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观
即关于世界本原的根本观点。因其围绕着对天以及天人关系的不同理解而展开论辩，故称天道观。先秦各派哲学都依自己的天道观立论。商统治者将天人格化，视为至上神，称为“帝”或“上帝”。祭祀、征伐、田猎、行止等都以占卜的结果行事，表现出唯心主义世界观。《尚书·洪范》记载殷代贤人的言论，一方面保留了殷商信奉上帝的观念，同时认为五行为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约产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将早期八卦观念系统化，以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说明宇宙的生成及万物间的联系和变易，在神秘的形式下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西周灭殷后提出“天命”观念，主张敬德保民以顺应天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为的作用。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之气的运行说明地震现象；郑国政治家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这都表明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末年的孔子肯定天命，但同时少言天道，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战国初墨子反对天命，但主张天志。老子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尽管学术界对老子“道”和“无”的含义至今仍有争论，但老子的观点毕竟将中国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以后孟子和庄子分别继承发展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易传》主张太极为天地的本原，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管子》以“精气说”强调天的物质性；荀子肯定“天行有常”，提出“制天命而用之”；韩非继承了老子、荀子的思想，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改造。上述观点使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天道观相联系，先秦哲学还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提出“两端”、“过犹不及”的观点，反对片面性。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易传》提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肯定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普遍的规律。

人道观
即关于人生和为人之道的根本观点。相对于天道观而言称为人道观。它也是先秦哲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周代“以德配天”思想的形成和西周末的疑天思潮的蔓延，兴起了注重人事的观念。子产强调人道的重要性。孔子提出了以“爱人”和“克己复礼”为中心内容的仁的学说。墨子主张“爱无差等”，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老子反对各种具体的道德说教，主张以“无为”、“抱朴”为理想人生。孟子在孔子“仁”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仁义礼智”，并进而探讨人性问题，提出了性善论。而同时代的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也”。荀子反对孟子的观点，主张性恶论。庄子发挥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无以人灭天”，反对积极入世，追求“逍遥”的精神境界。
（这可以说是入世哲学的一种启蒙了.天道观很多地方是出世哲学的启蒙）

古今观
即历史观。春秋以前中国哲学的历史观的基本形式是天命论，认为天生下民，授命君主治民，社会治乱取决于君主是否顺天应人。西周末社会发生巨变，人们对历史特别是古今问题亦形成许多新见解。伯阳父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影响社会的经济状况，据此预言西周将亡。诸子百家中，儒家承认历史的变化，但强调古今间的继承关系。孔子考察了礼的因袭和损益，注意到社会的变化对礼的影响，主张维护周礼；孟子把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治一乱的转化过程，肯定先王之道的普遍性；荀子提倡“法后王”，但也认为先王后王有一贯之道。墨家重视历史经验，主张“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道家则美化“小国寡民”的远古社会，主张绝圣弃智，复古倒退。法家与儒墨道诸家不同，强调古今不变。商鞅认为历史可分为上中下三世，韩非进而主张“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提出一种进化的历史观。

知行观
即认识论。随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认识问题已引起先秦哲学家的重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的问题。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强调“学而知之”。兼重学与思、知与行。墨子提出三表，以为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孟子区别“耳目之官”与“心之观”的不同职能，指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老子区别“为学”与“为道”，否定感性经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认识方法。后期墨家把认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注意到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在认识中的作用。荀子对认识的来源和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既注重感性认识又肯定思维的能动作用，对先秦哲学的认识论进行了总结。

名实观
即关于名称与现实或概念与实在关系的根本观点。面对春秋时名实相悖的现实，孔子主张“正名”，强调以礼为原则做到名实相符，言行一致。墨子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指出“道常无名”。庄子进而主张“大道不称”，但又认为“名者，实之宾也”，肯定实对名的决定。名家从合同异与离坚白两个方面论证概念同具体事物的关系，分析了事物及其概念的异同关系。后期墨家将概念区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认为它们反映的实有不同范围。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将名区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和小别名，分析了名实乱的表现，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以上主要为春秋时期哲学兴起时.然后应该是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和现代哲学.以后会找资料填充.

