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商务的业务，是以出版科技书为主。文史方面，基本上不再出版新书。文史旧存稿也分别转移给有关的出版社，如王古鲁从日本抄回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就是这时候移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书也只限於《四角号码新词典》等语文工具书。虽然也印过《石头记》、《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几部小说，但这还是上海出版部门提出要印的，与北京编审部没什麽关系。至於审查旧书，掌握的标准很严格，切毁者为数不少(后来朱蔚伯同志编有目录)，“售完为止”算是命运最好的了。53年底，高教部教材编审处的一批同志与商务合并，成立了高教出版社，从此以后又以出版理工科教材为专业。一套人马一本帐，商务保留了一块招牌。编辑部则成立一个工具书组，以处理商务遗留下来的编辑业务。不久袁翰青先生离开该社，担任科学院兰州分院的领导工作。此后一段时间，用商务名义出版的书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商务版旧书的重印；另一类是认为水平不甚高的书，不宜用“高教”牌子印行的。说穿了，当时商务只是翻改旧衣服，或生产二等、三等品。记得高教社社长在谈到工具书组的任务时，曾经很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些旧书就像是烂苹果，把烂的地方挖掉，还可以凑合吃。”这个比喻真可谓生动之至，给我的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工具书组正是做的这样的工作，然而同志们是用颤抖的手来“动手术”的，因而难免有下手太狠的时候。甚至把“能吃”的部分也给挖掉了。如有一部缪荃孙的《云自在龛随笔》(邓之诚先生提供的稿本)，其中不少是记述清末民初时政见闻的，颇有些史料价值，但大家为了怕出“毛病”，竟采取了买椟还珠的做法，把这部分全删了，只留下谈论文物学术诸条。因而这本书出版之后，并不为人所重。这虽不是旧书重印，却也是下手太狠之一例。
工具书组最初只有四个人，即吴泽炎、章熊、周云青同志和我，两三年后才发展到六七个人。现在四人之中，算来只剩下吴泽炎同志和我，不禁黯然。这个编辑组人数虽少，但由於大家的工作热情颇高，希望多做点事，因此在54—58年的四年当中，出书的数量还是可观的。有些书至今尚无新书可以代替。由於版本图书馆所编《古籍目录》已经出版，商务书目也即将印出，再开列书目已无必要。下面仅将所出的书分为几类，就记忆所及介绍一些情况。
　

小弟也看到这篇。但查不出其岳飞传用了何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