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歌，首先是韵文，欲学作诗歌，则不可不知韵为何物。
中国古典诗赋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艺术形式。中国早期的诗歌，对韵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往往表现为本能地选择有韵律美的词句来表达意思。事实上，这时的诗歌还只是音乐中的歌词而已。诗歌不仅起源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一直都不断地接受着音乐的影响。早在商周，我国先民就对音乐进行了规范，比如《庄子》中就有“擢乱六律”之句。这里的律，据考证是一种用于正音的竹管。另据报载，我国考古工作者曾经发掘出商周之前用于正音的骨管乐器和陶制的乐器。《吕氏春秋·古乐》中说，黄帝派他的乐官伶伦创制乐律，伶伦跑到一个叫“大夏”的地方，又到昆仑山北面，听到了凤凰的叫声，就用懈溪山谷里生长的腔体厚薄均匀的竹管断取两节之间制成律管，以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定出了十二个律管和“六律”、“六吕”。这就是后来音乐中“十二律”律名的来历。也正是由于音乐律的逐步完善，促使人们对诗歌的音乐美不断进行着深入的探索。在探索中，人们发现同类的乐音在同一位置上的重复，就能构成声音回环的美。而在诗歌的创作中，如果在某些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都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在咏唱或朗诵之时，同样便会产生顺口、悦耳、和谐的韵律美感。于是，古人们在继往开来连续不断的诗歌创作中，逐渐由出于本能的用韵，发展到自觉主动地追求押韵。而随着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地位逐步确立，人们还渐渐地认识到语言也是一种有高低升降长短之辨的声音，也存在类似音乐律的规律。到南北朝之时，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辨明汉语的四声。南齐永明年间，周顒写出了《四声切韵》，而沈约著有《四声谱》，周顒、沈约、王融等文人明确主张作诗用字应区别平、上、去、入四声，并按此理论写出了一些诗作。这类作品除继承前朝诗的词句华丽、对仗工整的优点外，更开始注意诗中用字的平仄协调、音韵和协，主动追求诗歌的声律美，这就是近体诗的发端萌芽，之后发展成熟的唐律、宋词、元曲无不以此为基础。

二、
押韵
百度百科：
所谓押韵（也叫压韵、叶韵），诗词歌赋中，某些句子的末一字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使朗诵或咏唱时，产生铿锵和谐感。这些使用了同一韵母字的地方，称为韵脚。

三、
继续闲聊
诗歌的发展历程：
《诗经》→ 《楚辞》→乐赋→汉乐府诗→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
现代诗，也就如今正在流行的自由体诗歌，但请注意：流行的并不一定就是诗歌，比如梨花体、羊羔体、知音体、蜜糖体等等八卦流行文体虽然都曾大行其道、风靡一时，但它们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垃圾。
我本人也是从写现代诗入手的，也曾坚持认为：诗歌只要写出了意境就足够了。想必年青人大多都是喜欢听音乐的，听着听着，久了我也就有了一点发现，我慢慢意识到：即便只是流行歌曲，越是经典的，到似乎都是押韵的，虽然不一定十分规范。比如《万水千山总是情》、《一生何求》、《分手总要在雨天》、《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等等歌曲都够经典了吧，而她们就都是有韵的。诗歌，现代人已经只能诵，早已不会歌了，但如此看来古人强调的韵律美感却并非故作高深的欺世之言啊！流行音乐尚且能韵，现代诗歌反而不能了么？现在，虽然我也仍然认为意境非常重要，但作为文学艺术的诗歌，即便只是现代诗，我以为还是应当主动追求音韵的。
韵，是中国一切诗歌的基础。

