉旁，身披一床被子，边读边记；夏日酷暑难当，他仍披一件麻织的衣服，端坐桌前，奋力着述。他晚年曾写过一首题为《不寐》的诗，诗中有这样两句：“年少鸡鸣方就枕，老年枕上待鸡鸣。”他晚年勤于学习和着述的情景可以略见。
　　黄宗羲从六十岁以后，开始专门从事学术史、史学和科学的研究，六十六岁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学术史着作——《明儒学案》。接着撰写《宋元学案》。为了写好这两部书，他不辞劳苦，广泛地搜集资料。看完了家中所有的书，又看完朋友的书，仍不满足，还四处打听谁家有藏书。他每天跑遍大街小巷，傍晚由书童背一大捆书回来，连夜批阅。第二天清晨又起身去借阅文献。他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到江苏昆山徐干学的藏书处，查阅了徐家所有的文献。八十四岁时，他虽然体力衰弱，经常患病，仍凭着顽强的毅力编写完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部着作——《明文海》。这部书共有四百八十二卷，参考的明朝各家文集就有二千种之多。黄宗羲勤奋地研读和着述，竟不知老之将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他已是八十六岁的老人了，仍不息地工作。一个夏日的夜晚，他在书房里写作时受了一点风寒，不幸病倒。
7月3日便离开了人世。黄宗羲在遗嘱里要求家里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就用平时穿的衣服入殓，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作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作”（全祖望《黄梨洲先生年谱》），他不相信当时盛行的佛教和传统礼教。他对自己的丧事要求极为简单，却给后人留下了“如山如河”的着作。这些着作共有六十余种，一千三百多卷，涉及史学、政治、哲学、经学、数学、地理、天文、历法、音乐和诗文等各个方面。

　　黄宗羲对历史的研究，有着精深的功夫，其中对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贡献特别突出。他的代表作《明儒学案》，对明朝三百年间各个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每个学派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学说宗旨和前后变化，都作了介绍和评论。这部巨着包含有明一代二百多名学者的哲学、政治思想和学术资料，虽然内容复杂，却阐述明晰、条理井然、首尾一贯，并且评说公允。继《明儒学案》之后，黄宗羲又编着《宋元学案》，未能完成。这部书后来经黄宗羲的幼子黄百家及史学家全祖望、学者王梓材等人的继续修订、整理，终于得以完成，全书一百卷。《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均被收入清朝统治者编修的《四库全书》，成为后来人们研究宋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必读之书。黄宗羲的着作不仅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而且开创了尊重事实、注重实用、反对空疏、强调实践（践履）的良好学风。
　　黄宗羲是一位爱国者，他在明末清初之际，坚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作为启蒙思想家，勇敢地抨击了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作为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为我们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着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来自：志文念康 >

　　黄宗羲对历史的研究，有着精深的功夫，其中对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贡献特别突出。他的代表作《明儒学案》，对明朝三百年间各个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每个学派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学说宗旨和前后变化，都作了介绍和评论。这部巨着包含有明一代二百多名学者的哲学、政治思想和学术资料，虽然内容复杂，却阐述明晰、条理井然、首尾一贯，并且评说公允。继《明儒学案》之后，黄宗羲又编着《宋元学案》，未能完成。这部书后来经黄宗羲的幼子黄百家及史学家全祖望、学者王梓材等人的继续修订、整理，终于得以完成，全书一百卷。《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均被收入清朝统治者编修的《四库全书》，成为后来人们研究宋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必读之书。黄宗羲的着作不仅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而且开创了尊重事实、注重实用、反对空疏、强调实践（践履）的良好学风。
　　黄宗羲是一位爱国者，他在明末清初之际，坚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作为启蒙思想家，勇敢地抨击了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作为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为我们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着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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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夷待访录》 。该书集中反映了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尖锐地批判了君主制度，揭露了君主一人私有天下产业的罪状，指出了君为“天下之大害” 是天下最大的自私自利者，最大的剥削者。他提出了民主的政治理想和主张，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 “贵不在 ， 朝廷”“贱不在草莽” 他理想中的“君”应该是“以天下万民为事” “天下之治乱， 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乐”在经济上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强调“工商皆本” 反对历来封建统治者， 所主张的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思想。
3.学术成就：
