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明法科与新科明法
唐代的科举考试有多种类型，包括进士、明经、诸科等，而明法科则属于诸科之一种。宋初即有明法科的设置，开宝六年，因人诉李昉知贡举取舍不公，宋太祖于是别为御试，取“明法五人”，这是史志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宋代明法科取士和人数。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曾令“学究”考试兼习律令而废明法科，但不久便予以恢复。据《宋会要·选举》一二之二七，雍熙三年四月，诏云“向者以《毛诗》、《周易》、《尚书》三经各为一科，顾其大小不相伦等，况复序选之致，岂容学艺之不侔。今后，以《周易》、《尚书》各为一科，而附以《论语》、《尔雅》、《孝经》三小经；《毛诗》卷帙差大，可令专习。法家之书，最切于时，废之已久，甚无谓也，可复置明法一科。亦附三小经。”则此时的明法考试需要兼习经义。《宋史·选举志》载“礼部贡举，设进士……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这是对明法科的考试时间和内容的规定。所谓“兼经同毛诗之制”，据《宋会要》，则是同学究《周易》、《尚书》例，而宋志误书。
到宋真宗景德二年十二月，又更定明法科的考试内容，“礼部贡院言：‘……向来明法止试六场，今请依尚书例试七场，第一场、第二场试律，第三场试令，第四场、第五场试小经，第六场试令，第七场试律，仍于试律日杂问疏义五道。’诏翰林学士邢昺与国子监官同议可否，昺等言：‘尚书周易学究、明法，经籍不多，望各问疏义六道，经注四道，六通者为合格。’并从之。”
此后明法科的主要内容就固定下来，仅有局部变化。如天圣八年六月乙巳，“诏礼部贡院，……明法以七同以上为合格。时言者谓……明法科所对，止取六同，书少而易习，请益以一经。故更定之。”提高了考试的合格标准。庆历四年三月，诏曰：“明法科愿对大义者，并立甲乙罪犯，引律令断罪，每道所断与律令相合，文理可采者为通，五通为合格，其中深明律意、文理俱优者，仍为上等。”这是范仲淹庆历新政改革中“精贡举”内容的具体措施之一，但随着新政的失败，这次明法科的改革可能也随即罢废，但它却是神宗时期“新科明法”考试断案的先声。
神宗改革科举，首先对进士考试的内容作了改变，罢去诗赋、贴经、墨义，改考试经义；其次是逐渐废诸科，将其录取名额增入进士科中。为了安顿那些旧习诸科而难以改应进士科的举子，同时也是宋神宗加强官员法律素质的措施之一，另立新科明法。史称：
“既罢明经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诸科之不能改试进士者，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惟尝应明经诸科试在熙宁五年前者得试。非此类有司不受。”
据《宋会要》，新科明法的设置时间在熙宁六年。可以看出，新科明法比旧明法科增加了《刑统》大义和断案的内容，而不考兼经，这体现了神宗设立新科明法注重其实用性的初衷。而此前作为诸科之一的旧明法科考试，举子“徒诵其文，罕通其意。”只是单纯的记诵之学，对于真正的断案能力反而不予考察。正因如此，才会有宋人“旧明法最为下科”的看法。
为改变士人耻于学律、唯恐被视为“法吏”的风气，神宗设立新科明法之后，便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提高新科明法的地位，并增加了进士科考试后附试律令，以此鼓励士人学律。元祐元年刘挚言：“近制明法举人试以律令、刑统大义及断案，谓之新科。明法登科者，吏部将司法员阙先次差注，在进士及第人之上。”考虑到宋初入官之制，明法科合格者只“入上州判司、紧县簿尉”，则神宗时期对新科明法考试合格的人注官之优待，可见一般。故“天下争诵法令”，而考中新科明法的，在熙宁九年为39人，到元丰二年就增加到了146人。
但新科明法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多久，神宗死后，中央政治反复，新科明法也历经纷纭。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言：
“臣窃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礼义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惟君子用法，必傅之以经术，法之所治，理之所在也，故恶有所惩，而常不失忠恕之道。旧制，明法最为下科，然其所试，必有兼经，虽不知其义而止于诵数，而先王之意犹在也。今新科罢其兼经，专于刑书，则意若止欲得浅陋刻害之人、固滞深险之士而已。又所取之数，比旧猥多，调拟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谓宜有更张，欲乞新科明法，并加论语、孝经大义，登科之额，裁减其半，及注官之日，并依科目资次。所贵从事于法者稍不远义，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
随后司马光也说：“……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也透露出了尊崇经术、反对法律考试的思想。于是新科明法考试也进行了改革：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二十三日诏：五路不习进士新人，今后令应新科明法，许习《刑统》。仍于《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内，各专一经，兼《论语》、《孝经》。发解及省试，分为三场。第一场试《刑统》义五道，第二场试本经义五道，第三场《论语》、《孝经》义各二道，以三场通定高下，及以诸科十分为率，留一分解本科旧人，一分解新科明法。新人不及十人处，亦准此。如无人赴试，及无合格人，即存留，更不许添解进士第。若向去销尽诸科举人，即当留二分解新科明法新人”
这是元祐年间对新科明法考试内容和录取人数的规定。据此则新科明法在诸州发解试和礼部省试中取消了断案和律令考试，只试《刑统》，而经学考试的比重则大大增加。
但正如前所述，新科明法的设置，除了司法的需要，也是为了解决诸科举子的出路问题，故其本身就有一定的过渡性质，当旧有的诸科解额已全部归入进士科，加之法律人才的选拔功能也随着“试刑法”试用范围的扩大而被取代，于是新科明法在崇宁年间被罢废。
但高宗南渡初，新科明法曾经恢复，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二年春正月癸巳条：“初，本朝取士之制，自进士外有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宁中，既罢诸科，而独存明法，然以旧科但取记诵之学，故更号‘新科’。崇宁初，并其额归进士。至是，（吴）瑰以法官阙人为请，遂从之。”可知此时恢复新科明法的原因是法官阙人。而“诸进士曾得解贡人就试，多取人数，增立恩赏，诱进后人，以备采录。”这既是应当时形势的需要，恐怕也和元祐以后士人轻视法律的风气再次兴盛有关。
该年新科明法虽得以恢复，但因为战乱，朝廷形势并不稳定，无暇顾及新科明法的考试，直到绍兴十一年“始就诸路就试”。并没有持续多久，到绍兴十六年又再次罢废，后遂不复设。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三《新科明法》叙述其置罢过程道：
“新科明法者，熙宁闲改旧明法科为之，崇宁初废，取其解、省额归礼部。建炎二年正月，大理少卿吴瑰言：‘法官阙人，请复此科，许进士尝得解贡人就试。’从之。绍兴十一年，始就诸路秋试，每五人解一名，省试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经义。明年御试，诏察院分为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言者以为滥，请解、省试各递增二人（解试七人取一，省试九人取一）。所试断案、刑名，粗、通以十分为率，断案及五分，《刑统》义文理俱通者为合格，无则阙之。仍自后举兼经。十六年二月遂罢之，迄今不复设矣。”
2楼2014-12-14 1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