五、
关于押韵，百度虽然只是要求句末都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但诗家们自有更严格地讲究：
1、古风相对简单，即句末都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另外如果你的篇幅较长，你想中间换韵，也并无不可；
2、律绝要求就严格很多，即便你写的是长篇排律，原则上也是要一韵到底的，而且绝大部分强行要求只押平声韵（但事实上仄韵律诗也还是有的）；
3、律诗是二四六八句押韵，绝句是二四句押韵，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首句均可以押韵或不押韵；
4、至于词曲，押韵的要求更是严格，该平，或仄，必须按谱来填，不得逾越（当然究竟选择什么谱为依据，那是你的自由）；
5、忌重韵，即同一个韵字在一首诗的韵脚里重复出现，此乃诗家大忌；
6、平仄通押，若是按百度的定义，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歧义的。但在诗歌”大神“们的眼里，却是毫无疑问的大忌，简直就是不赦。然而我个人以为，年青人最易受流行因素的影响的，流行歌曲是不忌平仄通押的，而诗歌无疑应该对广大青年敞开大门，为了吸引他们进来，初时略略宽些也是无妨的，就当做乐府，又或者是打油，这样欣赏就好了，另外，其中也未必就一定毫无可取之处。

六、
平仄通押
每一个时代，必有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独有的文化，才会走向新的辉煌，从诗经到楚辞、到汉赋、到魏晋乐府，再到唐诗宋词，然后到元曲，莫不如此。可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新体诗？当我们把舶来品奉为圭臬，把我们自己传统的宝藏弃置一边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如获至宝，其实写出来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垃圾，以至于连群众基础都快消失殆尽。必须明白，不是谁穿上了洋装，就变成了真的洋鬼子，事实上洋鬼子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自有数千年的根基，只有立足于我们自有的根基之上才有可能开出真正属于我们的璀璨的花朵。所以，我提倡传承之志，但也主张不断地尝试创新，我们今天的尝试也许都还不成熟，但后人在吸取了我们的教训之后，迟早必然会闯出一条崭新的路出来，从而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我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更加灿烂的明天，我愿意成为后人一块微不足道的垫脚砖。”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古诗爱好者参与进来，我一贯主张用中华新韵写作，并不排斥古风平仄通压。当然，这对于有更高要求的诗歌爱好者来说，并不一定可取。

七、
达意
梁实秋：作文先求达意，能达意之后便要研究为何达意。
我想在“为何达意”之后，还当有“如何达意”。
诗歌自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达意，即使你如何的妙笔生花、文采斐然，也是徒然，更有甚者，极有可能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却早已离题万里。如此相比起来，平仄通押到是小问题了。

八、
欲言
实秋先生首重达意，但诸“神”们恐怕未必全懂：心领神致于先，行文修饰于后的道理啊。要知道，为文有序，必是先感怀于归心，心思而后欲言，言取而后成文，文修方可成律，律工则成诗文。若一个人实在无感可发，而强欲作文，除了练笔之外，也只能归之为无病呻吟了。

九、
无病呻吟
首先申明：我只是想表达我——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观点，并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个人。关于自由，我想套用一句老话：我不赞成各位无病呻吟，但我愿用生命捍卫各位无病呻吟的权利！

十、
继续闲聊：无病呻吟
我以为——仅仅只是我以为而已——一篇文章要从思想性，艺术性等许多方面进行考量，若一篇文章不能给人以启迪，给人以享受，给人以思考，不能催人奋进，让人振奋，发人深省，仅仅是一篇辞藻的堆砌，只是个人技巧的表演，只是一堆无聊的饾饤，依鄙人之见，不写也罢。
我曾经明确的说过：“若有佳句，无论平仄，何论诗词赋！”这里，我想更明白一点地说：我反对的无病呻吟，不是从形式方面的反对，而是针对内容而说的。无论诗友们是用诗、词、赋、曲、自由体等哪种形式来创作，我都不反对；不论诗友们是写风、写花、写雪，还是写月，我都不反对；我绝不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我确实十分反感那些内容空洞、装腔作势、没有任何真实感情的文字，无血、无骨、无肉的文字，这在我看来，就是无病呻吟。诗歌，可以言志、抒情、写意，可以鞭挞社会的丑恶、传颂人间的真善美、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什么一定要无病呻吟呢？更明确一点，说实话，对于初学者“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我都不反对，可难道大家都还是初学者吗？
当欧洲开始文艺复兴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却还在乐此不疲地玩弄八股。自由，没有谁有权利妨碍谁的自由，包括诗人们无病呻吟的自由。但请问，我们的自觉又在哪里？假如文人们都不能比普通老百姓更先觉醒，那么，何时中华才能真正复兴？诗人们，请扪心自问你们还具有时代的责任感和历史性的使命感吗？假如已经没有，那么，好吧，请继续呻吟……

