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长，大家可以跳过前文直接看第四部分的“结语&建议”。
一、深中精神
究竟什么才是“深中精神”的核心？一千个深中人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一千种答案。我的答案是：尊重个体，推崇多元，坚持自由（见备注一：《深中的底线》，《涅盘周刊》2009-2010年度年刊）和彼此尊重。具体一点的话：学生能有更大的余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为之负责；老师视学生为独立的个体，而不只是青春期的小毛孩儿；校方在管理学生时采取善意的克制，在订立涉及到学生的规章制度及做重大决定时与学生商议，不横加干涉学生的个人生活，并尽可能地为学生的社团活动提供资源；当各方产生严重分歧时，能尽可能地通过商议来解决问题，在商讨的过程中尊重彼此，不使用过激的言语或行为。
如果深中真的可以拥有上述这些特质的话，那它将会是一个多彩且充满活力的校园，而且各方关系也将更为和谐，彼此的利益也联系得更为紧密。
很遗憾，在决定将国际体系搬迁至泥岗校区一事中深中校方最初并未尊重学生（及学生家长）的意见，并试图通过一纸政令解决问题；而部分学生——乃至个别老师——都在后续的争论中使用了不文雅的语言攻击对方。幸运的是，深中校方在近日终于就此事召开了交流会，似乎国际体系搬迁并未成定局，一切都还有转机。
二、现实利益
既然还有转机，那我就抛砖引玉，谈谈国际体系搬迁对深中各方利益的潜在影响。
对国际体系而言，搬去泥岗校区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今时今日的出国申请早已不只是分数的游戏。在中国人时常斩获SAT/TOEFL/AP高分的情况下，申请者除了有分数，还得有课外活动才能脱颖而出。若是真搬去了泥岗校区，那国际体系的学生们就只能守着一个偌大的校园自己陪自己玩。活动固然是可以继续开展，但是质量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受众数量大幅减少且成分非常单一（全是出国生）。再者，在本部时出国生可以与高考生一起举办活动，这意味着其搬去泥岗校区后不仅受众不如以往，连举办活动的合作者数量都大幅减少且更为单一化。我不敢说这对出国生搞活动的质量有毁灭性打击，但是肯定是会有显著影响的。
对于其他深中在校生而言，课外活动的意义并没有那么直接，但是若能参与甚至举办更多高质量的课外活动的话，对在自主招生中脱颖而出应该是会有帮助的。而国际体系的离开对本部学生的影响如出一辙：受众跟合作者的数量和多元性都不如过往。
对于校方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国成绩很可能会下降，自主招生成绩就算不会下降也将更难提高，而这将会伤害深中的形象及校方的政绩。间接影响则是深中在社会上的公信力将会下滑。试问，家长如何放心让自己的孩子去一所不顾学生利益的学校读书呢？自王占宝校长就任以来，深中与社会的沟通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常见报。在这种情况下，深中更应重视自身的公众形象，而不是在决定涉及学生利益的重大事宜时草率行事。
对于深中整体而言，国际体系的离去还将带来很多实际问题。举个例子，深中图书馆大量的外文书最初是江学勤先生为建立出国体系而动员深中购置的。这些书籍固然从始至终都是属于整个深中的公共资源，任何深中人都有平等的权益享用它们，但国际体系无疑是消费它们的大户。若是国际体系走了，那书是不是应该跟着他们一起去泥岗，以方便他们使用？可是书要是跟着他们一起走了的话，那本部学生想用的话又得如何处理？资源丰富的大型机构（如大学）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有更多资源（如用车每日往返于不同分支机构处运送书籍），但是深中再大也就是个资源有限的高中，实在是不应该将本就不大的蛋糕越分越小。
三、现实利益与深中精神并非二元对立
深中精神并非空中楼阁。很多深中人之所以喜欢谈论它，并不只是因为它看起来很酷炫，而是因为自己或多或少地从它的实践中获得了好处。也就是说，实践深中精神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现实利益（如升学表现）。
一个多元，具有活力且彼此尊重的校园对于学生和校方而言都是好事。
对于学生而言，在高中阶段多尝试不同的活动（无论是学术还是非学术的），可以更早地认识到自己的兴趣之所在，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更重要的是，是能犯错且无需承担高昂的成本。
举个例子，当年我们做《涅盘周刊》失败了的话怎么办？无所谓啊，反正没投入什么东西，也就是一点点课余时间而已。我们的背后没有投资人也没有等需要养育的家庭，只有满腔热血而已。可是进入大学后犯错的成本就高多了。毕竟得将未来的职业规划纳入考量，所以时间不如过往自由。比如说你想毕业后获得某大型企业的聘用，那你可能从大二乃至大一夏天就开始做准备，找实习；如果想进入名校继续深造的话，那么可能很早就得开始在假期参与研究工作。在高中时学习固然很重要，但课余时间的分配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比如《涅盘周刊》等学生媒体出来的人真正做媒体的其实不多，有读工程学博士的，有准备当律师的，等等等等。但是当年做媒体的体验还是很难得。而对于最早那批人而言，创业的体验也很有价值。至于出了社会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可能不光是有职业压力，还有家庭压力。所以相较之下高中是一个人已经相对成熟，可以做一些事情，却又不用担心犯错的时代，真的很可贵。这些“犯错”的经历不仅能为学生的简历添砖加瓦，使其在升学时有希望领先他人，还能为学生日后的职业选择提供参考，再不济，也能或多或少地让学生变得更成熟，这样在进入大学后能比那些高中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大学同学们领先一个身位。再者，深中人在校时若能经常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并在讨论中学会尊重他人的意见的话，那今后在遇到观点不同的人时能更游刃有余，表现得更得体。
