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里的母亲】.王晶晶
入夏后的一个晚上,48岁的李桂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屋里的桌子上多了个从外地寄来的快递包裹,里面有本浅黄色封面的册子。
寄件人是在云南大学读书的女儿,包裹里是她刚刚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
“哎呀,这孩子写我干吗?”看到封面上的标题,李桂珍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但又好奇女儿到底怎么看自己。她饭也不吃了,坐在沙发上开始翻看,文章很长,里面还有许多“深奥枯燥”的词,但看着看着,泪水开始漫上来。
李桂珍在云南省西部一个城市的中学里担任宿舍管理员。这个总是窝在角落里拖地、洗校服、刷球鞋的中年女人,曾是当地一家大型军工厂里的播音员,就连附近乡镇的村民都听过她的声音。如今,她只是社会底层一个不起眼的下岗女工。但25岁的女儿花了两年多时间,用4万多字,把她写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
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车开进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沟,最后停在一块三角形的空地上。
李桂珍下了车,看上去兴致不错。她指着前方说:“这就是我们工会,那个是舞厅,那个是电影棚,我的广播室就在电影棚上面。”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有一片烂泥地和荒芜的杂草。远处是几排低矮而整齐的红色砖房,窗户玻璃支棱着凌厉的尖角,里面黑洞洞的,早已无人居住。可李桂珍和同行的几个人对着这片废墟,聊得很起劲。
这一幕让站在旁边的女儿蒋易澄感到好奇。当时,这个云南大学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准备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她要研究“三线工厂”职工的集体记忆。此次回老家参加父辈们的聚会,是田野调查的一部分。
蒋易澄是标准的“三线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妈舅舅都属于一个代号叫“国营七矿”的铀矿冶炼工厂。1970年代,他们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距离昆明500多公里的小山沟,把这里逐渐建设成一个拥有粮店、百货店、学校,甚至舞厅和灯光球场的山中“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