（1）黄宗羲学识渊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2）史学上成就颇丰，所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为我国最著名的学术史著作。 （3）治学以捍卫阳明心学自任，力主诚意慎独之说。亦重史学之钻研，服膺者如万斯 同、全祖望、章学诚等皆以史学名家，蔚为浙东学派。 （4）黄宗羲从文学角度强调“性情” 反映现实，表达真意。其诗风格朴实，富爱国主义精神，诗多故国之悲，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强意志。 （5）主要思想：①他提出了民主的政治理想和主张，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 “贵不在 ， 朝廷” “贱不在草莽” 他理想中的“君”应该是“以天下万民为事”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乐” ②在经济上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强调“工商皆本” 反对历来封建统治者所主张的以农为本、 工商为末的思想。 ③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 认为“理” 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
物也” 具有唯物论的特色。。 “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这与黄宗羲服赝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 就是“行” 两者别无二致。④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二、对材料所出自之书的介绍。
（1）彭辂〔明〕 （约公元一五六一年前后在世）字子殷，海盐人。生卒年不详，约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前后在世。嘉靖二十六年（公元一五四七年）进士。官南京刑部主事，以察典罢归。辂著有《彭比部集》八卷， 《四库总目》集中多与王世贞酬答之作。（2）彭比部集《彭比部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彭辂撰。辂字子殷，海盐人。嘉靖丁未进士，官南京刑部主事，以察典罢归。集为其子润宏所编。焦竑称：其於七子盛时，意 气高简，不少贬以就俗。今观集中，多与王世贞酬答之作， 体格亦近七子。 竑所言不尽然也。
（3） 《与友人论诗》未搜到相关资料
三、四库提要的评价（全文录入）以及对四库提要的疏讲
1.《明文海》 ·四百八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编。宗羲有《易学象数论》 ，已著录。宗羲於康熙乙卯以前，尝选《明文案》二百卷。既复得昆山徐氏所藏明人文集，因更辑成是编。分体二十有八，每体之中，又各为子目。赋之目至十有六，书之目至二十有七，序之目至五，记之目至十有七，传之目至二十， 墓文之目至十有三。分类殊为繁碎，又颇错互不伦。如议已别立一门，而奏疏内复出此体； 既立诸体文一门，而却巧、瘗笔、放雀诸篇复别为一类。而止目为文，尤为无谓。他若书序、传记诸门，或析学校、书院为二，或叙文苑於儒林之上，或列论文、论诗於讲学、议礼、议乐、论史之前。编次糅杂，颇为后人所讥。考阎若璩《潜邱记》 ，辨此书体例，谓必非黄 先生所编，乃其子主一所为。若璩尝游宗羲之门，其说当为可据，盖晚年未定之本也。明代文章，自何、李盛行，天下相率为沿袭剽窃之学。逮嘉、隆以后，其弊益甚。宗羲之意，在 於扫除摹拟，空所倚傍，以情至为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见大凡。故虽游戏小说家言，亦为兼收并采，不免失之泛滥。然其罗极富，所阅明人集几至二千馀家，如桑悦 《北都》《南都》二赋，朱彝尊著《日下旧闻》时，搜讨未见，而宗羲得之以冠兹选。其他 、 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其书卷帙繁重，传钞者希，此本犹其原稿。四百八十一及八十二卷内文十二篇，有 录无书，无可核补，今亦并仍之云。

（3）《明儒学案》 ·六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 ，已著录。初，周汝登作《圣学宗传》，孙锺元又作《理学宗传》。宗羲以其书未粹，且多所阙遗，因搜采明一代讲学诸人文集、语录，辨别宗派，辑为此书。凡《河东学案》二卷，列薛以下十五人。《三原学案》一卷，列王恕以下六人。《崇仁学案》四卷，列吴与弼以下十人。《白沙学案》二卷，列陈献章以下十二人。《姚江学 案》一卷，列王守仁一人，附录二人。《浙中相传学案》五卷，列徐爱以下十八人。《江右相 传学案》九卷，列邹守益以下二十七人，附录六人。《南中相传学案》三卷，列黄省曾以下 十一人。《楚中学案》一卷，列蒋信等二人。《北方相传学案》一卷，列穆孔晖以下七人。 《闽越相传学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 《止修学案》一卷，列李材一人。《泰州学案》五卷，列王艮以下十八人。 《甘泉学案》六卷，列湛若水以下十一人。《诸儒学案·上》四卷，列方孝孺以下十五人。 《诸儒学案·中》七卷，列罗钦顺以下十人。 《诸儒学案·下》五卷，列李中以 下十八人。《东林学案》四卷，列顾宪成以下十七人。《蕺山学案》一卷，列刘宗周一人，而以《师说》一卷冠之卷端。所列自方孝孺以下十七人，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流为姚江。其馀或出或入，总往来於二派之间。宗羲生於姚江，欲抑王尊薛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故於薛之徒，阳为引重而阴致微词；於王之徒，外示击排而中存调护。夫二家之学，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议论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党立。恩雠葛，毁誉纠纷。正、嘉以还，贤者不免。宗羲此书，犹胜国门户之馀风，非专为讲学设也。然於诸儒源流分合之故，叙述颇详，犹可考见其得失。知明季党祸所由来，是亦千古之炯鉴矣。卷端《仇兆鳌序》及《贾润所评》 ，皆持论得平，不阿所好，并录存之，以备考镜焉。[本文由风雨灯下贡献]

《黄宗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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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宗羲的民主政治思想
