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历史周期论不独中国经典有记载，佛教也有，而且其周期更是宏大。佛教中的劫有小劫、中劫、大劫之分。每一小劫为1679.8万年；二十个小劫为一中劫，为3.3596亿年；80个中劫为一大劫，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共268.768亿年。所以无论中外，无论亚洲和美洲，都有这种历史周期论。只不过《周髀算经》和司马迁的天体运行论较之佛教经典更具体而微而已。《周髀算经》和司马迁的天体运行论不仅有周期，而且大周期中还套着小周期，小周期中套着更小的周期，环环相扣，循环不已。不要以为司马迁仅是史学家，古时的史官是身兼天官之职的，并且是世袭的。世袭是因为天文观测需要长期持之以恒地进行，非世袭不能传承天文。他们的结论往往是几十代人实际观测总结的结果，是值得重视的。
　　根据天人感应理论，天道如此运行，作为人间的历史自然也如此发展。周文王灭商纣前，手下大臣多次劝他出兵灭纣，文王就是不为所动，说你们不知天命，时机未到。什么是天命？天命就是天机，就是星相。上古之帝王往往是星相学家，非后世武夫之可比。周文王等待的就是一个五星聚会的时机，可见周文王是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一天文现象的。五星聚一出现，可能会引起天文、地质的变化，有时自然灾害也会相应增多，人心就会不安定，加上舆论造势的影响，其所引起的社会心理震荡是非常巨大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周文王籍此挥戈一击，就彻底终结了商王朝。现代历史学家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一直得不到确证，直到美国一个学者运用天文知识，计算出公元前1046年为五星聚出现的天文时间，自此，武王伐纣的时间才得到确认。可见，在天文学界，天体的运行确实是有周期性的。
　　那么历史呢？也有周期吗？古人相信是有周期的。自商汤于公元前1598年建立到周文王在位，时间接近500年；自文王（公元前1152年---公元前1056年）之后到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历时近500年；孔子之后，司马迁（约前135---约前87年）更是就扳着指头数年份，现在五百年快到了，下一个圣人应该是我吧？“五百年圣人出”，可见自周文王到司马迁，先贤相信历史是有周期的。
　　真相真的如此吗？推动历史周期进程的力量又是什么？
　　答案在《山海经》中。
　　《山海经.五藏山经》实际上是亚洲的地形图！这张图包括了北非东部和美国的阿拉斯加在内，这才是真正的大禹九州图！
　　这是一张至少4100多年前的地形图！而且《大荒经》实际上是大洪水时的方国地图。
　　这张图揭示了一个非常震惊的史实！至少4000多年前的亚洲，包括北非和美洲的阿拉斯加在内，它们是大一统的！非但大禹时期如此，从炎帝至黄帝，一直到大禹，亚洲、北非、阿拉斯加一直就是大一统。当时最高统治者称“上帝”，《山海经》称“帝俊”，他居于世界的中心----亚洲之巅青藏高原；次一级统治者称“帝”，居于青藏高原四陲之云贵高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伊朗高原；再次一级的称“神”，居于亚洲和北非丘陵平原地带。它们对应的主要的就是亚洲的阶梯状的三级地形。这种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是以分封制为基础的。而这，后来成了周代分封制的基础。

　这就好比一个不识字的人要写信，譬如一个不识字的青年给恋人写情书：“米兰，我爱你。”他因为不识字，又要表达信的内容，他会怎么写？他可能会画一粒米，画一朵兰花，又画一只鹅，一片艾叶，一块泥土。不明就里的人自然不知所云，但是从音上读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信的内容是“米兰我爱你”。当然，他也可能画一把戈代表“我”。为什么甲骨文的“我”是戈之形，就是因为粤语和闽南语中“戈”、“我”同音。“戈”是“我”的图画表音而已。这样的信写多了，青年可能会觉得画画太麻烦，就将画不断简化成图案，时间久了，图案就慢慢固定下来，这样就形成了文字。所以，文字记录的其实是语音，语义是通过语音实现的。
　　任何地方，包括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在内，只要有文字，它最初一定是象形图案，而且是表音的象形图案，哪怕是南极洲，如果发现了远古文字的话，它也一定是表音的象形图案。这是人类文字发展的规律。
　　由于图案符号最初都是表音的，后来图案不断简化，如果一直按此模式发展下去，就会线性化形成拼音文字，如西方的拼音文字就是如此，西方文字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彻底，最终创造出一种摆脱了线条，摆脱了形和音的语言，这就是计算机语言，所以计算机首先出现于西方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中国文字就不同，它在最初拟音图画的基础上，最后走上了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的道路，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东、西文字从此分道扬镳。但纵然如此，无论西方的拼音文字也好、中国的文字也好，最终还是要通过音表现出来。离开了音的人类文字（不是计算机符号）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文字记录的其实是语音，只有通过语音，我们才能得到语义。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中看到。譬如一个不识字的人看家书，他横看竖看都是看不懂的，但是如果有人读给他听，他马上就明白了信的内容。再如抗战电影中，有的首长不识字，首长说一句“念”，下面的人就念给他听，首长马上明白了文件的内容，并据此发号施令。由此可见，文字记录的并不是义，而是音，义是通过音来实现的。
　　只有到了电子时代，语言才可以脱离形和音。但这是机器的语言，是机器的符号，不是人类的文字符号。人类的信息，最终是要通过音来表达的。除非人类发展到了思维传感，人类才可以彻底不依赖语音。

