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传教士陆续来中国传教。这些站在中国“大门口的陌生人”文化水平较高,而且主动学习并掌握了中文。在向中国人积极传教的同时,他们还介绍了不少关于西方国家的地理和历史知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关于美国的信息。例如,1819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马六甲出版的《地理便童略传》这本供小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中,就对美国的历史和政治概况进行了简介。该书称美国为“花旗国”,看来是沿用了中国民间对美国的传统称呼。1821年,另一位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其主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也对美国的情况作了介绍。和他的同事一样,米怜同样称美国为“花旗国”。荷兰传道会的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在其主办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1833-1838)中,曾有专刊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不过,与他的英国教友不同的是,郭实腊将美国称为“亚美利加兼合国”,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对“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全译。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感于时局,开始组织翻译有关西方国家的资料,以增进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这些译作中,有一部《四洲志》,是梁进德等人根据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1836年编著的《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摘译而成。书中将美国称为“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这显然是对“America”和“United States”的音译。译者梁进德即梁植,又名亚秩,是中国第一个基督教新教徒梁发的儿子。1830年,年仅十岁的梁植被父亲介绍给第一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学习英文。1838年,裨治文曾以中文著《美理哥国志略》一书,目的是让更多华人了解美国的概况。由于当时中国官方严禁外国传教士在华印刷和散发书籍,裨治文只好将该书邮寄到新加坡的传教士印刷所出版。1839年,林则徐聘请梁植翻译《地理大全》时,《美理哥国志略》似乎尚未传入中国。梁植曾参与《美理哥国志略》的审校,但为林则徐工作时,他似乎隐瞒了这一情况。而在翻译《地理大全》时,梁植也没有采用裨治文的“美理哥国”的译法,仅将美国的国名音译为“弥利坚国”和“育奈士迭国”。
裨治文从1830年开始学习中文,在创作《美理哥国志略》时,已“领略华书七八载”,具有一定的中文水平。但在翻译美国国名时,裨治文自己似乎也拿捏不定,以致书中出现了“美理哥国”、“美理哥合省国”、“美理哥兼摄邦国”等多种译法。1844年,裨治文重新修订该书,改名为《亚美利格合省哥国志略》并在香港出版。同年,裨治文受聘为美国使团秘书兼译员,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订立工作。在订约之前,美国公使顾盛考虑到中国人对于美国的情况缺乏了解,不利于谈判,于是写了一篇介绍美国的长文,由裨治文译成中文,散发给中国官员和其他人士。裨治文将其译为《亚美理驾会邦国纪略》。而顾盛递交给钦差大臣耆英的汉字国书中,美国的国名又被裨治文等人译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在短短五六年中,裨治文就制造了五六种美国国名的译法,其中文水平不免令人生疑。而据当时的史料记载,裨治文的中文水平确实有限。耆英在与美方代表谈判时,发现裨治文等人“所识汉字无多,仅能为粤省土语,以致两情难一互通,甚为吃力。”不但口语如此,美方的文字资料也是“译汉不明,字句涩晦”。虽然在《望厦条约》之后,“亚美理驾合众国”成为清朝官方文件中对美国的正式称呼,但裨治文本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译法。1861年,裨治文再次修订了他于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国志略》,改订为《大美联邦志略》,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发行。书中将“United States”统统译为“联邦”,而将“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译为“大美联邦”。直至裨治文1861年在上海病逝,他也终未能为世人留下让人信服的美国国名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