对于校方而言，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在课余时间参与课外活动不光有希望提升本校的出国和自主招生成绩，而且这也符合当下教育改革的潮流（参见后文的案例）。退一万步讲，学生的利益就是学校的利益，如果对学生好又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话，学校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再者，具体到日常生活中来的话，校方在管理时多尊重学生的意见将会让其管理措施具有更强的合法性，因而管理起来更方便。
深中是独特的。作为已毕业近五年的校友，平时跟其他校友交流时大家总有种独特的认同感。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对它的认同感不仅仅基于大家在深中的共同经历（比如都在科学馆上过课，都是某个老师的学生），而是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基于我们对深中精神的认同。没错，对非深中人而言这种认同可能显得有些偏执乃至自大，不过我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很多深中校友就是觉得深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至少曾经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之一，它允许学生自己选择自己负责，推崇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鼓励老师和学生的平等交流。这种认同感最深层次的基础在于我们只有一个深中。是的，这个深中里面的学生有些出国，有些则在国内读大学，但大家都基于共同的经历体会到了深中精神的意义。若是国际体系就这么走了，那这种认同感的基础又得在何处寻找？
最后，深中所曾经经历过的东西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价值并不是我们自吹自擂，而是切切实实的。2012年夏天当我在《南方周末》实习时，《周末》曾报道过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见备注二：《十一学校教改“+、-”法》）。其改革的核心无非就是深中当年做过的那些东西：选课制、导师制、允许学生在学校事务上有更大发言权，等等。该校因其改革广受媒体关注（见备注三：《北京十一学校校长谈改革：学生最高兴 老师最痛苦》），其努力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见备注四：《“没有班级”的学校：北京市十一学校改革考》）。而深中，作为曾经的弄潮儿，现在不仅不继续当改革的领头羊，反倒是要逆潮流行之，岂不是让人贻笑大方？没错，我们的高考压力比北京的学校大太多太多，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放弃自己已有的成就，选择向老一套的教育模式靠拢。选课制或许是不得不被抛弃，但深中可以做的改革还有很多很多。
四、结语&建议
作为校友，我必须承认自己对深中的现实状况了解很有限，上述对国际体系的离去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大多是基于经验所做的推断。撰写本文主要是希望抛砖引玉，让各位关注到我的核心观点：对于深中而言，国际体系的离去并不只是对深中精神有影响，它会伤害学生（无论是高考还是出国）和校方的现实利益；深中精神也不只是空中楼阁，它的实践对深中人是有实际好处的。
让国际体系继续留在本部肯定要求校方多做一些努力，例如想办法在本部腾出空间让他们上课，但我认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因为让国际体系留下对深中长远的益处实在是太过显著，而让他们离去则对深中伤害太大。深中不应该因为短期的困难而牺牲长远的利益，否则就真是捡了芝麻扔了西瓜了。
最后，希望校方跟学生能继续沟通，大家共同商议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让国际体系留下来。
最近学业繁忙，因此行文仓促，引用的资料也不够充分，请各位读者多加指正。
2010届深中人 RackyLo
备注一：《深中的底线》 http://tieba.baidu.com/p/935046302
备注二：《十一学校教改“+、-”法》 http://www.infzm.com/content/76752
备注三：《北京十一学校校长谈改革：学生最高兴 老师最痛苦》http://learning.sohu.com/20140324/n397095277.shtml
备注四：《“没有班级”的学校：北京市十一学校改革考》 http://news.sina.com.cn/c/2014-03-24/032129775418.shtml
