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长期统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治国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有卓越的智慧，由此，我得出了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上述十二讲，始于遥远的公元前7世纪，止于当下的2013年，漫长的叙述宛如一次疲倦的旅行，对于写作者和阅读者都是一次智力、体力考验。在闭门创作的日日夜夜里，我常有与古人对弈复盘的感慨，有时一起欢愉，有时一起快意，有时一起沮丧，相与辩驳，东西参详，终于体会到钱穆所谓“对古人怀有温情与敬意”的心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尝言：“关于政治经济、经济发展、经济时代问题，都要理解决策者背后的思想模式和意识形态。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群人对环境的解释，以及对该环境如何调理出秩序，所提出对策背后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在这本书中，我放弃了批判者的姿态，而更希冀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也因此，我在十二讲之后，又增写“回到历史的基本面”一节，就“统一文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同时，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变革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判断。

在这本书中，我将提出两个也许会引起争议的结论：
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
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