附录：敬天保民思想
周初统治者的新认识：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
统治者要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
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民臣服；
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用严刑峻罚来迫使臣民服从。
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的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
周初期统治的基本政治和基本的治国方针；
从而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齐国的思想家晏婴，多次拒绝国君的赏赐和封邑。他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基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如他住的地方离市场很近，喧闹嘈杂，齐景公想给他换一处住宅。晏婴说，由于地住的离市井近，了解物品价格的贵贱，知道“踊贵屦贱”，这是齐国刑罚太重的原因，劝齐景公省刑。 晏婴说：“君民者，岂以陵民 ? 社稷是主。”
　　《国语·鲁语上》记载：长勺之战，曹刿说：“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这些记载也表现出神是听于民的，“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这是一种轻天、轻神、重民的思想意识。
　　《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襄公用 曾子 ( 小国 曾阝之君 ) 为牺牲祭于次睢之社 ( 当是睢水之旁的社 ) 。

司马子鱼批评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 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 齐桓公存三之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 ? 得死为幸。”司马子鱼认为，用人为牲去祭祀“淫昏之鬼” ( 指次睢之社神 ) ，是失德的。民才是神之主。宋襄公如此用人祭，是不会得到庇护的，而最后是难得善终的。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 ”人祭、人殉都遭到极大的遗责。
　　春秋时期，在有识之士眼中，民是重于神的。
　　民的地位也是高于国君的。齐国晏婴就认为社稷和民是重于国君的。大臣的工作是为了社稷和民，而不是为了国君个人。齐庄公因与崔杼之妻私通，而被崔杼杀死。
　　晏婴不从其死，说：“君民者，岂以陵民 ? 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孟子亦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把民看高于国君、高于社稷，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思想，表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民”的重视。民是国之本，这种民本思想是可贵的。

附录：春秋也产生了唯物辩证思想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周天子地位下降，日益衰微，而诸侯大国迅速发展，成为霸主国，如齐、晋、楚、秦等。
　　诸侯国内的一些旧贵族也沦为下层平民，甚至奴隶。《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国的贵族时说：“栾、 谷阝 、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录。”就是说，象栾、 谷阝 等大贵族，已经降为奴隶了。又如晋国出现了公室卑弱，“政在家门”的现象，最终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后果。而齐国姜氏贵族权力丧失，发生了“田氏代齐”，江山改姓的悲剧。这些史实在思想家的头脑产生了极强烈的反映。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晋国史墨云：“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种思想具有朴素的辨证法因素。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生了疥，已经一年了，还不见好，并且由疥转成热虐。有人请诛祝、史，告诉齐景公说：“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晏婴认为，景公之病不能归罪于祝，史。
　　今齐国之政腐朽不堪，“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於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 君若欲诛於祝、史，修德而后可。”
　　晏婴不相信景公的病是由于祝、史祈祷不力而致，一口气尽数齐之敝政，斩刈民力之罪，规劝齐景公为政以德、以仁，可谓用心良苦，也说明晏婴不相信鬼、神的唯物主义思想。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昭王认为：“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祀河。 公元前 489 年，楚国又出现灾异之象，”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太史认为，这是“灾异”之象，要降到楚王身上，“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 ? 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 ? 有罪受罚，又焉移之 ? ”遂弗禜。 楚昭王不相信灾异之说，弗祭、弗禜。孔子曾赞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公元前 516 年，齐国出现彗星。按照当时的说法，彗星出现，也是灾祸的象征。齐景公赶快使人禳祭。晏婴认为，假如国君有美好的德政，还怕什么彗星 ?反之，如果国君象桀、纣一样暴虐，违大命而乱德，那么既使祈祷又有什么用处 ?
　　春秋时期，无神论和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皆已产生。人们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两个
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些对立的方面是相互转化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这些思想表明人们对事物、对社会认识的深化，代表当时社会的先进思想。

其实有看过的人应该能看出来.后面的分章是《中国古代哲学史稿》的样子.我也是按照这个目录整理的.但是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而是自己填充各种资料而已

二、
公元前707年随国的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恒工六年）
公元前663年虢国的史嚚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可以算是一种民主意识的觉醒？！应该说民主意识在有识之士的思想中已经形成.并且逐渐发展完备.