“民主君客”的君民观。（一） 民主君客”的君民观。 黄宗羲的“民主君客”论，从理论上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明确而深刻的 批判，比起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来更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他公开指出“：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1）显然黄宗羲把能不能维护天下百姓的利益作为“设君之道”，即君之为君之“本”。这是一种为民着想的民本思想，是从天下百姓的利益能不能得到维护，而不是从君主统治地位能不能得到巩固来讲“以民为本”的。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 君为客”（2）， 他将千百年来一直占据社会历史舞台中心的至高无上的君主，贬 为“客” ，而视天下民众为社会主人，认为君主应当是社会之公仆，应当为天下民众服务谋利。这一见解是对中国历史上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与升华，在近代资产阶级尚未产生的清初社会，这种大胆的假设是弥足珍贵的。 （二） 为天下，非为君”的君臣观。 “为天下，非为君”的君臣观。 封建君主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的伦理准则为“三纲五常” ，其核心和基石是 “君为臣纲” 。黄宗羲在君臣关系问题上，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见解。他说：“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3） 毫无疑问，这是向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封建伦常大义的“君为臣纲”说教的直接宣战。也是黄 宗羲同千百年来儒家士大夫恪守不疑的“忠君”传统的毅然绝裂。黄宗羲指出，既然君主是服务于社会民众的公仆，那么，在君臣关系问题上， “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4）。黄宗羲破除了君臣关系中不可逾越的尊卑界限，认为君主与臣民之间，应当是师友之谊。在他的这些有关君臣关系的表述里，已经包含着一种君臣平等相待的思想。黄宗羲还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进 一步探索了君臣关系问题。他认为，君臣之间并非是一种悬绝不通的尊卑服从关系，而应当是一种不同的社会分工。他指出：“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5）。“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 ” （6）之君也。 黄宗羲认为，做官为臣者应当“以天下为事” ”，而不应成为“君之仆妄”黄宗羲主张，天下大事均应由君臣共同评议决定，而不应由君主一人独断专行。这种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重新审视和规定君臣关系的见解，也具有积极的民主启蒙意义。（三） 藏天下于天下”的法治观。 “藏天下于天下”的法治观。 在法制问题上，黄宗羲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王法乃是 “藏天下于筐箧” 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他指出，这种所谓“法” ，是专为君主一己之私欲制定、推行的， “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8）。故只能导致“法愈密
（1 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3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6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9）的社会效果。这种法不治天下，反而祸乱天下的现象，自然是由“君为主而天下为客”的历史颠倒所致。这种专为帝王们一己之 私服务的“一家之法” ，黄宗羲斥之为“非法之法” 。为此，黄宗羲主张制定一 部人人平等的民权法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是相互平等的关系，“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10） 。所制定的法律，应当是“藏天下于天下” ，即为天下人服务，也为天下人所遵守的法。黄宗羲鲜明地提出了其“有治法而后有治人”（11）的见解。这一思想，较之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家们所鼓吹的“贤人政治” 主张，在政治思想史上，不能不称得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黄宗羲还对封建法制的劣根性、虚伪性，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他的废私法、立公法的见解，反映了中国早期民主、平等的法律观念。

二、以“经世致用”思想设计未来社会的新制度 经世致用”黄宗羲在批判旧制度的同时，也对未来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带有民主改良主义色彩的朦胧设想。这些设想同样闪烁着他的启蒙民主思想。改革决策机制，提出学校议政的设想。 （一）改革决策机制，提出学校议政的设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专门撰写《学校》一章，强调学校的作用，不仅是 为了“养士” ，更重要的，是其“议政”作用。他指出：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 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12） ” 在学校教育中，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 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13）这里，黄宗羲一反儒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庶 ” 、 民不议”的陈腐观念，大胆地将学校视为参政、议政、决断是非的政治中心。这在皇权至上，“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的君主专制制度下，自然是一种颇具胆略的理论设想。 尽管黄宗羲笔下的学校与近代西方的议会不可同日而语，但应该承认，这是对“是非一出于朝廷”的君主专制的否定，是对人民议政 权和监督权的肯定，因而是具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 探讨经济制度，提出工商皆本。 （二）探讨经济制度，提出工商皆本。 同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相反，黄宗羲明确提出了其“工商皆本”的主张。他指出：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 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4）黄宗羲主张把工商由“末”业的地位提高到 ”“本”业的高度，要求发展“切于民用”的工商业，以达到“天下安富”的目的。 他指出，不应该以农业和工商业职业的不同来区别“本”与“末” ，而应当以是 否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来确定其社会价值。为了更好地促进工商业发展，黄宗羲建议改革币制、整顿市场、调整物价、扩大贸易，以造成“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15）的经济繁荣局面。黄宗羲的这些见解，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明清之际，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古老的中国封建母体内孕育、躁动之时，从 黄宗羲这一系列经济主张中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一新的历史脉动（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1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1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1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二》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10）
