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百越民族的迁徙与文化交流，一直是研究古越族文化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相关文献的匮乏甚或相互矛盾，也阻碍了对这一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而同时，大量的考古发现则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提供了契机。本文即在对古越族分布地区出土的一种特色器物—镇—的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迁徙活动作一种尝试性的探索。
一、镇的命名
在吴越和百越为主体的地区，出土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器物，它们主要分布在广东西部和浙江东北部，另外，在江苏南部和湖北的个别墓葬中也有零星的出土。该类器物的基本特征为：器体绝大多数呈近半球形，略扁，多有纹饰，个别为素面，顶部有钮和活动的环，平底，腹部中空或灌有铅块，质地有铜质和原始瓷器、陶器、玉器等不同的材质。对于这类
器物，目前尚无统一的定名，有人根据其外形直接名之为圆球形器[1]，有的称其为坠[2]
，也
有的呼其为铃或铃形器[3]，有的叫作权或权形器[4]；
，还有人称之为镇[5]
，定名的混乱反映了人们对其功能认识的模糊。孙华在《半球形器用途考略》[6]
一文中排除了其他名称的可能性，肯定了“镇”的命名，并进一步论证其为压席之器，与汉代的铜镇形不同而作用相同。周燕
儿的《对绍兴出土战国权形器的思考》[7]
也阐述了这一观点。

我们看到，除了上述各种半球形器外，1972年在广东肇庆松山北岭发现了4件所谓的“方形器”，除了器体为方形外，总体结构与半球形器一致，上部都有纽和环，器体布满纹饰，底平，器中灌铅柱，大小也相去不远，并且也是4件成组出土，作者认为其为某种器物
的一部分[8]
。从该类器物的形制和出土情况来看，应该是和所谓的半球形器在功能上是一致
的。因此，仅仅根据外部形状来命名是不合适的。而这种器物与铃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9]
。铜坠的命名显然没有什么证据。从这类器物的形制上来说，与秦权是最为接近的，然而从其出土情况来看，我们看到，除了个别遗址外，绝大多数遗址中，该类器物都是成偶数出现，
尤以4个同出最多。而且，在出土情况比较明确的如曾侯乙墓[10]
、松山北岭墓等，4个此类器物摆放的位置近成梯形或长方形。而绍兴印山越王陵出土的19件玉质该类器物中，除了一件发现于盗洞扰土中外，其余18件均发现于中室，有的见于南北两侧的挡坎上，有的则发现于靠近挡坎内侧的底面上。在中室的东北角发现有两处竹席或竹编痕迹，在此之上还压着两个此类器物。从其分布的情况来看，排除盗墓者的扰乱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基本
上呈长方形紧贴着墓壁分布于中室的东部[11]
。这些现象都与周文所分析的压席之镇更为接近。而且，多数铜质器上华丽的花纹，尤其如曾侯乙墓所出上装饰的精美的浮雕龙纹，具有强烈的装饰性意味，也显示了该类器物的不同寻常，与讲究实用精密的权相去甚远。因此，我们认为，这类器物的功能基本上是清楚的，应该是作为镇来使用，或者即是压席之镇。当然，在有的墓中，虽然也未被扰乱，但从其组合和分布位置来看，似于与镇的功能相去甚远，如在四会高地园遗址仅出土一件，简报中说该墓葬未被扰乱；在淮阴高庄墓中，出土了6件，均放置于一个大铜鉴中，对此，周文也未作具体的解释。我们在后面将对此作出相对比较合理的推测。
二、形制与年代
在出土的各类镇中，原始瓷和陶质的镇应当是仿照青铜镇而制作的，因此，我们主要根据青铜镇和玉镇来判断其年代和发展演变的过程：
1、1972年肇庆北岭松山墓出土铜镇4件，整体呈方形，上部有纽和环，四周饰雷纹。器中灌有铅柱，下部也有铅皮，长宽高均为6.3厘米。该墓的年代一般认为是战国晚期到秦
汉时期，黄展岳[12]、李龙章[13]
认为是南越国墓。该墓出土的铜II式鼎、附耳筒、陶瓿、陶罐和陶盒等器物则与广州秦与西汉早期墓所出相近，而铜三足盘、提梁壶、罍等则具有明显的战国特点，同时，该墓不见有常见于两广汉墓的陶壶、钫、鼎、盒等器物，因此，将该墓定为战国秦汉过渡时期是比较合适的。
2、1974年广东四会县龙江高地园M1出土铜镇2件，为大半个圆球体，顶部有环和纽，其中一件纽下和近底处饰一周雷纹，中段呈瓜棱状，高6.8，腹径8.6厘米。另一件纽下也
饰雷纹，中部和近底处为两周云雷纹。该墓的年代简报作者认为当在战国早中期[14]
，而李文
认为当晚在秦汉之际。该墓出土的匏壶与德庆落燕山墓[15]
所出形制一致，
后者的年代当在战国中期[16]。而与广州早期汉墓的匏壶有着较大的区别[17]