　　人类的语言，无论拼音文字还是象形文字，一定得通过音，才能得到义。音和义的关系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一定的音就代表一定的义，音是义的载体。义（意）是通过音来实现的！图画书（图书）出现以后（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图画），图画实际充当了录音机的功能，图画表现的是音，由音而生义，所以理解上古图画书一定要从音上理解。
　　一个浅显的例子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形成，近几百年以来，欧洲学者一直在设法破译埃及纪念碑铭文上的象形文字，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直到1822年，一个叫吉恩.弗朗索瓦.商博良的青年就是从埃及象形文字的图案所代表的发音开始破译古埃及帝王名字，最终取得突破，成为古埃及语言学之父。

　　关于周鼎在洛邑，事见《左传.臧哀伯谏纳郜鼎》：“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又见《史记.周本纪第四》：“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另外周灭商迁九鼎时，九鼎曾经公开展出过。事见《史记.周本纪第四》，《史记》记载得很详细：“（武王）到纣死之处，亲自射击他的尸体，连发三箭然后下车，以轻剑刺其尸体，用黄钺砍下纣王之头，挂在大白旗上。然后到纣王宠爱的二妃之宫，二女已经自缢。武王又连射三箭，用剑刺，用黑钺砍下二妃之头，挂在小白旗上。武王作罢回到军营。次日，清理路面、社坛及纣王宫殿。又封纣王之子禄父于商之旧地。武王认为商朝初定，就让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帮助’禄父治理商代遗民。此后又命召公从囚犯中释放箕子，命毕公释放关押的老百姓，表彰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把鹿台之财和钜桥之栗分给百姓，赈济贫民。命南宫括、史佚公开展出九鼎宝玉！”（原文：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这三则史料，明确指出了周灭商后，迁商九鼎于洛邑。
　　可见周鼎确是商纣九鼎，并且就存放在东周的洛邑。既然秦国灭掉的是西周，那就不可能得到当时得到远在350公里的东周的九鼎。（顺便说一下，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西周镐京时，更不可能掠走了九鼎。因为九鼎本来就和犬戎族密切相关，或者说就是犬戎族的。关于这一点后文解读。）
　　或许有人会说，有无可能周代营建洛邑后，周鼎后来又被迁到了丰镐呢？
　　其实这同样不可能。要知道，周鼎存放洛邑是由于九鼎太过庞大笨重，不能运到丰镐才营造新都放置九鼎的。洛邑与丰镐之间远隔350多公里，中间是山脉阻挡，周人以前不能将九鼎运到丰镐去，以后一样不能！所以西周君逃亡前，真正的周鼎应该一直在洛邑。
　　况且，九鼎不是小家伙，想拿就拿，想走就走的。九鼎每一鼎至少在10万斤左右，九鼎就是九十万斤！虽然史册没有明确记载九鼎之重，但后来秦始皇时有十二铜人可资参考。《正义汉书五行志》说：“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这是秦始皇时，甘肃临洮发掘出十二尊巨像的历史记载！巨像长五丈，足履六尺是什么概念！可惜这则信息一直不为后人重视。秦始皇集全国之铜铸造金人十二，《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三辅旧事》一书也载“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汉代在长乐宫门前”。此金人之重量可作九鼎之参考，禹集九牧之金而铸九鼎，每尊鼎的重量绝不比金人轻！为什么？因为据《山海经》，大禹统一了亚州和北非！其疆域比秦朝不知大多少，九牧之金绝对比秦始皇的多得多。另据史料记载，当初周灭商时，为搬运九鼎，动用了相当兵力，事见《战国策.卷一》：
　　“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挟提挚以齐至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可至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
　　这段史料记载了一件有意思的事：秦国出兵西周，索要九鼎，西周公慌了手足，大臣颜率就出了个主意，请齐国出兵相救，许以九鼎酬谢。齐王就出兵解了西周的围。事后齐王索要九鼎。西周公又慌了，这时颜率又出了个主意，他亲自出使齐国，说九鼎太重太大，不好搬运，请你老人家指示一条捷径，以便于搬运九鼎。齐王实在是找不到搬运的路，只好作罢。
　　在这里，颜率说周灭商时，为搬运九鼎动用了八十一万人马，虽然是夸张，但至少说明了九鼎是个大家伙！搬运非常不容易！周灭商纣时，动用相当人力物力，才将九鼎从奄（现在的河南偃师）迁到洛邑（今洛阳），那可都是平原地带，不需要翻山越岭的，可搬运了不到35公里就再也搬不动了，不得不就地营建洛邑专门安放九鼎！
　　既然周朝不能将九鼎运到丰镐，秦国又能够运到那里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综上分析，可以认为秦灭西周公时得到的九鼎应该是仿造的，而且块头小了很多。
　　司马迁没能看出这点，他也不知道九鼎到底在哪里，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他又记载：“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司马迁的记载是矛盾的，可见他也莫衷一是。从《秦始皇本纪》可知，秦始皇肯定也发现了他的周鼎是假的，或许有人提供了信息：周鼎沉没在泗水里了。所以才有秦始皇派一千余人在泗水打捞周鼎的举动。
　　这次打捞一样是徒劳的。泗水远在山东，距洛邑相距400公里左右，以周初国力之强尚不能远距离搬运九鼎，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末期，亡国之君东周君又如何能在逃亡路上将至少九十万斤重的九鼎搬运到800里之遥的泗水呢？再者，搬运九鼎是件非常浩大的工程，东周君逃亡时搬运九鼎能神不知鬼不觉，不给后人留下一点线索。这可能吗？