和新兴市民阶层的社会要求。改良科举制度，发展实学教育。 （三）改良科举制度，发展实学教育。 明朝的科举制已经成为钳制、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枷锁，黄宗羲认为必须改良考试的方法，如在经学部分的考试中，将前人的注释和自己的见解分别写出。这样不了解经学的“空疏者”将被拒绝，但只会背诵注释，没有自己观点的人也不会选中，当时“浮薄”的学风就可能得到改变。 废除经学之空，更重要的是增加子学、史学、科学之实。黄宗羲特别强调对 于原来被儒生们视为“雕虫小技” “、奇技淫巧”的知识的重视。除了经学家， 研究天文历法、医学的人也可以授予博士，让他们在钦天监、太医院就职，以考验他们是否有真才实学。由于“经世实学”的立场，黄宗羲提出用无论哪一种方 法选拔人才，都应当在“实用”中加以检验，看其是否“果有发明” “，否则罢之” ，处处坚持了明清实学以“实心”“实理” 、 ，求“实用”“实效”的实学精神。

三、黄宗羲民主思想的历史影响
在“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原则下，黄宗羲通过对君民、君臣关系，经济制度和法治等方面的探讨，建构起更为合理、更为完善的君主政治新秩序。这种新秩序的建构，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君主政治下社会秩序的改良与完善，而且还在于它恢复了儒学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关怀，拓展了被宋明儒学窄化了的儒学观，从而缓解了宋明儒学导致的人生哲学与社会哲学之间的张力。诚如一位学者所言：“ 它与以往一切儒家学者在政治思想上的根本区别是黄宗羲把儒家附于古代文化上的政治思想的抽象观念切实应用在现实的政治制度上。这就是《明夷待访录》杰出的根本所在”（16）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写就于 1663 年，这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先驱 卢梭的《民约论》(1762 年出版)要早一个世纪。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论《明夷待访录》时说：“我们当学生时，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 ” 并回忆说：“《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光绪间我们一般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 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 （17）康有为的“民权平等”学说，也是以黄宗羲的“民主君客”学说为依据，再吸收一些西方的民主学说而形成的。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也特地将翻印的《明夷待访录》赠送给日本友人。可见黄宗羲的思想和著作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黄宗羲的思想并不等同于西方同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因为,在黄宗羲构想的理想国家形态中,“他所坚决反对的是君主制度内的专制形态,斥责的是君权的过分集中和滥用,而并未全面否认君主存在的合理性”（18）。黄宗羲致力于建构理想国家形态中君权运行的正常秩序,由此而提出过一系列渗透着主权在民意识、政体监督意识及工商皆本意识等近代民主启蒙色彩的政治主张。正是由 于这样的原因,才使得黄宗羲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思,对于理想国家形态的设想, 显示出巨大的思想价值,也因此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16 17何隽·论明夷待访录的政治思想[J]·清史研究·1994(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18 张岱年·黄梨洲与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7·）

《客观评析－－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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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基本思想。三者在本质上的共同点是什么？历史影响如何？(1)基本思想 ①黄宗羲：政治上，批判君主专制，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提出君臣平等思想和限制君权的主张；在经济 上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工商皆本。②顾炎武：政治上，批判君主专制，提出了“众治”的主张，指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的区别，并提出了后来被梁启超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学。③王夫之：在“循天下之公”的思想主旨下，抨击“孤秦”“陋宋”，批判君主专制；哲学方面，发挥了古代“气一元论”的唯物论思想，提出尊重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史观和社会史观。 (2)共同点：A．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提倡“人民为主”；Ｂ．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和商业，提倡“经世致用”；Ｃ．文化上，批判继承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 (3)历史影响：A.对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有利于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B.这些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局限性:A.李、黄、顾、王等明清思想家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B.而且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其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康、雍、乾一百多年的发展，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仍沿袭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黄宗羲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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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成书于公元1663年，‚明夷‛是《周易》中
