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资本绑架下，作家如何坚持独立性？
莫言：汪曾祺（上世纪）40年代写过一篇读书文章，就对小说现状深感忧虑。当时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很多小说读者变成电影院观众，汪曾祺认为小说走到穷途末日。几十年之后这样的忧虑依然存在。我想起晏殊的诗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某种文学样式衰退了，被另外的样式代替是无可奈何的，但生活里毕竟需要文学艺术，就算小说不行了也会有别的艺术形式。面对纷繁复杂信息爆炸的时代，作家需要有定力，不被外界诱惑。90年代初期一些作家下海，也有一批躲进书房写作的作家，就是后来的“陕军东征”。我也没经得住诱惑，当时写剧本3000元/集，我写了10集，一集15000（元），税后，觉得占了巨大的便宜。结果平凹的《废都》赚得更多。有的人可以一辈子干很多事，但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干好一件事。像我这样，中等偏下智力，一件事都不见得干得好。 问：莫言提到作家生活中可以有好恶，但写作时应抛在一边，这种说法有点绝对？莫言：中国有句老话，叫“说归说做归做”，这是个提醒，我只能尽量做到这一点。老虎活着的时候咬死很多人，咬死猪和羊，那个时候打死老虎的人是英雄，等到老虎死后再去拳打脚踢，就有些过分了。日本侵略中国战败之后，当年一些举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人摇身一变欺负日本遗孤……其实好人和坏人之间有一大段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也是作家施展的最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