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赛博士的性史位置
一般而言，从美国 1950 年代开始，金赛的研究于焉奠定了美国当代性学的基础。从著名的昆虫学家转行到性的研究（从 Wasps 转到 WASPs）（注 1），他从生物的“多样变化性”以及“动物行为”观点，大量搜集各种人的性行为模式，并且刻意剔除各种社会文化面的解释因素。因为他的书大为畅销，他的研究取向就为后来的美国性学发展铺路。金赛的生物学观点的切入，固然非常地重要，但是他的其他相关取向，则在他之前的美国性学研究中，其实早有发展。

在美国二十世纪上叶，“防止性病”、“维持纯净婚姻”一直是性学及性教育专家特别注意的性问题。比较不像欧洲如 Krafft-Ebing、Havelock Ellis 等重视“性”的多样变化性，美国的取向早以“异性恋婚姻”为主流关切。也因为如此，“大量问卷”式的人口取向研究早已是重要的方法。又因为“科学主义”的发展，以及受欧洲开明观点的影响（如关于性变态），“中性／不带判断”的态度也在早期的医生中浮现。从 Morrow、Exner 到 Dickinson、Davis 等，都是美国当代性学的先驱。其中 Katherine B. Davis 更为性学研究与调查的制度化，有重要的贡献。在这个历史脉络中，Rockefeller 基金一直提供大量资助，就像它以后资助金赛一样（注 2）。所以，金赛虽
是外来者，但美国性学传统对他的方法并不陌生，包括与他共享的“异性恋婚姻”关切；一旦介入其中，金赛就稳稳地立足于性学传统之中。当然，这也不是否认金赛“生物”及“生理”观点的重要性。他的“生理”观点、强调“性最自然”的立场、把“算高潮次数”当作他性学的度量基础，都对后来的性研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二、新性学论述的确立与问题；Masters & Johnson及其他
不同于半路转行的昆虫学家金赛，William Masters 本来就是医生，他小心翼翼地等到 38 岁，成为一有名的妇产科医生后，才开始做关于性的研究。他更策略性地选 Virginia Johnson 为研究伙伴，成为一个“两性队伍”（dual-sex team），以便于对女性进行实验。就这样，M/J 一开始就把他们的性学研究稳稳的建基于医学权威上。另方面，因为他们的 Human Sexual Response（1966）非常成功，打入了大众市场，再加上他们开始应用他们的生理学研究成果，开始“性治疗”（sexual therapy），更使社会上许多“有问题”的夫妇趋之若骛。所以，站在金赛的基础上，M/J 所开出的美国当代性学发展策略，是以医学权威为根，而走向大众市场。

在当代美国性学瓦解了 19 世纪的“正常／变态”与“双性”模型、提倡新的性愉悦来维持异性恋主流婚姻制度后，吊诡与反讽的是，在“新愉悦”的医疗论述中，却伴随而起了新的医疗规训、新的“正常与病理”。无论是 DSM-III（1980）、DSM-III-R（1987）或 DSM-IV（l994），“性的功能障碍”dysfunctions 或“性与性别认同的错乱”disorders 中的各种不同的病态，均是扣合着 M/J 的“性反应循环”为蓝本的（注 16）。凡是“循环”中提到什么功能或阶段，如果在一般男女身上看不到，那就是障碍或错乱，就有进行医疗的需要及正当性。如在 excitement 阶段，就有 female sexual arousal disorder 及 male erectile disorder 两种来对照。在 orgasmic 部分，对照的“错乱”就更多了（注 17）。在医疗的正当性规训之下，文化、社会、家庭、男女权力关系等等可能的“外在”原因，就显得不重要，而心理、或更重要的生理机能、乃至医疗技术的“修正”，才是主要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 DSM 所挟带的物质规训的巨大力量。它是精神医学诊断的官方标准、法庭上承认它、医院及心理治疗以它为记录的单位、保险公司理赔根据它、研究者及教师以它为分类标准，而国家机器、媒体、婚姻制度机构都依靠它来做记录、分类、估算，以及讨论和炒作的题目（注 18）。这，正是主流权力知识的“命名的力量”。

泌尿科、精神科医生、也是 1993 年美国性学“金赛奖”得奖人的Leonore Tiefer，在她的 SEX is Not A Natural Act & Other Essays 之中，正是以“帝国主义”来表示她对泌尿医学的不满、关切性学的被殖民，以及显示性学需要大幅的反省（注19）。

前面我们提到，在 M/J“同性”模型中，透过“性愉悦”对女人的新规训；但在泌尿科的逻辑中，女性基本上被忽略掉。使得这种逻辑可以和传统“男性性”（Masculinity）紧密的结合。根据 Tiefer，泌尿科“阴茎填充术”（penile prosthesis）对男性的诱惑，在于它对男性的“问题”是一个“技术”的解答，不涉及心理及权力关系等复杂问题。就如运动伤害是运动表现差的常用借口。阴茎伤害也开始大量被医疗权威用来当作是性交“表现差”的正当理由（注20），这种男性可以不负责任的物理／生理伤害、及其技术性的“修补与校正”，相当符合传统男性性的模型。这种大量“医疗化”男性性的取向，也为大众媒体所喜爱，因这是一种“干净而清洁”的医疗化“性书写”。一种没有猥亵、没有色情、男女都可剪报的性书写。