的一卦，下离上坤，其爻辞有曰：‚明夷于 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 《明夷待访录》共21篇。有《原君》、《原 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 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 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
（明儒学案？）
共62卷，每学案都冠 以叙论，简介该学案 概况，次分列该学案 学者，介绍其生平、 主要学术观点，并加 以评说。最后节录各 学者的重要著作或语 录。
一、批判专制主义政治
1、揭露矛盾，追溯历史。
首先，批判君主专制。 为人君者，……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是以其未得之也，屠 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 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 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 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原 君》)
其次，揭露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
的矛盾，对封建特权法律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原法》)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 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原法》)
再次，揭露了社会关系中两种权力的对立，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君》)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 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原君》)
最后，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原则出发，
进一步评论君主和臣僚的关系。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原君》) “(臣)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 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君》)
2、改革现实，设计将来。
首先，限制君权，学校议政。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 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 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而公 其非、是于学校。‛(《学校》)
其次，计口授田，工商皆本。 ‚丈量天下田土‛ 然后，‚以实在田土均 之‛，‚每户授田五十亩‛(《田制》)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工固圣 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 也。‛(《财计》)。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黄宗羲还主张改革币制，整顿市场，调整物价，扩大贸易，以造成‚封域之内，常有千 万财用流转无穷。‛(《财计》)
最后，废除科举，提倡“绝学”。 ‚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 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 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 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 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 说者，皆肤论瞽言，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 心。‛(《南雷文定· 恽仲升文集序》)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 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取 士》）
二、“气外无理”的哲学思想
1、反对程朱理学，赞同刘宗周、罗钦顺理气观。 盖先生(指罗钦顺)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 通天地、恒古今，无非一气而已。‛ ‚千条万绪，纷纭胶葛，而卒不克乱，莫知 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 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明儒学案》)
2、气是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法则。
‚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 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 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 体也。‛(《明儒学案》)
3、“离气无心，离气无性。”
‚盖离气无所为理，离心无所为性。佛者之 言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此是他真赃实犯。奈 何儒者亦曰‘理生气’，所谓毫厘之辨，竞 亦安在?”(《明儒学案》)
4、批判佛教“三界唯心”的观点。
‚佛氏明心见性，以为无能生气。……离气以求心性，吾不知其所明者何心，所见者何性也!”(《孟子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