　　二是要明白音译词、通假字在上古的突出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其原因在前面已经谈到，现再补充几点。上古音译词、通假字之所以突出，一是由于民族迁徙的频繁、民族交往音译的结果。上古民族间的交往比我们想像的要广泛深刻得多。从《山海经》来看，民族间的交往贯通了东亚和西亚，战争沟通了印度洋和北冰洋，乃至亚洲和非洲，这完全超出了现代人的想像，可以说，从周代以来到清末，除了元代，民族间的交往没有超过上古的。二是在上古文字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因表达的需要，不得不借用同音的字表达不同的意思，因而同音通假、音译词现象非常突出。三是语言本身也有一个变迁的发展过程。同一字词，在不同的时代读音有差别；同一字，同一时代不同的民族间读音也有差别，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间也有差别。这是在破译《山海经》时要值得给予相当重视的。这些现象，在后文将逐渐展现出来。
　　三是要严格按《山海经》表述的方位复原《山海经》中的地理。
　　东就是正东，南就是正南，西就是正西，北就是正北。这一点必须严格，不能想当然地偏移。如果《山海经》说的是“东三百里”，复原时弄成东偏北10度三百里，这样九次下去，就会偏移到北方，结果就会南辕北辙。其它如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也要取45度角方向，取角不能时大时小，如果随意偏移角度，最终也会造成方位的混乱。再就是《山海经》中的路线一律取直线距离。地图上的距离都是直线距离而不是实际行走时的曲线距离。如果以曲线距离计程，同样的二个地点，因为行走路径的不同，其距离也就不同，如此就没有一定之规，也就无法成图。所以这一点也必须严格，不能随意曲裁。
　　四是要认识到民族迁徙过程中的地名复制现象。
　　这一点非常重要。几千年来，人们之所以没有破解《山海经》，基本上都是中了《山海经》中大量的同名山川的迷魂阵。
　　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天灾、由于战乱、由于政治等原因，各民族其实一直处于迁徒流动过程中。在这种流动过程中，先民们往往将故土的山川地名带入了新的定居点，从而形成了《山海经》中大量同名的大山、大河。犹如今天各地的北京路、南京路、上海路一样。名字虽然一样，然其所指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会张冠李戴，误认不同的山、水为同一山、水，从而身陷其中，搞得晕头转向，辨不清方位。
　　很多学者在研究《山海经》过程中常被大量泾水、渭水、赤水、英水、河水、黑水、岳山、衡山等弄得晕头转向，如赤水共出现十四次以上，《南次二经》、《西山经》、《西次二经》均有赤水；《海外南经》、《海内西经》也出现了赤水；甚至《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中也出现了赤水。再如“河”竟然出现73次以上，《西次二经》、《西次三经》、《西次四经》，《北山经》、《北次二经》，《中山经》首经、《中次二经》，《海外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大荒北经》，均出现了河，可谓无远弗届。上古的河是现在的黄河吗？它发源于哪，流经哪，于哪入海？可以说自史迁以来的研究者都犯了一个错误，误认为《山海经》中的“河”就是现在的黄河！其实他们没有认识到，《山海经》中的“河”，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是先民们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复制的结果！《山海经》中的河并非都是现在的黄河，“河”作为黄河的特指，只是后世的事。还有很多山川，其位置也并非现在的位置。如太行山与王屋山，迄今为止，很多研究者都指认其为现在的山西的太行山与王屋山！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山海经》中的太行山与王屋山远在新疆和外蒙！对此，后面将有论述。凡此地名复制现象，在《山海经》中数不胜数。关于这点，在以后的复原《山海图》的过程中将得到证实。
　　如果认识不到这点，破译《山海图》是不可能的。很多学者正是基于《山海经》山川名称的“纷乱”，认为《山海经》错舛多于真实，不可能也不必厘清各经路线；还有一些学者，为了将上古史套进《禹贡》九州的范畴，削足适履，冈顾史实，硬是将古时的一步定义为现在的脚步之步，从而将宏大的上古史发生地域，圈定在以今华北为主的九州之内。其实《山海经》所表述的地理历史比我们预想的要宏大得多。在上古，华北平原曾经是沼泽，甚至是在汪洋大海中，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后面你将看到，《山海图》复原图超出任何人的想像，足以震惊世界！
　　五是要注意用粤语解读《山海经》。
　　可能有人注意到，前面在解释图案代表的语音时用的是粤语解读。为什么要用粤语来解读？因为据中国史籍记载，《山海经》是大禹命伯益所著。大禹和伯益是谁？大禹和伯益实为夜郎人！而且夏禹实为彝人中的黑彝一族。
　　夜郎不是西汉才有的吗？绝对不是！因为在《山海经》时代早就有了夜郎族。据《山海经》，夜郎在中国的出现，至少比西汉早2200多年！在大禹以前的《山海经》时代，夜郎叫[犭也](yǐ)狼，是为《五藏山经》蛇山的【犭也】(yǐ)狼一族，这是中国关于夜郎的最早记载。据《山海图》复原图，其地就在今云贵高原贵州和重庆交界处。也就是说，大禹是中国南方人。此为一。
　　又据《大荒北经》说“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此外《海内经》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而弄明又恰恰是骆明之音译。两相印证，可见骆明就是弄明，均出于黄帝一族。弄明(骆明）生有二子，一为白犬，是为犬戎；一为白马，是为鲧族。而鲧是大禹之父族，鲧与犬戎又是兄弟族，所以大禹一族也必与犬戎族紧密相关。此为二。
　　又据中国古史载，大禹姓姒戎，名文命。而姒戎的读音就是夜郎。犬戎的粤语读音也是夜郎。实际上【犭也】(yǐ)狼、姒戎、夜郎、伊兰、伊朗都是一个民族，字面不同是由于不同时代音译的结果。此为三。
　　另外根据复原后的《山海图》，《五藏山经》蛇山的【犭也】(yǐ)狼一族就在今贵州遵义一带。而现在此地邻近凉山彝族自治州，遵义西边就有彝良县。彝良之名就来源于《山海经》中的【犭也】(yǐ)狼。而据《海内南经》复原图，《海内南经》中的黑蛇（前面已说了，黑蛇就是黑彝，就是夏禹，三者同音互译）即夏禹也在此一带。所以大禹必然是贵州、重庆一带的黑彝。此为四。