一、深中精神
究竟什么才是“深中精神”的核心？一千个深中人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一千种答案。我的答案是：尊重个体，推崇多元，坚持自由（见备注一：《深中的底线》，《涅盘周刊》2009-2010年度年刊）和彼此尊重。具体一点的话：学生能有更大的余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为之负责；老师视学生为独立的个体，而不只是青春期的小毛孩儿；校方在管理学生时采取善意的克制，在订立涉及到学生的规章制度及做重大决定时与学生商议，不横加干涉学生的个人生活，并尽可能地为学生的社团活动提供资源；当各方产生严重分歧时，能尽可能地通过商议来解决问题，在商讨的过程中尊重彼此，不使用过激的言语或行为。
如果深中真的可以拥有上述这些特质的话，那它将会是一个多彩且充满活力的校园，而且各方关系也将更为和谐，彼此的利益也联系得更为紧密。
很遗憾，在决定将国际体系搬迁至泥岗校区一事中深中校方最初并未尊重学生（及学生家长）的意见，并试图通过一纸政令解决问题；而部分学生——乃至个别老师——都在后续的争论中使用了不文雅的语言攻击对方。幸运的是，深中校方在近日终于就此事召开了交流会，似乎国际体系搬迁并未成定局，一切都还有转机。
二、现实利益
既然还有转机，那我就抛砖引玉，谈谈国际体系搬迁对深中各方利益的潜在影响。
对国际体系而言，搬去泥岗校区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今时今日的出国申请早已不只是分数的游戏。在中国人时常斩获SAT/TOEFL/AP高分的情况下，申请者除了有分数，还得有课外活动才能脱颖而出。若是真搬去了泥岗校区，那国际体系的学生们就只能守着一个偌大的校园自己陪自己玩。活动固然是可以继续开展，但是质量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受众数量大幅减少且成分非常单一（全是出国生）。再者，在本部时出国生可以与高考生一起举办活动，这意味着其搬去泥岗校区后不仅受众不如以往，连举办活动的合作者数量都大幅减少且更为单一化。我不敢说这对出国生搞活动的质量有毁灭性打击，但是肯定是会有显著影响的。
对于其他深中在校生而言，课外活动的意义并没有那么直接，但是若能参与甚至举办更多高质量的课外活动的话，对在自主招生中脱颖而出应该是会有帮助的。而国际体系的离开对本部学生的影响如出一辙：受众跟合作者的数量和多元性都不如过往。
对于校方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国成绩很可能会下降，自主招生成绩就算不会下降也将更难提高，而这将会伤害深中的形象及校方的政绩。间接影响则是深中在社会上的公信力将会下滑。试问，家长如何放心让自己的孩子去一所不顾学生利益的学校读书呢？自王占宝校长就任以来，深中与社会的沟通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常见报。在这种情况下，深中更应重视自身的公众形象，而不是在决定涉及学生利益的重大事宜时草率行事。
对于深中整体而言，国际体系的离去还将带来很多实际问题。举个例子，深中图书馆大量的外文书最初是江学勤先生为建立出国体系而动员深中购置的。这些书籍固然从始至终都是属于整个深中的公共资源，任何深中人都有平等的权益享用它们，但国际体系无疑是消费它们的大户。若是国际体系走了，那书是不是应该跟着他们一起去泥岗，以方便他们使用？可是书要是跟着他们一起走了的话，那本部学生想用的话又得如何处理？资源丰富的大型机构（如大学）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有更多资源（如用车每日往返于不同分支机构处运送书籍），但是深中再大也就是个资源有限的高中，实在是不应该将本就不大的蛋糕越分越小。
三、现实利益与深中精神并非二元对立
深中精神并非空中楼阁。很多深中人之所以喜欢谈论它，并不只是因为它看起来很酷炫，而是因为自己或多或少地从它的实践中获得了好处。也就是说，实践深中精神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现实利益（如升学表现）。
一个多元，具有活力且彼此尊重的校园对于学生和校方而言都是好事。
对于学生而言，在高中阶段多尝试不同的活动（无论是学术还是非学术的），可以更早地认识到自己的兴趣之所在，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更重要的是，是能犯错且无需承担高昂的成本。
举个例子，当年我们做《涅盘周刊》失败了的话怎么办？无所谓啊，反正没投入什么东西，也就是一点点课余时间而已。我们的背后没有投资人也没有等需要养育的家庭，只有满腔热血而已。可是进入大学后犯错的成本就高多了。毕竟得将未来的职业规划纳入考量，所以时间不如过往自由。比如说你想毕业后获得某大型企业的聘用，那你可能从大二乃至大一夏天就开始做准备，找实习；如果想进入名校继续深造的话，那么可能很早就得开始在假期参与研究工作。在高中时学习固然很重要，但课余时间的分配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比如《涅盘周刊》等学生媒体出来的人真正做媒体的其实不多，有读工程学博士的，有准备当律师的，等等等等。但是当年做媒体的体验还是很难得。而对于最早那批人而言，创业的体验也很有价值。至于出了社会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可能不光是有职业压力，还有家庭压力。所以相较之下高中是一个人已经相对成熟，可以做一些事情，却又不用担心犯错的时代，真的很可贵。这些“犯错”的经历不仅能为学生的简历添砖加瓦，使其在升学时有希望领先他人，还能为学生日后的职业选择提供参考，再不济，也能或多或少地让学生变得更成熟，这样在进入大学后能比那些高中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大学同学们领先一个身位。再者，深中人在校时若能经常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并在讨论中学会尊重他人的意见的话，那今后在遇到观点不同的人时能更游刃有余，表现得更得体。
