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劳动生产率在快速提升
　　建立在上述“新常态”解说之上的决策导向，其相关第二个论题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衰减，其首要根源是“人口红利”的渐趋消失，也即劳动力增长的放缓（所谓“刘易斯拐点”的降临，或“超剥削”已经到了极限）。
　　这个论题同样显得不符现实。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而非劳动力增长，是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
　　根据定义，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减全社会从业员人数增长率。在整个改革年代即1978-2013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是8.30%，这是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在世界范围上极为瞩目。
　　其中，1978-1992年期间是6.72%，1993-2013年期间则是9.30%，加速趋势明显；在后一段期间中，2003-2013年是9.73%，仍是继续加速；即使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2008-2013年期间，也达到8.62%，仍是略高于整个改革年代的平均增长率（表一）。

　　概念上，劳动生产率提升，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推动因素。首先是源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然而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个因素的作用虽然重要，却仍然有限，应该不超过40%；况且这也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有赖于促成经济结构变动、工业化的更深层动力，表现为长期持续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
　　另一个可能因素，是延长人均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所谓“低人权竞争优势”或“超剥削”），不过这个因素的作用应是更加有限，毕竟长期来看，人无法逾越生理限度。
　　所以，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技术进步，包括承载于机器设备更新的投资带动的技术进步，以及相应的各种随着经济规模扩张而出现的动态效率（体制和组织效率、规模和范围效益、学习效应，等等）。
　　而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无论是以固定资本形成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还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衡量，都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和提升自1990年代末期之后显著加速，即使是在2008-2013年的经济增长放缓期间也不见减退（图二）。

　　可以说，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路径占着主导地位，与改革年代前二十年的劳动密集的增长路径大不相同。而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加速，显示出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的效率优势。

资本深化增长路径
　　迄今，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不仅促成了快速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而且还促成了社会消费水平的快速提升，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升。
　　在整个改革年代即1978-2013年期间，社会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22%的高速度。对照1978-1992年和1993-2013年两段期间，可以见到这个指标的显著提高，从8.73%提升至9.56%；这种趋势也见于从1993-2002年期间过渡至2003-2013年期间，分别是8.65%和10.39% 。显然，相对于劳动密集增长路径而言，资本深化增长路径对于消费增长并非不利，反而是有利（表二）。

　　而且，资本深化增长路径更加有利于创造就业。对照1978-1992年和1993-2013年两段期间可见，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人数平均每年新增量，从1116万人增加至1207万人，这种加速在2003-2013年期间更是明显（平均每年新增1449万人）。相对应就是农业劳动者人数的加速减少，在1978-1992年期间是每年平均净增加742万人，在1993-2013年期间则是每年平均净减少692万人，其中2003-2013年期间更是每年平均净减少1154万人。
　　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加上社会-政治氛围的转变，又进而促成劳动报酬的提升，扭转了在1990年代末期之前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变的趋势。这种变化，见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照，在此之前是前者滞后于后者，在此之后则是相反（图三）。

　　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布、以及各种抽样调查的结果，城镇职工之外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近年来同样出现大幅度攀升的趋势。
　　综上所述，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包括在2008-2013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实呈现出一个良好局面：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就业和工资，同时快速增长，而且都是前所未有的快速。这种局面与“新常态”的判断可说是大相径庭。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模式”启示
　　生产率和工资、投资和消费同时快速增长，这是1950-1970年代先进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关键是一系列结构-体制条件促进了生产性投资的增长。
　　理论上，这个模式的结构动态可以分解为两方面。在生产领域，它要求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同方向和按比例增长）；在分配领域，它要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同步增长。
　　这两项条件结合起来意味着，产出中的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大致稳定，从而又意味着消费和产出的同步增长；最终结果就是保障了稳定的利润率，而这正是持续的投资和产出增长的基础，至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应该是遵从这种逻辑。
　　如果上述两项条件无法满足，那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在分配领域，工资增长快于生产率增长势必导致利润压挤，相反的情况则势必导致消费不足或过度积累。这两者都将导致投资下降，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放缓。
　　在生产领域，生产率提升是资本-劳动比率提升的必要条件，这除了要求尽量提高劳动强度之外，还要求尽量获得技术进步和各种动态效率。除此之外，另一个体制上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排除资本逃避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也就是必须严格防止经济的金融化和投机化。
　　上述的结构动态因而也就有其相应的体制要求。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大企业”，这又进而需要有“大劳工”作为对消力量，以保证工资增长不致严重滞后于生产率增长，从而消费增长不致严重滞后于产出增长。在劳工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就需要作为福利国家的“大政府”登场；在技术进步投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同样需要“大政府”以各种方式（军工综合体、国有企业，等等）提供激励。
　　这个结构-体制纽带的存在，还不一定就能保证长期的持续经济增长，和接近完全就业状态，归根究底，即使投资和消费增长得以保证，纽带的合理性仍是取决于生产率持续提升的潜在力量。
　　理论上，这种潜在力量至少受到两种条件的制约：一是上述的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平衡，另一是技术-组织条件（所谓“技术”范式概念）。历史上，“黄金时代模式”确实有过度投资、消费不足的倾向，在产品创新速度不足以抵消这种倾向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就成为重要出路。而技术-组织潜力的衰减，则是与体制的僵化相关联，尤其是“大企业、大政府、大劳工”体制的官僚化削弱了生产率提升的潜力。
　　无论如何，“黄金时代”是引入注目的长期持续经济增长和接近完全就业的历史阶段，尽管这或许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特例。过渡到新自由主义时代，上述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经济增长模式转移到依赖一系列与全球化相关的结构-体制条件，简言之就是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化。

中国经济有趋同“黄金时代”的可能吗？
www.guancha.cn/ludi/2014_11_26_301605_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