　　又据《彝族源流》一书所载，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理上比较闭塞的民族。但《彝族源流》竟然保留着夜郎历史的记载，《彝族源流》说夜郎的远祖叫武米，夜郎延续了二千多年。从大禹的名字看，大禹也叫文命，而文命的粤语音读恰恰与“武米”的粤语音读相同。从大禹到西汉夜郎消失，也延续了二千多年。可见《彝族源流》中的夜郎之武米就是大禹！此为五。
　　基于这五个原因，你对大禹是夜郎人还会怀疑吗？
　　伯益呢？伯益实为白犬之粤语音译，也就是白彝。伯益和大禹实际上是兄弟族的关系，事实上白彝、黑彝正是兄弟族。
　　既然大禹是夜郎人，伯益又是其兄弟族，夜郎最初又在中国贵州一带，大禹又是夏朝之源，《山海经》又是伯益（白彝）所著，白彝又在贵州东南，解读《山海经》自然也要用白彝所在地的语音解读。
　　与贵州东南相邻的是湖南和两广。
　　那么解读《山海经》自然要用湖南和两广一带的语音解读了。
　　本来用彝族语言解读是上上之选，但现在彝文与汉语有很大不同，懂彝文的人也不多，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用湖南和两广的语音解读。
　　那前面为什么是以粤语解读为主？因为从中国历史看，自周秦以降的中国南方，湖南开发得比两广早，民族间的交流也比两广频繁，而广东、广西因开发得比较晚，为边远地区，方言的纯洁性要比湖南保持得好。孔子说：“失礼而求诸野。”语言也同样如此。正是因为两广和北方交流融合少，受北方语言的影响也比较小，所以粤语的纯洁性才得以保持。在中国南方语言中，粤语其实是上古语言保留得最好的。因此，解读《山海经》主要要用粤语解读，
　　但大禹之《山海图》毕竟太大了，它囊括了整个亚洲，甚至包括了北非一部分和美洲的阿拉斯加，纯粹以粤语解读未免失之偏颇，因此有时也得参考其它方言。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那时的台湾和菲律宾共同构成了公牛的右前腿！
　　海南岛则是公牛的睾丸。台湾作家李敖曾说台湾是大陆的睾丸，美国一捏，中国就受不了。其实他只说对了一半。海南岛才真正是中国的睾丸。谁动了中国的睾丸海南岛，中国就会蛋痛，就会丧失大片南海，制海权不保，那才真正要命！
　　这是一幅雄健的公牛图！
　　我们的祖先竟然横跨了整个亚洲和北非！触角还伸到了北美！
　　这样的地形，这样的山海巨变，其年代该有多么遥远！面对这样一幅图，我们固有的历史观念、地理观念瞬间被击得粉碎！
　　上古竟然如此恢宏！
　　想想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将大禹以前的祖先想像成茹毛饮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原始人，岂不可叹！至少4000年前，他们已经掌握了球面投影绘图技术，他们知道地球是圆形的。
　　震惊之余，你一定会问：这是准确的吗？
　　当然准确！
　　首先，整个复原后的《山海图》是牛形的，它符合晋代郭璞关于《山海图》“图亦作牛形”的描述。
　　关于《山海图》，历史记载中，只有晋代的郭璞和陶渊明看到过。西晋末年的郭璞在对《山海经》作注时曾说“图亦作牛形”。公元4世纪的陶渊明（365—427）曾作《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中一首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郭璞的“图亦作牛形”这句话，是我们获得的《山海图》地图轮郭的唯一信息。可惜这一信息没有得到后人的重视。这一信息，表明了《山海图》的轮廓是牛的形状！
　　而上图表现的《山海图》就是一条公牛的形象，与郭璞之说吻合。上图《山海图》是上北下南方向。按我们固有的观点，古图都是上南下北的，《山海图》何以上北下南和我们今天的方向一致。其实古图也并不一定都是上南下北的。考古发现，天水放马滩秦墓一号出土的木板地图有七幅就是上北下南方向。所以《山海图》呈上北下南无足于异。只有在上北下南方向，《山海图》才会是公牛的形状，大禹《山海图》是公牛轮廓是无疑的。
　　为什么陶渊明没有作出这一描述？
　　这应与他们的职业有关。陶渊明是个诗人，他关心的是诗和个人的情操，表现的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而郭璞（276—324）不仅是个文学家，更重要的是术数大师，举凡阴阳五行、地理术数、文字训诂，无不精通，无不与现实密切相关，他表现的是现实主义。《晋书》说他：“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很多重要典籍都是经他注释才得以流行后世的。如《周易》、《穆天子传》、《楚辞》等，他甚至还写了一部风水方面的经典之作----《葬经》。除此外，郭璞还有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他曾作过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大将军王敦的记室参军，参预军事，掌管机要。郭璞参预军务和著述《葬经》，自然对地理或地图的观察和理解要比常人仔细而深刻得多。他看出《山海图》的整体轮廓“图亦作牛形”，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参预军务，免不了要和军事地图打交道，同时郭璞又是风水大师，是风水地理界的鼻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郭璞对《山海图》轮廓的描述是准确的。

　　其次，整个复原后的《山海图》与亚洲地形是吻合的。
　　亚洲地形是牛形？
　　不错！亚洲地形确实是牛形。但亚洲西北一线，你至少得以海拔400米等高线画图。
　　远古亚洲的地形是一条公牛的形状，其外部轮廓至少是以海拔400米等高线所呈现出来的形状。如果低于400米，则亚洲贝加尔湖一侧的牛头呈现不出来，整体轮廓也就不会是牛的形状。
　　请看一张现代的亚洲地形图。其外部轮廓是不是就是一条公牛的形状？

　这是一张球面图，采用的是现代的球面绘图技术绘成的亚洲地形图。牛的背部是以400米等高线成图的。因为图较大，北冰洋及北美阿拉斯加没有呈现出来。如果画出来了，牛角会更像。再补上蓬莱仙山和菲律宾这两条前腿。看到没有？整个亚洲地形这时呈现出的形状基本就是一条公牛的形状。
　　如果是航拍图，西亚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将被压缩成牛尾，北美阿拉斯加将被压缩成近乎完美的牛角，一如上面谷歌地图，它整体呈现出的形状就完全是一条公牛的形状。
　　如果是平面图呢？亚洲地形根本就不会呈现出牛的形状！
　　那么，郭璞看到的是球面图还是航拍图？
