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在进行收入或者财富存量的国际性比较的时候,汇率是关键。而汇率定位的背后则是由一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优先项所确定的。打个极端的比方,如果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迅速升值一倍,稳定在3而不是6附近,那么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将在全球排名中大大提升,接近中等发达国家。
假如我们选择把汇率水平定位在较高水平上,那么名义财富量大大增加,环境会迅速改善。只不过这种急剧的调整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太大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银行呆坏账,资产价格暴跌。中国新一代政策轻重缓急次序中,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显然放在了经济增长的前边,但是事缓则圆,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落实这种调整。
中国在气候和环境问题上的政策,其实主要不是取决于收入水平,本质在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和国际协商谈判中的代价分配。
中国的发展思路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已经用七大改革取代了过去三十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七大改革中,生态文明被放在同政治、经济、文化等改革同等重要的层面上。他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论述,对“山水林田湖”的论述,政绩评价方式中GDP权重的调整,环保权力运作方式的改变,河北高炉的强制炸毁,所有这些都在提示我们:“美丽中国”之说并非空头支票。
但是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以什么方式和原则设定何种水平的排放约束标准,这会牵涉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改革的政策回旋空间,有可能会固化现有的富国穷国关系,剥夺美日欧之外的60亿人的发展权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贯强调“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这一原则”。21世纪的头十年,气候问题在欧洲变成了一种宗教,我在欧洲工作的时候对这种氛围深有体会。关于气候问题,有许多科学性的和政治学的辩论,我不是气候问题专家,但是就我自己的看法,欧洲人自己吃胖了,非得拉着一群面有菜色的邻居一起减肥。现在中国刚刚长了点小肚腩,其利益和立场会逐渐因此而转变。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欧债危机打击,欧洲政治右转,地缘政治挑战之下的欧洲大国们,是否仍然有上一个十年那么大的激情去推动全球节能减排的国际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