，其他诸类器物与广州汉墓的同类器物也明显不同，其年代应至少在战国晚期之前。而该墓出土的铜镇则与淮阴高庄战国墓的铜镇非常接近。鉴于该墓出土的器物与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西汉早期的器物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我们认为，该墓的年代可能在战国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
3、1977年在广宁县铜鼓岗M14出土铜镇1件，器体为大半个圆球，顶部半环纽，纽穿圆环，器内顶部灌铅块加固，底边内收。纽周饰涡纹，主体为三组凤纹，近底饰一周S
形云纹，通高5.2，底径6厘米[18]
。该墓的年代，简报认为当在战国晚期，李文定在西汉早期。从出土的器物来看，该墓的年代定在战国晚期是比较合适的。
4、1978年在淮阴城南乡高庄村墓出土6件，铜铸外壳，内充铅锡，整体球形，平底，
顶有环纽，纽四周及底缘饰云雷纹，球面饰直条瓦棱纹[19]
。该墓的年代，原报告定在战国中
期前后，朱凤翰以为是为战国早期[20]，王厚宇认为当在战国早中期[21]
。从该墓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纹饰来看，将其定在战国早中期时是比较合适的。
5、1977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4件，大小、形制、纹饰均同。呈半球形，中空，平沿，定有衔环，龙形纽，面部雕着八条浮雕状的龙龙身饰鳞纹，龙与龙之间空隙处有十四个高出盖面的小圆圈，圆圈内原有镶嵌物，已脱落。高8.0，直径11.8厘米，重1.25
公斤。该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22]
。
6、1995年在绍兴福泉镇洪家墩村猪头山坡出土3～4件，仅一件可以复原，器身呈半圆形，较低矮，铜铸外壳，内灌铅、锡类渣质，顶面饰宽凹弦纹两周，中央为勾连粗云纹，
腹部铸宽凹龙纹8条，分上下两组，以梭形纹界格，高6，腹径8.9，底径8厘米[23]
。周文
认为其年代当在战国晚期，与广宁铜鼓岗相似。从该器的纹饰来看，这种顾首龙纹加梭形界格的纹饰，在楚国青铜器中常见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器物，如淅川下寺M2：54铜鉌表面
纹饰[24]
。因此，此器的年代最晚当在战国早期。
7、绍兴印山大墓M1出土玉镇19件，其中有18件出土于墓室内，1件发现于盗洞内。形制、纹饰和质地都相同，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表面通体抛光，整体呈馒头状，实心，顶面呈弧形隆起，上有一扁圆形小纽，纽上横穿细孔。器体有一周八条纵向的折棱，将其分为八
等分的区域，底平。器身通体阴刻细勾连卷云纹。该墓的年代一般认为在春秋晚期[25]
。

略短外，形制则与吴越式铜剑一致。松山北岭的年代明显较其他组为晚，因此在器物形制与组合上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该墓的方形铜镇和长铜剑应当也是受到了于越文化的影响的。 这样，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镇是春秋战国时期越人的特色器物。其原产地当在浙江以绍兴为中心的杭州湾地区，是生活在越国腹地的越族的一支在春秋晚期创造使用，并大量流行于战国早中期的一种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器物。更进一步的说，它们极有可能与越国王族关系比较密切。在越国强盛时期，曾经影响到了周边地区。越国败于楚后，使用镇的人群将其带到了广东西部地区，这时期及稍晚时期在广东西部发现的镇应当是直接从浙江带过来，而不是当地的产品，因此形态上与后者基本一致，而且最早出有铜镇的高地园M1与越国地区出土器物的相似程度也是最高的。但随着这些人群与当地越人的融合，这种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持。因而，该地发现的镇不仅数量少而且不成规律，墓中出土的器物组合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而到了秦汉之时，其形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表明他们已经是受到了用镇习俗的影响而于本地铸造的产物了。此后，随着这些人群完全融入到了当地越人中去，这类器物也最终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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