　　虽然中国古籍中记载上古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如晋王嘉《拾遗记》中记载颛顼帝时：“有曳影之剑，腾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起指其方，则克伐；未用之时，常于匣里如龙虎之吟”。
　　帝尧时：“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查，亦谓挂星查，羽人栖息其上。”
　　秦始皇时，“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
　　《拾遗记》记载的事物竟然象我们现在的导弹、航天飞机和潜艇。此外《列子》也记载了蓬莱五大仙山的人民能飞相往来的事情。《摩诃婆罗多》中也记载了很多神秘的武器。这类记载，我们实在不敢想像。
　　但面前这张《山海图》，分明是一张球面图或航拍图。这可是中国所谓的大禹九鼎山海图，是至少4000多年前绘制的亚洲地形图！这张图该怎么解释？要画出这样一幅牛形亚洲地形图，至少得知道地球是球形的。因为平面图根本就不会呈现出牛的形状来！
　　我们对上古历史的了解真是太肤浅了！
　　为什么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亚洲地形是这样一幅公牛的形状？
　　因为大洪水！
　　这样的亚洲地形图，洪水至少要高于现在的海平面400米，才能形成这样一幅牛形图！特别是牛背形状的出现，就是以400米等高线成的图。
　　4000多年以前有这么大的洪水吗？
　　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么大的洪水呢？
　　这些问题，将在后文逐一揭示！
　　总之，无论郭璞看到的《山海图》也好，现代400米等高线亚洲地形图也好，还是谷歌地图所表现的400米等高线亚洲航拍图也好，都一无例外地说明了远古亚洲地形确实是公牛图。
　　如果上古曾经发生了大洪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形象、更直观地昭示后人呢？大禹集九州之铜，铭刻这样一幅《山海图》于九鼎，良苦用心，殷殷可鉴!
　　可惜的是，后人看不懂。不但看不懂，反而诬之为荒谬！祖先有知，哀莫大矣！

　至于茶马古道，一般认为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之际。其实茶马古道渊源非常久远。西汉张骞通西域时，曾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四川的特产蜀布和邛竹杖，大吃一惊，问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臣在大夏时，见卭竹杖、 蜀布。”。晋代常璩 《华阳国志?南中志》：“ 武帝使张骞至大夏国 ，见卭竹、蜀布，问所从来，曰：‘吾贾人从身毒国得之。’”身毒就是现在的印度。阿富汗人竟然是从印度弄到的。可见远在张骞以前，云贵川先民们早就与印度有贸易往来。由此亦可见所谓的“茶马古道”的交通线在西汉以前就存在了，更不是始于唐宋，只不过是唐宋时在西南开设茶马互市，以此得名而已。
　　那么西汉是不是“茶马古道”交通线最早的开通时间呢？
　　事实远不只此！
　　至少在公元前2300年，这条交通线就一直存在！这条交通线就记载在《山海经》之《南次三经》与《中次十一经》中。
　　茶马古道其前身即为《南次三经》之西段与《北次十一经》之西段。如上图。
　　茶马古道在云南之三角区域正好为《南次三经》与《中次十一经》路线的三角区域。上古先民沿喜玛拉雅山脉之南北山麓至云南大理与昆明的交通线早已开通，并记之于《山海经》之《五藏山经》，其开通的年代至少在黄帝时就有了！为什么？因为在《山海经》中，《西山经》首经的路线非常久远，从《西山经》首经描述的秦岭东段的地理特征来看，现在的西安到周至之渭河南部地区，那时尚是秦岭中段部分。也就是说，镐京所在地，那时是秦岭中段。现在的秦岭和西安---周至之间的平原是由于秦岭山崩后才出现的。而这条线路，在远古却是一条通往东南亚和西藏的主要交通线，也就是我们后世所称的茶马古道。
　　既然早在黄帝时代就已存在，为什么不见于历史记载？
　　因为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在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前面所述的俱卢之野大战。从地中海到两河流域、到印度半岛到中南半岛，一直到中国的云贵川，爆发了空前的世界大战，文明差不多被毁灭了！历史被中断。古印度与云贵川的官方交往就此中断。然而，这条路线其实在民间仍在秘密行走。所以到了西汉时，张骞能在西域看到蜀地才有的川布和邛竹杖。

　　第四，复原后的《山海图》路线和目前的考古发现的遗址是有内在联系的。
　　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旧石器遗址与新石器遗址，如果按照一定的顺序连缀起来，它所呈现的路径与《山海图》的路径基本是一致的。
　　也许有人说，新、旧石器时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你这样将它们当时的聚居地不加区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吗？
　　其实，旧石器时代的人也好、新石器时代的人也好，其聚居区一般来说是相对固定的。除非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地质变化，其集聚居地才会有变化。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明。在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发现文明总是一层一层地深埋在地底下，哪怕有的年代相隔几千年，人类总是习惯于在原居住区生活。在乌鲁克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总计发现了十二层文明，一层一层累积，最上层与最底层年代相隔四五千年。可见不管旧石器时代也好，新石器时代也好，人类聚居区总是相对固定的。考古学家就是根据这一现象开创了地层发掘法。
　　同时，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所谓的丝绸之路，其实从炎黄时期就开通了，以后周穆王西征时走的也是后世所说的丝绸之路，张骞通西域走的也是这条路，我们现在到新疆走的也是这条路。茶马古道亦然。可见不管年代如何递延，交通线总是相对不变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新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我们看一看我们中国目前发掘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看看其分布有什么特点。
