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伟大的独奏
（一）
十多年前，我看过张贤亮写的一篇北欧游记。当地主人邀他赴一音乐会。硕大的舞台上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在拨弄一只小小的吉他，而台下成千的绅士淑女礼服笔挺，正襟危坐，肃然细聆，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张觉得此情此景甚是怪异可笑，一定又是西方社会的病态之一。其实他还算幸运，要是不巧正好见识到朱利安·布里姆(Julian Bream)的独奏会的话，就更要挢舌不下了。这位英国头牌的吉他大师会用整整一个小时在耐心的听众面前把巴西现代作曲家维拉·罗伯斯(Villa-Lobos)十二首枯燥难懂的练习曲一口气从第一首弹到最后一首。
不能怪张贤亮无知，吉他这个乐器，本来就知道的人很多，懂的人很少。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人，一听说我会弹一点吉他，就会热切地要求：给我们唱一首歌吧！要向他们解释清楚我的吉他不是歌星吊在脖子上的那种冲锋枪般形状的东西，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些喜欢古典音乐的人，无论是发烧友还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也总是把吉他视为雕虫小技，上不得台盘。这些年来，我所见到的真正喜欢吉他的人，基本上都是自己也弹吉他，难有例外。我私地下甚至怀疑其他乐器也是差不多的道理，但这种念头太过伤人，只能偷偷地在自己心里一闪而过。
我有幸见证过80年代席卷全民的吉他潮，那种狂热的景象，今天想起来还是让人激动不已。我走进过一间清华的学生宿舍，7个人的宿舍，墙上挂着7把吉他。当年我看过吉他教育家陈志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中国那时有3000万人弹吉他，这数目随便打个对折也够建立一个中等国家了。这支庞大的吉他大军里有学生，更有工人，农民，武警，老山前线的战士，回城知青，无业游民，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这恐怕是中国进入商品社会前夜的最后一次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文化运动了。那年头没有股市经商和各种休闲概念，全国人民一点也不缺空余时间，又刚刚从文革的文化饥渴中走出来，急于弥补被四人帮剥夺的素质修养教育，满怀着对先进文化的渴望，大家突然发现一把25元的红棉吉他就可以让我们找回失落的童年的全部梦想和进入新时代的文化资格证书，性价比高得让人难以抗拒。
我也是被四人帮耽误的一代，家里又有些音乐的传统，所以没有任何抵抗就被这股吉他热潮裹挟而去。我一开始上了个学校里的“初级班”，后来发现老师也是差不多刚刚从初级班毕业的，就跑回去自己琢磨了。当时全国范围内吉他师资状况大抵如此，大家基本上靠相互观摩切磋和自己苦思冥想来解决技巧问题。到头来各种自创的江湖招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所以要说吉他的演奏技巧流派，一定是我们中国最多。不过，这些无师自通，自创门派的学习方法，虽然乐趣多多，却难免走火入魔，绝大部分学习者到了一定的层次，苦无高人点化，便停滞不前，难以飞升。再加指上老泡连连，痛苦难忍，不免弦断琴弃，一句话：废了。唯有个别具绝世天资和惊人毅力的闭门练功者，不断勇猛精进，竟然实现有效突破，终于开山立万，成为一代大师，那真是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观，这里暂且不表。
比起大部分半途而废者，我还算不错的，坚持了差不多有10年，其间开过普及吉他的讲座，参加过演奏会（均免费），最高成就是获得了1984年上海首届大学生吉他大赛的鼓励奖。在我个人的吉他生涯中，最初对我发生影响的是我家乡南通的成志国。志国是南通皮革厂的工人，我暑假回家差不多天天到他那里向他讨教，每次都看到他赤着膊在那里弹琴。我那时候最佩服的是他能弹“致爱丽丝”，而且弹的是足本，差不多原来钢琴上的每一个音符都在那里。那时候，南通吉他界有三巨头，志国是一个，大致排第三。坐第二把交椅的叫小卢，是个上海知青。我另一个弹夏威夷(Hawaii)吉他的朋友带我去见过小卢一次。一间极小的斗室，看上去宽敞明亮又气派，原来整整一面墙都是镜子做的，房间里装饰得异常精美，那格调和南通当地人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小卢显然是见过世面，操一口上海牌的普通话，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派头很大，说起上海吉他界某某是他朋友，北京吉他界某某也是他朋友，又说成志国的轮指是他教的（后来成志国坚决否认）。我弹了一首德里戈(Drigo)的小夜曲，他大为赞赏，说我把里面的一个减七和弦弹对了，他听到的所有人都弹错了。从小卢家出来，我朋友看我有点被他震住了，便笑着告诉我说，别害怕，他是南通航运学校食堂里的炊事员。