西周末年，史伯的“和”“同”之说（以前貌似有识之士中姓史的挺多啊）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
“和”是不同元素的互相混合、掺和（“以他平他”）
“同”是同一种元素相加（“以同裨同”）
“和”能产生新的东西并得到发展；“同”是相同事物的简单相加.既不能产生新的东西也不会有发展。五种不同的元素互相配合，构成了万物。

奇正相生
公元前508年,孙武运用“奇正相生”的方法,指挥吴军夺取了楚国的居巢。吴人诱楚伐吴,以支持依附于楚国的舒鸠人讨伐背叛楚国倒向吴国的桐国。楚将囊瓦率军向桐城方向进发。孙武把吴军一分为二,以开往豫章为正兵迎战楚军,潜师往居巢的为奇兵。囊瓦发现有吴军船只在豫章,认为吴军主力在那儿,就急速赶往豫章。孙武把到豫章的正兵一分为二,让部分战船和部队故意显示为正兵,另一部分精兵隐蔽埋伏到从豫章到居巢的路上为奇兵,这是以正为奇。
　　楚军到豫章后吴军正兵撤退。这时,楚军侦得吴国大军奔袭居巢去了,认为上当,便急忙向居巢进发,忽视了豫章的吴军。楚军刚从豫章出发,埋伏的吴军突然杀出,撤退的那支吴军也从后面赶来一起把囊瓦之师打得大败,是转奇为正。接着,击败囊瓦的吴军与袭击居巢的吴兵合围,吴军再次变奇为正,共同攻克居巢,俘虏了镇守居巢的楚国大夫公子繁,取居巢而还,取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战胜敌人的方法无穷无尽,出奇制胜是最基本的方法。孙子说:“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用正兵应战敌人,以奇兵袭击敌人而取胜,就是出奇制胜。
　　什么是奇?这个奇又怎么个出法呢?奇兵是出乎敌人预料之外,能击敌人所不备,所以能取胜。
　　奇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在敌人无备的时间、无备的地点出现的兵力:二是秘密武器,敌人不了解,从未见过的新型武器；三是新的战斗方法。一般所谓奇兵多指第一类。在敌人无备的时间和地点袭击敌人,不但在卫星布满全球的今天是困难的,就是在古代也是很困难的。
　　孙子的办法,出奇主要是“变奇”,是奇正互变。因为在敌人的有备之中总有无备之处,孙子说:“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因敌人所备而变化奇正,就能出奇。话虽是这么说,到了战场上怎么个变法呢?我们不妨看看孙武自己是怎么变的。
　　正与奇讲的是意与不意,备与不备之事。唐人李靖在与太宗李世民论《孙子兵法》时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太宗说:“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唐太宗深得孙子奇正之三昧,奇正就在意与不意之间。
　　既然奇与正在意与不意、备与不备、虚与实之间,那么出奇制胜也就有了广阔的天地。孙子认为:奇正就像音乐家创作乐曲,画家创作图画,厨师创作美味佳肴一样是不可穷尽的。不过,出奇制胜的本质是创新,只有新才会奇。如果模仿前人而无创新,自以为是出奇制胜,被对方看破,则势必会遭受惨败。
　　我方要出奇制胜,对手也会想尽办法出奇制胜。我方之不意、不备和虚弱之处,即可能是敌人出奇之地。所以,主帅要对战争全局考虑得十分周延,避免精力过于集中于某处而忽视全局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出奇制胜必须建立在真正的知彼知己上,诸葛亮施空城计是建立在对司马懿多疑而谨慎的性格把握上,司马懿不敢闯入西城,是他不了解诸葛亮有在关键时候也会弄险的一面。
　　“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只要有心,就能创造出奇制胜的现代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