　　东北一线主要有：
　　黑龙江省呼玛十八站旧石器遗址
　　讷河市清和屯遗址11800年前
　　哈尔滨阎家岗遗址
　　阿城交界镇古人类洞穴遗址17.5万年前
　　吉林省榆树县周家油坊旧石器4万年前
　　吉林延边龙人沟1.5万年前
　　安图县明月镇安图人旧石器初期遗址
　　这些遗址，自北而南连起来，正好是《五藏山经.北山经》山系的一部分。
　　山西、河北的所谓旧石器遗址，主要有：
　　朔县城西北峙峪文化29000年左右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50万年至20万年
　　山顶洞人 2万年前
　　许家窑旧石器文化 10万年前
　　阳原县虎头梁旧石器文化不到20000年
　　马圈沟旧石器遗址
　　小长梁遗址
　　河北阳原东谷坨文化 距今约100万年
　　这些遗址，正好位于《五藏山经.中次二经》和《中次三经》之间。其走向是东西向的。
　　山西、河北南段至山东之旧石器遗址，主要有
　　甘肃镇原寺沟口旧石器遗址
　　甘肃镇原姜家湾旧石器遗址
　　庆阳旧石器遗址
　　陕西长武窑头沟及鸭儿沟旧石器遗址
　　山西丁村旧石器文化遗址 27000年左右
　　沁水下川旧石器遗址24000-16000年前
　　安阳小南海旧石器遗址13000-50000年前
　　新泰市乌珠台遗址2-5万年
　　山东沂源猿人遗址40-50万年
　　这些遗址，其东西连线，正好是《西次三经》起始线与《五藏山经.中次七经》路线。遗址就分布在此二线附近。
　　而山西苪城西侯度遗址至蓝田人遗址之连线正好是《五藏山经.西山经》首经之路线！
　　鄂西至安徽、江浙一线有：
　　陨西黄龙洞旧石器遗址10万年前
　　大治旧石器遗址28.4万年 剑齿象
　　巢湖市银山旧石器遗址20万年左右，
　　其东西连线正好在《中次九经》沿线。二者走向完全一致。
　　云贵一带旧石器遗址，主要有：
　　丽江旧石器遗址
　　元谋人 170万年前
　　呈贡县龙潭山昆明人遗址3万年前
　　富源大河旧石器遗址36000-44000年前
　　黔西观音洞旧石器文化
　　这些遗址按顺序连缀，其走向正好与《五藏山经.中次十一经》吻合，呈“V”字形走向。
　　所以，人类的聚居区和交通线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人类总是趋向于在原有的聚居区生活，交通线一经形成，除非出现地质变化，否则不论年代相距多远，人类总是依照原聚居区和交通线活动。
　　下面我们再系统地看看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情况。下面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图。

　　（此图只是粗略划线，精确路线见《山海图》）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山海经》各山路线与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具有相当高的吻合性。
　　如上图西北角，新疆天山至北疆至甘肃、内蒙所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其连线正好与《北次三经》路线之首吻合。
　　东北一线，自吉林到黑龙江，其新石器遗址连线刚好是《北山经》首经一部分。
　　而红山文化，更是《中山经》首经和《中次二经》路线；龙山文化则处于《中次六经》和《中次七经》之间；陶寺文化则在《中次七经》路线之西；彭头山文化在《中次九经》路线之中部，凌家滩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滨文化之连线与《中次九经》路线更是具有相当高的重合性；马家窑文化则在《西次二经》之东。
　　这说明《山海经》路线是符合考古结果的。这是从遗址分布来看的。
　　另外从文化的变迁来看，《五藏山经.中山经》的编次顺序实际上也是文化变迁的顺序。
　　从《五藏山经》之《中山经》经文顺序可以看出，在上古，中国北方文化有一个自北向南扩张的过程。即从内蒙赤峰一带向南发展，一直到云贵、两广。
　　那么这是否说明北方赤峰一带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根呢？
　　从《山海经》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三是罗赛地图对中南半岛描绘与《山海经.大荒东经》的表述一致。
　　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据后面的《大荒经》方国复原图，此融天山在缅甸和云南交界处，海水从这里由南而入，正是缅甸北部为海水所淹之记录！
　　四是罗赛利地图关于中国南方的地理与《山海经》的描述是吻合的。
据《大荒南经》载“有人曰张宏，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宏之国，食鱼，使四鸟。”前面已说了张宏国，实为帝喾子族的封国，即仲康的封国，张宏是仲康的音译。据《大荒经》，张宏国实际在江西一带，上古就是江西国。《大荒南经》说江西国在海上捕鱼，可见江西当时是沿海国家！
　　而《大荒南经》亦载“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苣、穋杨是食。有驩头之国。”据《大荒经》复原图，驩头国也在南岭一带。南岭南部先民当时正在海中捕鱼，可见南岭以南亦在海中。
　　此外《大荒南经》又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南]入焉。”据《山海图》和《大荒经》表述顺序和《大荒经》复原图，此天台山即湖北大悟之天台山，海水南入，则湖北亦为海水所淹！
　　由上可知，上古湖北、江西、南岭以南其实处于大海边。
　　五是罗赛利地图关于华北的地理与《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也是一致的。
　　据《海外北经》载：“聂(shè)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县(xuán)居海水中”。据《海经》复原图,聂耳国在今山西或山东丘陵。山东悬居海水中，还可以理解，如果山西也在海水中那简直不可想像。那意味着大洪水接近海拔1000米左右！