（一）
十多年前，我看过张贤亮写的一篇北欧游记。当地主人邀他赴一音乐会。硕大的舞台上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在拨弄一只小小的吉他，而台下成千的绅士淑女礼服笔挺，正襟危坐，肃然细聆，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张觉得此情此景甚是怪异可笑，一定又是西方社会的病态之一。其实他还算幸运，要是不巧正好见识到朱利安·布里姆(Julian Bream)的独奏会的话，就更要挢舌不下了。这位英国头牌的吉他大师会用整整一个小时在耐心的听众面前把巴西现代作曲家维拉·罗伯斯(Villa-Lobos)十二首枯燥难懂的练习曲一口气从第一首弹到最后一首。
不能怪张贤亮无知，吉他这个乐器，本来就知道的人很多，懂的人很少。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人，一听说我会弹一点吉他，就会热切地要求：给我们唱一首歌吧！要向他们解释清楚我的吉他不是歌星吊在脖子上的那种冲锋枪般形状的东西，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些喜欢古典音乐的人，无论是发烧友还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也总是把吉他视为雕虫小技，上不得台盘。这些年来，我所见到的真正喜欢吉他的人，基本上都是自己也弹吉他，难有例外。我私地下甚至怀疑其他乐器也是差不多的道理，但这种念头太过伤人，只能偷偷地在自己心里一闪而过。
我有幸见证过80年代席卷全民的吉他潮，那种狂热的景象，今天想起来还是让人激动不已。我走进过一间清华的学生宿舍，7个人的宿舍，墙上挂着7把吉他。当年我看过吉他教育家陈志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中国那时有3000万人弹吉他，这数目随便打个对折也够建立一个中等国家了。这支庞大的吉他大军里有学生，更有工人，农民，武警，老山前线的战士，回城知青，无业游民，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这恐怕是中国进入商品社会前夜的最后一次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文化运动了。那年头没有股市经商和各种休闲概念，全国人民一点也不缺空余时间，又刚刚从文革的文化饥渴中走出来，急于弥补被四人帮剥夺的素质修养教育，满怀着对先进文化的渴望，大家突然发现一把25元的红棉吉他就可以让我们找回失落的童年的全部梦想和进入新时代的文化资格证书，性价比高得让人难以抗拒。
我也是被四人帮耽误的一代，家里又有些音乐的传统，所以没有任何抵抗就被这股吉他热潮裹挟而去。我一开始上了个学校里的“初级班”，后来发现老师也是差不多刚刚从初级班毕业的，就跑回去自己琢磨了。当时全国范围内吉他师资状况大抵如此，大家基本上靠相互观摩切磋和自己苦思冥想来解决技巧问题。到头来各种自创的江湖招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所以要说吉他的演奏技巧流派，一定是我们中国最多。不过，这些无师自通，自创门派的学习方法，虽然乐趣多多，却难免走火入魔，绝大部分学习者到了一定的层次，苦无高人点化，便停滞不前，难以飞升。再加指上老泡连连，痛苦难忍，不免弦断琴弃，一句话：废了。唯有个别具绝世天资和惊人毅力的闭门练功者，不断勇猛精进，竟然实现有效突破，终于开山立万，成为一代大师，那真是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观，这里暂且不表。
比起大部分半途而废者，我还算不错的，坚持了差不多有10年，其间开过普及吉他的讲座，参加过演奏会（均免费），最高成就是获得了1984年上海首届大学生吉他大赛的鼓励奖。在我个人的吉他生涯中，最初对我发生影响的是我家乡南通的成志国。志国是南通皮革厂的工人，我暑假回家差不多天天到他那里向他讨教，每次都看到他赤着膊在那里弹琴。我那时候最佩服的是他能弹“致爱丽丝”，而且弹的是足本，差不多原来钢琴上的每一个音符都在那里。那时候，南通吉他界有三巨头，志国是一个，大致排第三。坐第二把交椅的叫小卢，是个上海知青。我另一个弹夏威夷(Hawaii)吉他的朋友带我去见过小卢一次。一间极小的斗室，看上去宽敞明亮又气派，原来整整一面墙都是镜子做的，房间里装饰得异常精美，那格调和南通当地人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小卢显然是见过世面，操一口上海牌的普通话，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派头很大，说起上海吉他界某某是他朋友，北京吉他界某某也是他朋友，又说成志国的轮指是他教的（后来成志国坚决否认）。我弹了一首德里戈(Drigo)的小夜曲，他大为赞赏，说我把里面的一个减七和弦弹对了，他听到的所有人都弹错了。从小卢家出来，我朋友看我有点被他震住了，便笑着告诉我说，别害怕，他是南通航运学校食堂里的炊事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