对于校方而言，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在课余时间参与课外活动不光有希望提升本校的出国和自主招生成绩，而且这也符合当下教育改革的潮流（参见后文的案例）。退一万步讲，学生的利益就是学校的利益，如果对学生好又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话，学校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再者，具体到日常生活中来的话，校方在管理时多尊重学生的意见将会让其管理措施具有更强的合法性，因而管理起来更方便。
深中是独特的。作为已毕业近五年的校友，平时跟其他校友交流时大家总有种独特的认同感。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对它的认同感不仅仅基于大家在深中的共同经历（比如都在科学馆上过课，都是某个老师的学生），而是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基于我们对深中精神的认同。没错，对非深中人而言这种认同可能显得有些偏执乃至自大，不过我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很多深中校友就是觉得深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至少曾经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之一，它允许学生自己选择自己负责，推崇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鼓励老师和学生的平等交流。这种认同感最深层次的基础在于我们只有一个深中。是的，这个深中里面的学生有些出国，有些则在国内读大学，但大家都基于共同的经历体会到了深中精神的意义。若是国际体系就这么走了，那这种认同感的基础又得在何处寻找？
最后，深中所曾经经历过的东西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价值并不是我们自吹自擂，而是切切实实的。2012年夏天当我在《南方周末》实习时，《周末》曾报道过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见备注二：《十一学校教改“+、-”法》）。其改革的核心无非就是深中当年做过的那些东西：选课制、导师制、允许学生在学校事务上有更大发言权，等等。该校因其改革广受媒体关注（见备注三：《北京十一学校校长谈改革：学生最高兴 老师最痛苦》），其努力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见备注四：《“没有班级”的学校：北京市十一学校改革考》）。而深中，作为曾经的弄潮儿，现在不仅不继续当改革的领头羊，反倒是要逆潮流行之，岂不是让人贻笑大方？没错，我们的高考压力比北京的学校大太多太多，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放弃自己已有的成就，选择向老一套的教育模式靠拢。选课制或许是不得不被抛弃，但深中可以做的改革还有很多很多。
四、结语&建议
作为校友，我必须承认自己对深中的现实状况了解很有限，上述对国际体系的离去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大多是基于经验所做的推断。撰写本文主要是希望抛砖引玉，让各位关注到我的核心观点：对于深中而言，国际体系的离去并不只是对深中精神有影响，它会伤害学生（无论是高考还是出国）和校方的现实利益；深中精神也不只是空中楼阁，它的实践对深中人是有实际好处的。
让国际体系继续留在本部肯定要求校方多做一些努力，例如想办法在本部腾出空间让他们上课，但我认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因为让国际体系留下对深中长远的益处实在是太过显著，而让他们离去则对深中伤害太大。深中不应该因为短期的困难而牺牲长远的利益，否则就真是捡了芝麻扔了西瓜了。
最后，希望校方跟学生能继续沟通，大家共同商议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让国际体系留下来。
最近学业繁忙，因此行文仓促，引用的资料也不够充分，请各位读者多加指正。
2010届深中人 RackyLo
备注一：《深中的底线》 http://tieba.baidu.com/p/935046302
备注二：《十一学校教改“+、-”法》 http://www.infzm.com/content/76752
备注三：《北京十一学校校长谈改革：学生最高兴 老师最痛苦》http://learning.sohu.com/20140324/n397095277.shtml
备注四：《“没有班级”的学校：北京市十一学校改革考》 http://news.sina.com.cn/c/2014-03-24/032129775418.shtml
学校就想拆掉社团，把深中向高级靠近，变成应试高中
皇家侍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