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①。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③。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①。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①。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①。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②。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③。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④。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⑤。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①。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②。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③。

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 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 

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①。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九洲干戈开国定制
 

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①。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②。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③。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①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②。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③，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

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③。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④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①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②。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③。

顺治八年正月，多尔衮的贴身侍卫苏克萨哈向顺治皇帝递上一封检举信，揭发多尔衮生前曾与党羽密谋，企图率两白旗移驻永平(今河北卢龙县)，“阴谋篡夺”；又说他偷偷地制成了皇帝登基的龙袍服装，家中收藏着当皇帝用的珠宝。 

这时只有13岁的顺治皇帝，第一次亲理朝政。他召集王爷大臣密议，公布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的奏折，抖数多尔衮的罪状，主要是“显有悖逆之心”。少年天子福临向诸位王爷宣告说：“多尔衮谋逆都是事实。”多尔衮被撤去帝号，他的母亲及妻子的封典全都被削夺了。 

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说：“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1943年夏天，盗墓者曾将多尔衮陵墓的正坟挖开，只见地宫中摆放一只三尺多高的蓝花坛子，里面放着两节木炭。当时看管墓地的汪士全向盗墓者解释说：“九王爷身后被论罪，其中的金银圆宝都被掘去，据说坟地遭过九索(挖抄九次)。坛子是骨灰罐，是一个虚惊位(象征性的尸棺)。”彭孙贻笔记中有关焚骨扬灰的说法，当然是可以相信的。

多尔衮与孝庄 
　　
孝庄心里最清楚，谁才是他娘俩的贵人。是多尔衮首倡的由福临继位。而不是什么济尔哈朗，也不是代善，更不是豪格。从以上意义上说，顺治的皇位是多尔衮给他的。 
　　　　　　 
　　
顺治与多尔衮 
　　
多尔衮死后不到两个月被追罪，全面清算，削爵，擢宗室，籍家产，罢庙享，断其后嗣，掘墓，开棺，鞭尸。 
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说：“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多尔衮过继多铎的第五个儿子为己子，多尔衮获罪后,顺治命其归宗,即让他认回多铎为父,而让多尔衮死了,都没儿子送终.这也是实情。顺治勒令其归宗，是为着兵权。因为多尔衮掌握白旗，如果多尔衮死后无继承人，白旗就要收归天子掌管，这样收兵权就名正言顺。 
　　　　　　　　 
另外，令旨不得去给多尔衮扫墓祭祀，让其不能得享血食，这算是封建时代最为严厉的惩罚了。此后百多年间无人敢论及多尔衮，直到乾隆43年“平反”，命多尔博的五世孙淳颖承继睿亲王爵位。 
　　　　　　　　 
至于掘墓鞭尸，这好象是古人的一种流传久远的迷信，认为可以使死人不能转世投胎，没有来生。这件事是在顺治默许下干的。到了顺治十年三月，顺治亲政也有段时日，估计是体会到了当朝处政的艰辛，也尝到了坐拥天下的绝妙滋味，推己及人，想起当年对其亲叔父所做的过份了点，就下了一道诏书，说是睿王当年犯罪自然是他咎由自取，但是其陵墓被平毁也处置太过，因此命内务府重新修葺，殿柱用黑色，由信郡王多尼派人看守。又过了几年，有大臣上书要求为多尔衮恢复名誉，顺治处以流放之罪。 
　　　　　　　　 
官书上载，多尔博以及东莪被发往多铎长子、信郡王多尼府中，加以看管。这以后就没有什么记录提到这二人的命运了。不知所终。　　 
多尔衮死后不足百日便遭到清算，他的墓地当然要被严重损毁。写靼鞑日记的传教士当时并不在中国而是身在罗马，他对多尔衮死后被鞭尸扬灰的记述并不是亲临其事，而是根据友人的信件。另外汤若望也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着生前尊荣无比的摄政王死后，他的骨灰被扬弃一说。 
　　　　　　　　 
我对鞭尸一说报有怀疑，并不是说顺治还顾念亲情，以他对多尔衮的成见，怎么处置多尔衮的遗体都可以想象的到。但是满人当时还保留着入关前火葬的习俗，所以多尔衮死后和被清算前应该按礼火化，以后他的陵墓被平毁，根据朝鲜的记录，装有骨灰的金棺也被取出换成是陶器，这中间骨灰必有被抛洒，留有其一已经是万幸。

不管顺治有没有毁多尔衮的尸，他的坟墓是被毁了几次。从这一点看得出两个人的风度天差地别。皇太极对多尔衮有杀母，占位，夺爱(该打个问号，这始终是个谜)之仇，但皇太极的昭陵是多尔衮一手主持修建的，气势非常宏伟，是关外三大陵之首，到顺治八年完工。皇太极对他老子的坟墓也不怎么的，整整十七年也没弄出个样来，是到多尔衮手中才真正完成，福陵的建筑风格独具一格，也是到顺治八年才完工。他还把洪承畴当初被囚禁的三官庙改建成孔庙。看来多尔衮的精力真是过人，一边是九洲干戈，打不完的仗，一边是开国定制，收拾前明的烂摊子，一边大兴土木，修紫禁城，太庙，皇陵，一边还有满汉两头的政治权力斗争。 
　　　　　　 
电视里说多尔衮打算在永平修城，其实不是，他是打算在喀喇城，就是河北承德，修建别都，因为受不了北京炎热的夏天。(后来康熙在康熙二十年在当地圈建木兰围场，又在四十六年修建了避暑山庄，不知是不是受了多尔衮的影响，还是多尔衮的建筑眼光真不错)。 如果他真的要“谋反”，何必去永平那么麻烦，京城乃至紫禁城的防卫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要对顺治不利，就象捏死只蚂蚁一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