在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 1）中，福柯从许多角度来说明“压抑说”的问题，说它不是历史事实、远不如想象来得强，更重要地，是它（如在十九世纪压抑究竟是较多或较少之类的问题）无法确实有效地说明历史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与形式。避免用压抑的语言，福柯得以说明十九世纪里，医学论述对各种性错乱、性变态的“新人类”、“新族类”（注 22）的权力的穿透。一方面，各种“性变态”的法律制裁要比十八世纪前宽松，另方面，医生的注视、倾听、描述、分类与禁制疗养则取代了传统“警察与狱卒”的压制。总之，把性“放进论述”的权力发展策略在十九世纪大幅发展，特别是医疗论述。那么，二十世纪是否是连续的状况呢？哪些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类与族类”？

从性学论述的发展史而言，性学医生与“无欲族”的罗曼史可有四个阶段：迷惑不解、（自我修正后的）发现与命名——ISD、驯服与关切、成为性学开发潜在市场的新工具。

五 、讨论了“无欲族”后，我们现在来看“变性族”（transsexuals）
从 1950 年代 Harry Benjamin 开始研究与推广“变性主义”（transsexualism）之后，美国性学医生、还有许多呼应而起的“性别认同诊所”（gender identity clinic）在 1970 年代大为风行。医生们以先进科技来改变身体性器官，借以解决身体与性别认同彼此不能协调的问题："One sex trapped in the body of the other sex"。这除了代表性学又一个广大的潜在市场之外，还有许多进一步的意义（注 27）。首先，一个大背景是美国在 1960 年代以来“性别区分”逐渐模糊化下的一种广泛的焦虑。所以，性学医生所创造的“变性主义”，事实上是在重新肯定性别范畴的截然区别：从男到女或从女到男的重大变性手术，正是肯定了“男／女”的重大区别（注 28）、也肯定了这种区别只有个体生理上的意义、进而排除这区别的社会建构意义。虽然社会上性别区分逐渐模糊化，但变性主义保证治愈各种的“性别叛变”。

于是，新性学的“新人类与新族类”继续的滋生、繁衍，福柯的“性史”也继续着——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角度里。

（注6）参考Thomas Kaqueur, Making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1990/2, Harvard)。
（注 7）这是取"form difference to sameness"的历史发展意义。近代“同性”与“双性”两模型有一重要的共同基础；它们都以近代以来的医学权威为根本。而 Laqueur 所讨论的“单性”模型，如在希腊时代，则医学与政治、社会彼此平行。对 sex 而言，没有特别的权威。
（注8）参考Janice M. Irvine, 正文中引用，ch.1，以及 Lynne Segal, op. cit, ch.3。
（注 9）见金赛，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1953), p. 347。
（注 10）参考 Janice M. Irvine，正文中引用，第二章。Lynne Segal, op. cit., ch.3。Leonore Tiefer, SEX is Not A Natural Act, ch. 4, "Historical Scientific, Clinical, and Feminist Criticisms of ‘the Human Sexual Response Cycle’ Model" (1995, Westview)。还有M/J 的死敌 Bernie Zilbergeld，见Bernie Zilbergeld and Michael
Evans, "The Inadequacy of Masters and Johnson," Psychology Today, August 1980, pp. 29-43.

（注 21）参见 Leonore Tiefer, op. cit., ch. 18, "Might Premature Ejaculation Be a Physical Disorder? The Perfect Penis Takes a Giant Step Forward"。
（注 22）从最有名的“同性恋”、“歇斯底里”，到许多其他：zoophiles, zooerasts, auto-monosexualists, mixoscopophiles, gynecomasts, presbyophiles, sexoesthetic inverts, and dyspareunist women，到 children wise beyond their years, precocious little girls, ambiguous schoolboys, dubious servants and educators, cruel or maniacal husbands, solitary collectors, ramblers with bizarre impulses。见福柯《性史》第一册，pp. 40-43，英文版。台湾市面流行的两种中文翻译版都绝对不可信。
（注 23）如果 19 世纪医生的注视、倾听、描述、分类与禁制疗养是坐落在身体的“表面”，则 20 世纪医生新的关注点往往在身体“内部”。透过科技，他们穿透、重塑、复制、填充、模拟与监视。
（注 24）当然，这不是说，“同性恋”这种“错乱”不曾出现在DSM 之中。它当然也在其中，但因为同性恋者在 1970 年代全面示威包围的结果，医生们只好把这种“错乱”除名，请出 DSM 之外。这是从“分类的真理”转移到“分类的政治”！
（注25）参考Janice M. Irvine, op. cit., ch. 6, "Repairing the Conjugal Bed: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Modern Sex Therapy", pp. 21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