　　这还不算，更要命的是据《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海水[北]入焉。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xiàng)。”据袁珂先生校注，不勾山之“勾”为“周”字字形之误。如果不句山为袁珂先生所说的不周山，则今宁夏和甘肃一带也为海水所淹。那里现海拔在1400米以上！
　　关于不句是不周，袁珂先生可能有错。不句，上古读fou ju, 也就是《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中的不周负子。其地就在今秦岭山脉以北之渭河平原。那里现海拔400米左右。也就是说大洪水时的洪水超过了海平面400米。
　　从上述经文可以看出，大洪水时，华北平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直到南岭，整个中国南方,除少数高山外，无不在汪洋大海中。
　　这和罗赛利地图对中国东南、华北的绘图是完全一致的！

　　在罗赛利地图中，华北平原、整个中国南方，除了云贵高原和少数高山外，都在大海中。
　　恐怖吧？
　　罗赛利会不会画错了中国的地图？
　　不可能画错。
　　为什么？因为既然欧洲科学家肯定了罗赛利画的南半球地图，那么说明罗赛利的绘图技术是没问题的。他既然能画出16世纪的人尚不知道的南极地形，他又能画错自已所在的北半球地形吗？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罗赛利画的是大洪水时的地图，为什么大洪水又没有淹没南亚次大陆大部分地区和东欧平原呢？
　　唯一的解释是，罗赛利地图和大禹《九鼎山海图》一样，表现的不尽是当时的地理。这些地图实际上出现了时空错位。也就是说，他们是将远古时期，不同时代的地图资料拼接在一起了。罗赛利地图应是以北极为中心的地形图和后来不同时期的古地图拼接加工而成，其中就有大洪水时中国的地形图。
　　我们知道，罗赛利所处的时代为16世纪初，正是中国的明朝时期，当时《马可.波罗游记》早已风行欧洲200多年，明朝和欧洲交往频繁。在罗赛利绘成地图50年后，利玛窦甚至还到明朝传教。在罗赛利时代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国，更不可能不知道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之所以在他的地图中，中国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岭以南出现在大海中，就是因为在罗赛利收集的资料里，只有关于中国远古大洪水时的资料，他的地图表现的本来就不是16世纪时的地理。
　　他的图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时空。时空错位，是罗赛利地图的唯一解释。
　　在罗赛利地图中上，北极圈内曾有广大的大陆存在。而据《山海经》，远古北极确有大陆存在，它与罗赛利地图描绘的有吻合。
　　另外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中国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是被大海淹没的。当时中国南方除了云贵高原、大巴山脉、武夷山脉以外，几乎完全淹没。这一点，《山海经》的描述和罗赛利地图也有吻合。
　　值得一提的是，据《中国自然地理》一书，大洪水时中国被淹的范围远远超过《山海经》描述的范围。它描述的应该是大洪水鼎盛时的地理情况。远古有这么大的洪水吗？因为它超出了《山海经》的描述，先暂持保留意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然地理》关于大洪水时的地理竟然和《海内经》表述的地理有很大的相似性。从这一点看，大洪水似乎出现在炎黄时期！
　　炎黄时期会有这么大的洪水？炎黄时期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一点后面再解读。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误传吧？
　　且慢！
　　《山海经》里恰恰就记载了太阳异乎寻常的运动。
　　从《南山经》首经招摇山来看，据《山海图》复原图，底格里斯河在上古是向西注入大海的，而现在却是东南流注大海。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古太阳是从现在的西北方升起来的！当然，也可能是底格里斯河在《山海经》形成后改道了。原来是西流，现在改道为东南流。好。姑且放过招摇山，暂且承认它可能改道了。
　　请再看《南次二经》柜山和长右山。《山海经》作者可能也估计到后人会以为是河流改道。在这里《山海经》提供了名山的方位信息。《南次二经》说：“南次二经山之首曰柜山，西临流黄，北望诸[囱比](pí)，东望长右。”这一句没有问题，意思也非常明白：长右山在柜山的东面。关键是后面经文又说：“东南四百五十里，曰长右之山”在这里长右山却是在柜山的东南面！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二座山不是同一个时期记录的。在记录柜山时，长右山是在柜山东边的；而记录长右山时，长右山此时却是在柜山的东南方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原来太阳是从东南方升起来的！现在却是从东方升起来的。太阳改变了运行轨迹
　　！由原来的东南方运行到现在的东方了！
　　再看《中次十一经》翼望山：“翼望之山。湍(zhuān)水出焉，东流注于济；贶(kuàng)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汉。”据《山海图》复原图，此翼望山就是今云南的高黎贡山。其西面的伊洛瓦底江之名就来源于翼望山。伊洛瓦、翼望同音互译。伊洛瓦底江在中国古称丽水。此山之大河现在都是南流，而上古却是东流或东南流，可见上古太阳是从南方或东南方升起来的。
　　再看《西次三经》：“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摇-手](yǎo)之泽，西望帝之搏兽之丘，东望[虫焉](yān)渊。”这里崇吾山就在现在陕西长武附近。长武之名来源于崇吾。冢遂，就是今同心，也是同音互译。[摇-手](yǎo)之泽就是渭河平原，上古为泽。[虫焉](yān)渊就是今延安。据此方位，当时此山成图时，太阳是从今东北方升起来的。