十一、
诗人
真正的诗人是不屑于无病呻吟的。据百度百科观点，诗人，就一般意义来讲，通常是指写诗的人，从文学概念上讲，应是在诗歌创作上有一定成就的人。诗人，通过诗歌创作、吟咏抒发激情，通过诗歌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通过诗歌鞭挞社会丑恶，通过诗歌传颂人间真善美。载入文学史上的诗人，应属于文学家、艺术家的范畴。我国历代出现过众多的杰出诗人，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对于诗人的分类很多，如陆游、丘逢甲等称爱国诗人，高适等则称边塞诗人。
请问诸位“大神”，我们又是什么诗人?

十三、
文道
梁实秋先生说“作文先求达意，能达意之后便要研究为何达意”，这我是能够理解的，毕竟梁先生曾专注于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基本要求，还是了然的。但从美帝哈佛留学归来的高材生，我想他总是应该大力提倡当代的白话文，以及当时主流的文学主张的，可事实正相反，在把胡适、鲁迅、周作人、陈西滢、郁达夫、冰心等当时最有名的几个文人统统批评了个一、两轮之后，他却告诉世人：他的文学观念传统得很，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文以载道。

十四、
续说文道
百度百科：文以载道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明道”发展，经宋代理学家的解释得到完善。“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目的地。文学也就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这样的文学观念偏于文学的教化目的。
显然，文学绝不仅仅只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别的且不多说，就诗歌而言，我认为本身就是“道”。

十五、
诗言志
如果只看《诗经》中《雅》、《颂》两部分，勉强说文学就是巩固统治者之“道”的手段和工具还是说得通的（直白点说，也就是文学必须做好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但很可惜，《诗经》中还有《风》的部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当中，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这种观念的萌芽。
当然，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不完全一样。
《左传》所谓“诗以言志”意思是“赋诗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教怀抱。
《尧典》的“诗言志”，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
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这从《论语》中孔子要观其弟子之志就可看出来。而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离骚》中所说“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这个“志”的内容虽仍然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显然也包括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至于他在《怀沙》中所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这里的“志”实际上指的是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诗言志”的内容是有发展变化的。
然而，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志并提，两相联系，比较中肯而客观。

十六、
溯源
虽然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毫无疑问，《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而楚辞则是我国浪漫主义的奠基之作。
从语言角度分析：
《诗经》以四言为主、篇幅短小、用词凝练，运用词头词尾、叠音词，语言朴素，不事雕琢，呈现出简洁精练、和谐中正、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
《楚辞》以六言为主，篇幅较长，多状貌语和虚字，运用楚地方言、取材奇花异草，感情热烈却不乱章法，呈现出铺张渲染、恢弘奇丽、激奋沉郁的修辞特点。
《诗经》、《楚辞》呈现上述修辞特点有各自的原因：古朴的春秋时代氛围和温婉的中原风气给予《诗经》众多平民作者纯朴的思想意识，他们用简洁平实的语言创作出和谐自然的诗歌；纵横风潮洋溢的战国时代氛围和奇异的楚地风貌给予屈原丰富的想象力，他怀着对国与君的诸多复杂情感写下《楚辞》。
在先秦，人们或许还没有“时代的责任感和历史性的使命感”这样的概念，虽然《诗经》与《楚辞》虽然因表现的题材不同而有所悬隔，但在主题的"当代"性上却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