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中说祝臣“常以安定、伯醇自期”，这不是一般人懂得说的话。胡安定后人还知道一点，程伯醇则虽是北宋之大名人，但同时稍后之名人就有不知道他的，《四库全书》中也很难找到他的记载。仅从这一句看，此《墓志》为伪作的可能性便已很小。（程颢字伯淳，写作“伯醇”者极少，亦极少有人知道。北宋唯范纯仁祭程宗丞文写作“伯醇”。南宋孙奕、魏了翁有关于“程伯醇”记载，魏氏有“生儿须拟范孟博,论士亦知程伯醇”一联，典出孙奕《示儿编》陈莹中不知程伯醇的故事。）
既然“少师”无疑，宣国公也见于宋哲宗“赐谥”的文字，看来也没有什么疑问。但是，这篇《墓志》也有可疑之处。《志》中“仍兼兵部尚书、都督征讨大元帅”的记载，是应该打个问号的。原因有二：一是编纂族谱的后人，有时会忍不住自己给祖宗“加官”，《祝氏世谱》明、清两代重修，后人有此机会；二是“大元帅”一职，在北宋前期和南宋都有记载，但祝臣的年代却没有别人做过。而“征讨大元帅”更是不合理的头衔。
总之，我认为，以情以理，此墓志大致可信，但后人很可能稍有篡改。
也许有人认为祝臣既然曾言“新法不便”，受高太后重用，怎么可能在绍圣二年拜“少师上柱国，封宣国公”呢？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祝臣在元佑后期已经因为得罪朝中大臣，出任外职，大约已不算在“旧党”之列了。其次，他在绍圣二年回朝封官是因为“军功”，与“新旧党”之争未必有什么牵连。
再说祝常。祝常在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卷八中列为胡瑗（胡安定）门下。《浙江通志》卷123记为“太子少保”，卷177《衢州府．儒林》中有较长的文字，如下：
祝常，《两浙名贤录》：字履中，常山人（吴注：“江山人”之误，因其名“常”而笔误），从胡安定学。操履端毅，未尝以辞色借人。登进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时有诏解三经义，（祝）常出正义，反覆辩难，论者韪之，遂忤（王）安石意，出令平阳，终殿中丞。有《蓬山类苑》、《元诰正谟》诸论及《清高集》行于世。
《祝氏世谱》内页写祝常为“平章”，《浙江通志》卷123记载是“太子少保”，而以上记载说“终殿中丞”。初看起来，好像其中有些矛盾。其实，依我看，这也许大致是历史事实。“太子少保”不可疑，但为什么官越做越小，小到“终”（去世）时的“殿中丞”呢？原因很可能与“新旧党”之争有关。绍圣二年之后，“新党”全面得势，祝常如果政治立场倾向于“旧”，甚至不附于“新”，那是很可能“官越做越小”的。这－－可以解释“太子少保”“终殿中丞”的原因。而“平章”可能是“同平章事”之类，与“太子少保”之秩相符，《世谱》虽然此处也可能私自给祖宗贴金，却也未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