　　再看《海内经》。《海内经》载：“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子]高，柏[子]高上下于此，至于天。”华山即今陕西华山，肇山在山西河北之间，山已不存在了。上古肇山在华山的东面，据《山海图》复原图，肇山所在的位置却在现在华山的东北面。这也表明《海内经》形成时太阳是从现在的东北方升起来的。这是什么时代的事？后文解读经文时再谈。附带说一句，柏子高中间的子字是后世注家所加。注文实际上是误注了。原经文根本就没有“子”字，也不是“子”字脱落之故。后世注家误注的地方不少，后面解读经文时再谈。
　　还有一些，此不一一列出。具体见后面经文详解。
　　由此我们看到，太阳曾经从我们的东北方、西北方、南方、东南方升起过！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的东南西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既然东南西北在不断变动，南极、北极也一定在跟着变化！东极、西极也一定在跟着变化！这不是极移又是什么？
　　关于太阳改变运行轨迹的记录不仅《山海经》有记载，《彝族源流》也有记载，据《彝族源流》：“远古的时候宇宙忽然颠倒了一次，日月都沉没了，天翻地覆之后，日月倒着出。鸭子头碰到天顶，蝌蚪在天边游玩，凡是有生命的一天之内都消失了。…只剩下笃米俄住在洛恒山。”洛恒山在哪？如果用粤语读，就是《南次三经》的鹿吴山，其地在拉萨附近！

　　《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望帝去时子圭鸣，故蜀人悲子圭鸣而思望帝。”
　　《蜀王本纪》明显采自民间传说，但民间传说完全走样了。望帝与鳖灵实际是黄帝和伯陵（巴人）的方言音译，杜宇也是祝融的方言音译。《蜀王本纪》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事实不是黄帝本人，而是黄帝孙子韩流与炎帝孙蜀人（yi)伯陵(巴人）间的战争；不是黄帝族的韩流私通伯陵的老婆，而是伯陵私通黄帝族韩流的老婆；杜宇不是望帝而是朝云伯陵；故事的结局并不是望帝跑了，而是伯陵被杀了。
　　所谓的杜宇、朝云、窫窳、朱厌、洞穴、朱妖、蚩尤，都是源于不同民族对“蜀人”一词的音译。
　　虽然如此，但民间神话也不是空穴来风的。至少它表明了黄帝（望帝）与伯陵之间有一场关于女人的纠葛，而且望帝（黄帝）占据了巴蜀。从这一点上看，《蜀王本纪》与《山海经》的记载是相符的。只是在具体细节上出了纰漏。
　　从《海内西经》看，韩流与羿杀了朝云国（祝融国、蜀人国）伯陵后，显然是触犯了炎帝的核心利益。炎帝大怒，就出兵攻伐韩流和羿，最终将羿与贰负吴权（韩流）绑在疏属山的大树上。这一点，似已得到部分证实。汉宣帝时，陕西上郡采石，岩石崩塌，下面现一石室，里面壁画有反缚盗械人。刘秀在《上山海经表》时说：“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以此史实来看，《山海经》所记实不为谬。
　　祝融被杀，身负重伤，炎帝很是伤心。《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zhá)窳(yú)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海内西经》说有六巫造不死之药以图抢救窫窳（祝融、伯陵）。在上古，巫的地位非同一般，地位不在“神”之下，也就是说此六巫之地位至少是与伯陵、韩流相当的。祝融（窫窳）的战伤能引起六巫重视，并环绕祝融，造不死药以图抢救。此六巫是谁？彭巫，即橎木也；抵巫即帝巫也；阳巫，即阳木也；履巫，即雷巫也；凡巫，即黄巫也。相巫，即湘巫也。谁有能耐吩咐六巫？此非炎帝莫属。从这一点亦可以看出祝融（伯陵）当时声威的显赫。
　　《山海经.海内经》对这场炎黄大战完全是白描手法，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其实这场大战相当残酷。整个战争持续了至少五代人，从祝融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共工、术器、噎鸣和夸父时期，历时100多年。

　　三星堆是炎黄时的文明吗？
　　太难以令人相信了。
　　确实难以置信。
　　那为什么还说它是炎黄文明？
　　首先，三星堆遗址被确定为距今5000年至3000年前。据传统观点，黄帝就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人，二者在时间上有交集。
　　第二、从逻辑上看，出土了青铜神树等大批青铜器的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的年代是推测出来的，推测不见得就准确，就有误读的可能。
　　一、二号祭祀坑原发掘简报将其时间定在商代晚期，有的学者认为应晚至西周后期，甚至有的认为应晚至春秋中叶。可见学界也在怀疑一、二号祭祀坑的定年。
　　说实话，川西一下子冒出这么个高度文明的遗址，而且超过了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所有文明遗址（包括殷墟在内），学者们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汉以来的历史记载中，川西似乎比较落后。由于思维定势，学者们自然而然将它框定为商周文明。然后一切考证工作围绕商周后期文明展开。这就容易犯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错误，被误读也不是不可能。
　　第三，从三星堆一、二号坑发掘出来的青铜神树的造型来看，它就是《山海经》中的建木，而建木是黄帝打造的。
　　三星堆发掘出来的青铜神树就是《山海经》中的建木，它代表的就是炎帝节并，是轩辕为纪念炎帝节并而打造的。《山海经》说建木“[上]有九欘(zhǔ)，下有九枸(jǔ)，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tài)皞(hào)爰过，黄帝所为。”建木与考古发掘的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形像完全吻合。《山海经》明确指明了建木是黄帝打造的。
　　学界肯定也注意到了这一信息，但还是置之不顾。这其实是有原因的。一是没想到会在夏代还没发现前竟然发现了黄帝文明；二是没想到黄帝文明竟然是高度的青铜文明；三是没想到川西会出现这一高度的青铜文明。
　　如果出现了，那必然是商周以后的事。这就是学者们的思维定势。所谓的类型分析学也是以发掘的商代器物为参照。
　　他们没有考虑到，文明并不是一条直线向前发展的。文明也会倒退，也会毁灭。后代的文明并不一定总是比前代高明。
　　基本出发点错了，结论自然也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