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网有感）
最近上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大学改革前途的讨论。论者各抒己见，比我的了解要广泛和深入，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这里只是补充，道义上的支持。下文所论“领导”（或“老板”）乃为行文方便，作为社会现象之代号，并非特意和哪位过不去，请勿对号入座。
一、历史的回顾：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说“校园政治”》，登在《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我掂量再三，说过一段话：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让上峰看到不好办，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不动，刊出的结果是，“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问题亟待革除”。当然，这也就成了给我添堵的语病。
当时，我批评的“弊政”有三条，一是“工程热”（我叫“知识分子修长城”），二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广大教师（不包括头上戴着很多帽子的人），他们的待遇太低。此外，我还讽刺过学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孙相继”，咱们中国统治术特别擅长的“二桃杀三士”（汉代画像石的流行主题之一），以及当代的《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在这种境遇下的人格扭曲。杂志摘了我的一段话。印在题目下面。我说，“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与其这样花钱打水飘，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因为在我看来，生活保障，安定团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回想起来，话是一点都没错，但也一点都没用。我猜，那时《生活》刚办，远不如现在这么火，读过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现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还记得8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哭穷。我记得我们的一位校长（已故）跟国家领导（已去职）吵架，问他“自谋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时，国家还顾不上学校，基本上是像对农村和个体户那样），领导扔下四个字，叫“大势所趋”，让他自己掂量。那时，正是“电子一条街”走火中关村，举国皆言经商，世人争说下海，掀起阵阵狂潮的时候（现在那里盖了很多高楼，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类的不识时务者，难免失落，竟然抚今追昔，推中国之情，想世界之理，见贤而思齐，穷且益酸，非跟外国教授攀高低，以为他们是坐在社会的宝塔之上，说什么国运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懂科学技术，代表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让聪明人来管理国家——像人家外国那样。然而，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他们说，由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用他们的专业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种行当。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势”为喻，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什么叫“大势已去”，什么叫“大势所趋”。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早就被“割球骟蛋”，全世界都如此（见拙文《太史公去势》，收入我的《放虎归山》）。当时我太壁上观，总以为校园里的蠢蠢欲动，社会上的蠢蠢欲动，主要是基本形势看不清。国家对农村是黄老政策，听其自生自灭，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是砸碎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改革的矛头所向，那不是明摆着的吗？首先就是咱们这些吃国家饭（过去叫“吃供应”）的人。第一是国营企业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第三就是知识分子。所以，正是这些人，他们抵触最大。他们对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领以盼之；对改革之实，是牢骚满腹以骂之。当时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完之后，还把问题归咎于改革的迟缓和不够彻底。那时大家都很幼稚，谁都不去思考，谁也不愿思考，改革的代价是什么，改革的风险在哪里，改革的利益怎么分配，获益者要不要受节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护，他们还以为，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对的事（现在的任何工程上马，都得有成本计算和风险评估，不能认为是工程以外的事）。就像农民怨农产品价格太低，城里人却嫌卖得太贵，谁急了都会说，这是改革不够彻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个时期的特点。
距上面两篇文章的发表已经十多年了，有人以为，国家有余钱，可以朝学校投一点，很多聪明人，特别是技术专家类的聪明人真的出来替我们管理学校，大家的工资长了一点，彼此的差距大了一点（现在这是不带负面含义的词），少数身居要职，官员兼教授，教授兼官员，政治为金钱挂帅，金钱也为政治挂帅的人，通过改组兼并，建设基地（人人争当基地分子），承包课题，腐败了一点，学校更趋时趋势，跟社会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风）更贴近靠拢了一点，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绩。然而，我说的“弊政”，结构性的“弊政”，其实一点也没改，非但不改，还变本加厉。他们觉得，既然蚯蚓、蝎子、黄鼠狼都公司化了，怎么改革的春风就吹不进去，还留下这块死角干什么，学校不是福利院，还是老板说了算，裁人下岗，乃是势在必行。所以也就难怪，现在被革除的不是学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问题”。有钱烧着，下一步干什么，就剩磨刀霍霍向牛羊。这是大家等了十来年，才水落石出的结果。
最近上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大学改革前途的讨论。论者各抒己见，比我的了解要广泛和深入，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这里只是补充，道义上的支持。下文所论“领导”（或“老板”）乃为行文方便，作为社会现象之代号，并非特意和哪位过不去，请勿对号入座。
一、历史的回顾：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说“校园政治”》，登在《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我掂量再三，说过一段话：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让上峰看到不好办，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不动，刊出的结果是，“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问题亟待革除”。当然，这也就成了给我添堵的语病。
当时，我批评的“弊政”有三条，一是“工程热”（我叫“知识分子修长城”），二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广大教师（不包括头上戴着很多帽子的人），他们的待遇太低。此外，我还讽刺过学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孙相继”，咱们中国统治术特别擅长的“二桃杀三士”（汉代画像石的流行主题之一），以及当代的《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在这种境遇下的人格扭曲。杂志摘了我的一段话。印在题目下面。我说，“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与其这样花钱打水飘，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因为在我看来，生活保障，安定团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回想起来，话是一点都没错，但也一点都没用。我猜，那时《生活》刚办，远不如现在这么火，读过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现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还记得8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哭穷。我记得我们的一位校长（已故）跟国家领导（已去职）吵架，问他“自谋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时，国家还顾不上学校，基本上是像对农村和个体户那样），领导扔下四个字，叫“大势所趋”，让他自己掂量。那时，正是“电子一条街”走火中关村，举国皆言经商，世人争说下海，掀起阵阵狂潮的时候（现在那里盖了很多高楼，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类的不识时务者，难免失落，竟然抚今追昔，推中国之情，想世界之理，见贤而思齐，穷且益酸，非跟外国教授攀高低，以为他们是坐在社会的宝塔之上，说什么国运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懂科学技术，代表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让聪明人来管理国家——像人家外国那样。然而，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他们说，由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用他们的专业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种行当。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势”为喻，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什么叫“大势已去”，什么叫“大势所趋”。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早就被“割球骟蛋”，全世界都如此（见拙文《太史公去势》，收入我的《放虎归山》）。当时我太壁上观，总以为校园里的蠢蠢欲动，社会上的蠢蠢欲动，主要是基本形势看不清。国家对农村是黄老政策，听其自生自灭，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是砸碎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改革的矛头所向，那不是明摆着的吗？首先就是咱们这些吃国家饭（过去叫“吃供应”）的人。第一是国营企业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第三就是知识分子。所以，正是这些人，他们抵触最大。他们对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领以盼之；对改革之实，是牢骚满腹以骂之。当时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完之后，还把问题归咎于改革的迟缓和不够彻底。那时大家都很幼稚，谁都不去思考，谁也不愿思考，改革的代价是什么，改革的风险在哪里，改革的利益怎么分配，获益者要不要受节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护，他们还以为，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对的事（现在的任何工程上马，都得有成本计算和风险评估，不能认为是工程以外的事）。就像农民怨农产品价格太低，城里人却嫌卖得太贵，谁急了都会说，这是改革不够彻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个时期的特点。
距上面两篇文章的发表已经十多年了，有人以为，国家有余钱，可以朝学校投一点，很多聪明人，特别是技术专家类的聪明人真的出来替我们管理学校，大家的工资长了一点，彼此的差距大了一点（现在这是不带负面含义的词），少数身居要职，官员兼教授，教授兼官员，政治为金钱挂帅，金钱也为政治挂帅的人，通过改组兼并，建设基地（人人争当基地分子），承包课题，腐败了一点，学校更趋时趋势，跟社会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风）更贴近靠拢了一点，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绩。然而，我说的“弊政”，结构性的“弊政”，其实一点也没改，非但不改，还变本加厉。他们觉得，既然蚯蚓、蝎子、黄鼠狼都公司化了，怎么改革的春风就吹不进去，还留下这块死角干什么，学校不是福利院，还是老板说了算，裁人下岗，乃是势在必行。所以也就难怪，现在被革除的不是学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问题”。有钱烧着，下一步干什么，就剩磨刀霍霍向牛羊。这是大家等了十来年，才水落石出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